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战在河北如何蓬勃发展
来源：搜狐公众平台 作者：黄道炫   2016-07-31 17:27:34

黄道炫

理论上言，日军完成对华北的占领后，大量发展伪军，伪军应该可以弥补日军人数上的不足。不过，正如刘伯承所说：“敌人对伪军的难以组成，以及组成之伪军不能有多大作用，这是日本强盗在自己兵力不敷分配中感觉到最大的恨事。死心塌地当汉奸的还是占少数。”无论素质、训练还是作战精神，伪军都无法和日军看齐，加之像冀中这样的地区很多伪军都有民族认知的基础，又在中共控制下接受过反日教育，更不愿意为日军卖命。搜索地道时，日伪常常遭受地道内民兵的阻击，吃过亏后，日军即“命令伪军钻洞。但伪军更怕死，伪军此后便不注意搜索洞口，即便见了洞口也不告诉敌人，甚至有的替我们掩盖洞口”。日伪不同心、不同命，日军想利用伪军弥补自身不足实乃缘木求鱼。

1943年年中以后，冀中乃至华北的中日对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日军开始准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冀中兵力不得不进一步予以压缩。中共注意到，从1943年5、6月起，日军“即开始改变其碉堡密布的程度，撤退点碉，集中兵力”，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点碉400余(七分区百余，八分区21，九分区180，十分区98)”。1944年后，随着豫湘桂战役的展开，日军兵力抽调更加急迫：“自今年春起，敌在冀中大撤点碉，去夏原有1753个，现只有495个，比1940年10月时还少。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已扩大，有些地区环境比1942年五一‘扫荡’前还好，不少地区已略同‘五一’前，各分区我活动地区均较‘五一’前为大。3月前华北敌整个部署变化时，已部分调走，中原大战爆发现又抽调一批，可能是增援中原。一部分县城已无日军，一部县城日军很少。”根据日方的统计，1944年秋，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有139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占总数的31.5%。

日军兵力大批被抽调，给了一直蓄积能量的中共趁势反击的机会，地道斗争在此背景下重新活跃并进入高峰期。如中共自己注意到的，当日军实现对某一地区的稳固控制时，周边环境的恶化必然严重影响到地道斗争的开展，所以，地道的挖掘和中共在地面上的活动密不可分。中共在评判一个地区地道斗争能否开展时如此分析道：“现在他们坚持的这一片，虽有××个村庄，但已经很突出，并且是相当孤立的;敌人已经看清了这几个村子是他‘蚕食’继续开展的大障碍，最后必还用较大的力量突击这片地区。而这地区的东面北面都没开展起来，如果敌人从四面逐渐向内压缩，单这几个村子坚持是很困难的。”这样的分析说明的事实是：地上和地下是抵抗的一体两面，只有成功的地上抵抗环境的造成，才能为地道的挖掘和战斗提供可能;而地下斗争的开展，又大大丰富了地上抵抗的手段。这样的解释路径既回答了为什么在“五一扫荡”后地道斗争趋于沉寂，也可以帮助理解1944年后出现的地道大发展局面。

三

如果说1942年前的地道挖掘主要来自各地自发，1944年后的地道挖掘高潮则更多缘于中共的组织动员。1944年后，中共和日军在冀中开始新一轮拉锯，和“五一大扫荡”前中共在拉锯中不断被削弱不同，这一次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日薄西山，拉锯的结果已经日渐向中共方面倾斜。此时，日军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其补给的日益难以为继，对民众的掠夺有增无已，民众躲避负担的心理迫切;同时中共力量的壮大，日军下乡征发的仓促，也使挖掘地道躲避日本掠夺乃至利用地道打击、警告日伪有了更大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地道挖掘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冀中平原挖掘地道即达2万里以上。河北易县1945年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地道的发展过程：“从1942年冬本县号召开展地道，由党政军民各部门主要干部成立县区村地道委员会，以人民武装系统为主，推动这一工作。但从成立到1943年底，这一阶段领导机构多成有名无实，作用甚小。”

“自1944年初才走上健全，内部有了正副主任，组织、宣传、研究、警戒、总务等明确分工，并发挥了作用。”这应该是当时各地大体一致的路径。报告进一步具体说到这一时期地道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2年冬至1943年底，为地道萌芽时期。那时只有二、三、四、五区少数村庄开始挖单个洞”;“第二阶段，是从1944年初至现在，为地道全面开展时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区都开展起来了。全县除了有据点堡垒及完全是大山大石根本不能挖掘没有开展地道外，其余均普遍开展了地道。挖的成绩：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村庄能容全村男女，一般的村有百分之十五户与户通了。”

易县还不是成绩十分突出的地区，但从报告看已相当可观。地道挖掘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致有关报告甚至提到：“有不少的村，群众挖洞情绪颇高，挖的上了瘾。如远台一个老头儿说：‘我挖地道真是有了瘾，什么事也不想干了’。”日方则发现，冀中地区地道几乎无处不在：“(一)地下室的入门，在屋内者，多在鸡笼、便壶、灶台及柴薪乱草的下面。在屋外者，多在马、牛、羊、猪等厩房的底下，及喂猪喂马的槽底下。(二)地下室内，不但可隐匿兵器、粮秣等，又可收容人员及医院的设施，或兵器修理工厂、印刷厂等。(三)于破土房子，或空地下面，掘成地下室，上面堆积农作物或煤炭、马粪等来隐蔽。”负责平津保地区警备的野副昌德中将1945年感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

地道挖掘耗费巨大，动员民众投入其中实非易事：“老百姓大多是不相信，宁跑不钻，也不愿挖。原因是：一则他们不相信地道的用处。二则成天老跑集合不起人来。三则农忙有点可能时间需要作庄稼。”杨成武具体分析了地道挖掘的代价：“除了有良好的土质条件外，还要有丰富物质、人口众多的条件，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村村都要有地道，总起来的劳力与夫力是极大的一个巨数。如果以三尺为一工，去冬每村加三里，某村二百夫力，以一千八百尺乘三里等于五千四百尺，五千四百尺除以三尺等于一千八百个工，一千八百除以二百夫等于九个工，就是说今冬每个夫要担负九个工。冀中去冬完成后之地道，可能已达二万五千里，其劳力之大从此可见。此外挖地[道]时还要很多的家具，如筐子、锄、镐，特别是点灯油，每村均在数万元款的开支。”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其次则要依靠中共的组织动员，这两方面，当时的冀中都可予以相当的满足。

冀中属于华北平原中心区，资源丰富、生态稳定，和冀东、鲁西北、冀西南等平原地区具有不完全一样的自然和社会生态发育，日军称“冀中地区富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这为地道挖掘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另外，李怀印在其关于冀中南地区的专题研究中特别强调这一地区官府和乡民的共同治理传统，指出：“这里大多数村落是自耕农占优势的、凝聚力很强的社群。由于生态环境稳定，没有频仍的自然灾害，背井离乡的很少。乡民们在长时间中形成了紧密的血缘网络和强烈的社群认同感。在村规和共同准则的支撑之下，村民们在惠及所有成员的村社事务中互相合作。”尽管不一定可以证明地道的大规模挖掘和这一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但面对一项需要村民合作完成并予以维护的任务，合作和自我管理传统的存在，对地道挖掘或多或少应会释放出一些助力。

作为一个庞大的集体工程，挖掘地道需要全村家家户户的配合，组织、动员乃至适当的物质刺激不可或缺，权衡事物利弊时，利益的考量从来不会在中共的全盘思虑中缺位，这是基于现实环境的实事求是态度。中共饶阳县委发布的关于地道挖掘的指示可以很好显示中共的具体运作状况。首先是确定出夫原则：“第一，冀中武委会指示原则一半人力夫，一半富力夫，出夫年龄十六—五十五。”也就是说，出夫标准按照人力和富力两种条件制定，人力和富力各占一半，财富多者除承担人力负担外，还要出富力负担，富力可以折算为人力，贫穷者完成本身夫力后继续支差，可获得富户所出的那部分富力，得到一定收入。

确定出夫原则、保证夫役相对公平后，有力的领导是地道挖掘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新乐县的组织领导办法是：“1.有村长、抗联主任、武委会主任和支委二人，共五人组织地道委员会。该五人专为此工作服务并成为推动与完成此工作的推动机。2.根据性情、年龄的不同组织为青、壮、老、少四队。青年六十名、壮年七十名、老年一百二十名、少年二十六名。各队设队长、副[队长]，下设正副班长，每班编制十人至十五人。问题逐级反映。3.地道委员会根据工作须要在干部群众中抽选对此工作有经验的精干人才组织秘书处、检查股、武装股、分工股等各股长。有地道委员兼为股长。”

奖励和惩罚等精神、物质刺激也是挖掘地道动员中的重要方式。完成较好者予以奖励，完不成任务者则予以处罚。不过，根据中共的谨慎处理方式，处罚措施一般都相当慎重：“为了对落后不积极工作的加以处罚，特别着重政治上和群众的压力。如根据每组每日汇报，在大会上指出落后者的不当处，但不轻易指出其姓名，促其进步。另外村订立了罚约，规定罚约以十斤、二十斤、三十斤米，看其情节而定。但告诉了区干不到必不得已时不准使用罚约。所以在这一县中目前只××庄××营各罚一户。”这和中共在支前动员中慎用处罚措施的方式是一致的，只要不是阶级问题，中共一般均尽力减少打击对象、避免过多伤害。即便如此，重面子的村民们还是激发起争先的本能，报告显示：“由于奖惩办法的公布，不但只把全村青壮年、老、少年动员起来，而全村的妇女也积极的为此工作服务。同时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家中的男子落于人后，除早晨作饭外，并代替男子管理家务，替男子作活。在这几天的生活改善，另外比平时增强。”

除挖掘地道本身的组织外，中共更着眼民生问题，强调只有政治上团结、争取民众，获得民众支持，地道和地道斗争才可能有巩固的基础。他们清醒意识到，挖掘地道“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劳动的计算法以人力夫和富力夫计之)和物力资财。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再好的土质与政治条件都不易开展起来。如任河宋庄有八十至一百户，群众非常穷困，又未进行减租，生活极苦，亦要该村挖地道，如果去挖地道则不能赚钱回家吃饭，必然使他全家饿起肚子来。如此必会脱离群众，因此该村直到现在只有一二丈地道。”1944年前后，中共特别重视实行减租政策，强调减租既可改善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又可获得民众的拥戴，可谓政治、经济的双丰收：“进行了减租政策发动起了基本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反对了坏分子的破坏(如国特)。只有如此，地道则挖的快，而且能认真的挖，真正在战斗中发挥起其高度的作用。”

除中共本身的努力外，日军对民众的压榨也是逼迫民众挖掘地道躲避日军掠夺的重要动力之一。当时的材料记载了挖掘地道、开展地道斗争后对民众物质上的影响：“虽说在才一挖掘的时候费一部分人力、木头、秫秸，但假如地道开展好了以后，就可以利用地道武装保卫村庄，保卫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不给敌人派联络员，不资敌……假如把一个村庄资敌的消耗和挖地道所费的钱财、人力比较起来，那挖地道所用的人力财力，不过是九牛的一毛。”藁无联合县正是通过实际的地道斗争，与无地道村子形成鲜明对比后，才提高了民众挖地道的积极性：“藁无同志们胜利的坚持了一个多月，击退了××大队的多次突击，迟滞了他的企图，同时又熬过了大‘扫荡’，而没有离开过这几个村子。

眼看着周围的村庄都被敌人每天去蹂躏、勒索、威胁。××的据点附近的村子，几天的工夫就各出了几千块线，此外送肉、面、木柴、砖、干草，其数量也是没有限制的。还有所谓‘进门伕’，每村一百二百不等，几乎是每天都去。可是坚持下的几个村子，这些都免脱了……这样明显的对比，给一部分想要支应敌人的群众一个很好的教训。”程子华为此专门算了一笔账：“地道的修筑，较诸改变地形的挖沟，乃是一种更加浩大的工程。据一般估计，每村修筑地道，如果大部有劳动力的人民都参加，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一部顶棚所用的木料，需要1000元至2000元。象这样大的耗费，为什么人民乐于负担呢?显然的这绝非理论上的说服问题，而必须是实际上的斗争过程。修筑地道诚然需要大批劳动力，需要大批的资财，但较之敌人一次的抢掠，却已便宜多了。”

日军对民众的掠夺，既源于其侵略战争的本质，同时和中国的持久抵抗对日军形成的压力不无关系。日本侵华，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抵抗意识，而日军的烧杀奸淫更增添了民众的民族仇恨。中华民族是在和周边民族不断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事后看固然实现了民族的融合，但当时则同样存在着国族危机，以华夷之辨出现的民族主义教育在中华文化中从未缺位，可谓深入人心。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的途径更多是口耳相传的故事、大众习见的戏剧如岳母刺字、杨家将等，这些朴素的民族情怀尽管未必能够经得住生活的磨蚀，日本长期占领区不可避免会出现顺从日本人的现实，但当民族情怀和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现实和宣传鼓动结合，就足以成为日军控制中国的巨大负担，此即黄敬所言：“必须把一切抗日斗争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才能暴露出敌之异民族的弱点来。”这种坚强的抗战，使日本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着敌对的人群，消耗其统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