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转变与革新
来源：新浪历史 作者：黄道炫   2016-07-31 17:21:14

黄道炫

有人说，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国际主义立场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员，我觉得这一点终整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都没有改变，当然，其中会有一些重心上的变化。抗战时期，面对民族自卫的重任，中共更强调民族利益，保家卫国，这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当时共产国际的立场也不冲突。事实上，中共的这种政策转变本身就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产物。

另外，中共抗战时期十分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与确立。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代表了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在地化追求，毛泽东说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把民族放到首要位置，这些的确显示中共的立场和之前有了微妙的改变。不过，对这种改变的评价，要放到当时当地环境中具体考量，并且要前后照应，不仅要看到1949年前，还要看到49年后。

按照经典的解读，中共在中国的思想接续主要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大力引进近代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为中共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语言环境乃至人才条件。事实呈现的经过也的确如此。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总体上看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应该说，中共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是那么融洽。五四后，社会思想的总体趋势也是如此。不过，抗战时期，中共的文化政策有所调整，适应着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需要，中共重视对民族精神的发挥，从传统中吸取资源也成为中共文化发展的途径之一。当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传统观念在中共这里更多还只是用的成分，马克思主义毕竟更强调决裂，与西方传统尚且要决裂，更勿论中国传统。

抗战爆发后，中共迅速向华北出动，力量扩散至整个华北。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形势，中共审慎估计各方力量变化，因势利导，强调要独立发展、建立根据地，在日军、国民政府和地方力量间求取自己的有利生存空间，实现政治、军事目标的利益最大化。具体到几个省，在河北主要是依靠八路军武装直接进入，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发展武装；在山西则通过薄一波与阎锡山结成统一战线，高层的默许和武装的进入同时进行，使山西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基干；在河南通过上、中、下层的多种方式的统一战线寻求生存发展的机会，一度实际上控制部分地方政权。中共在华北的出动，将一支最初仅三两万人的偏师，在一年时间内，即打造成华北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堪称政治力量寻求发展的奇迹。

有人可能会说，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利用了日本的侵略，但是要知道，中共进入华北并在此扎下脚跟是和国民党军在华北的的大规模退却几乎同时进行的。对于国民党而言，华北本来就不是其核心地区，所以其防御重心并不在此，而对于中共而言，由于其基本区域在与华北仅一河之隔的陕甘宁，华北的安危攸关生存，所以无论从民族利益还是自身生存都可谓义无反顾。中共进入华北时，做好了艰苦奋斗的准备，但在抗战初期，由于日军不断向中国纵深推进，华北地区意外地形成真空局面，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抗战期间，中共和农民的关系大概是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中共放弃了土地革命的策略，转而采取温和的土地政策，以减租减息取代没收土地，而且认真予以贯彻。中共的这一努力，避免了农村社会的过度震荡，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无论从生产力还是社会关系看，这一时期，中共的根据地都呈现稳步推进的态势。另外，中共有效的政权建设和良好的军民关系，保证了中共政治上的支持度。后者应该是中共一以贯之的长项，而前者却是抗战时期特有的。

中共一贯是以革命、改造为职志的。从苏维埃时期开始，中共就在社会动员、治理和组织上做了大量工作，也的确收到了实效。抗战时期，延续了中共的这一传统，不过，随着经验的增长，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了。苏维埃时期，各根据地分割得很小，社会经济关系比较单纯，干部来源也有限，所以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不断进行的战争也使扎实的社会建设工作难以持续开展。抗战时期，根据地领域变大了，干部来源也丰富了，许多知识分子充实进中共的队伍中，发挥了卓有成效的组织作用。另外，不少根据地也有了持续的社会经济建设时间，社会动员、组织比较充分。不过，总体上看，抗战时期的动员方式和治理结构大体还是延续了苏维埃时期。至于三三制这样的政权成分规定，应该是适应抗战时期特殊需要提出的，很难说会对中共的政权建设发生太多实质性影响。

中共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原因很多，历史学者如果愿意用列举法的话，大概列个几十条都没问题，但是列举出来，真正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也未必。一件事情完结了，所有的前因都会指向最后的结果，但在事情进行过程中，并不一定会显得这么有逻辑。所以，面对这样的大问题，在没有足够多的严密的实证研究背景下，还是放一放再说为好。

我倒是觉得不妨先看看国共两党都做了什么。当然也不能说因为中共胜利了，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导向胜利的原因，而国民党没有做的都是自饮失败之果。但是有一点，我想应该承认的是，中共的信仰体系、严密的纪律、细致入微的工作，这个的确是国民党所没有或做不到的。国民党的一些问题在和平时期也许不致命，但在两党较量的时候，可能就会成为他的致命伤。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为依存，这是历史事实，不是宣传，也不是曲笔。在日军大兵压境的背景下，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是必须的，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民心士气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和日军展开正面对垒，阻遏日军的前进步伐。离开了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八年全面抗战能够持续进行是无法想象的。我想这一点道理甚明，无需多言。

敌后战场的存在也绝对不可轻视。应该说，这的确是中共在抗战时期为民族生存做出的巨大贡献。正是因为中共在日军后方的持续生存发展，有效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并使其始终存在后顾之忧，难以放手进攻大后方，大大减缓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当时的状况下，中共在敌后的生存发展，其艰难程度可能要超过我们的想象，对日军的威胁也不应低估。要在日军眼皮底下活下来，肯定不是国民党所谓“游而不击”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少了任何一部分，抗战的进行恐怕都会艰难得多。

当然，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战场的一部分，日本置身中、苏、美这样的多角关系中，其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欲念使其作茧自缚，中国最终的成功，有自身艰苦奋斗的努力，也和国际对德、日的协力反制密不可分，这是我们观察这场战争必须有的国际视角。

对于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和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样的事情，根据我的理解，设立国家公祭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是要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态度，表达中国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反思、纪念是为了警醒。我支持这样的做法。上世纪的那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国人民承受了被强加的灾难，这些历史的教训都应该记取。相反，日本一些人做出的为神风特攻队申遗这样的举动，违背了人类珍惜生命、追求和平的基本价值，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绑架爱国情怀，这不是一条当代人应该走的路。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背景下，第一次取得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中，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近代以来失去的大量领土，并在战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应该都是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以来得到的最大成功。中国以一个老弱的前近代国家，依靠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艰难支撑，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既挽救了自身免于沦亡，也为国际社会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样的历史就整体而言足可以彪炳史册。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内战及其成败，固然和抗战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但总的来说，那毕竟还是另一层面、另一时段的问题，两者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过，无论国内政治怎样变化，都不应否认抗战胜利为中国民族复兴奠定的基础。
 

（本文源自黄道炫教授接受新浪历史专访时的部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