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长城——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战位置
来源：《团结报》2016年1月28日第7版 作者：黄道炫   2016-08-02 11:35:0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曾展开大规模的地道斗争，尤以冀中地区最为突出。由于影视和文艺作品的原因，地道战已在国人中耳熟能详。作为中共主导的对敌斗争系列链条中的一环，地道斗争具有强烈的军政特质，不仅是研究战争，更是了解中共生存、运作、抵抗方式的一个良好切入点，坚韧的武装抵抗和一个对日充满敌意的氛围，是地道斗争开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源自中国面对侵略的民族主义激发，持续发酵则应归功于中共的不懈努力。经由民族精神营造起的抗争意识，不仅是中共开展地道斗争的利器，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助力。同时，像地道这样一种本质上偏于被动的抵抗形式所以能够存在，与对手方露出的空隙不无关联，日本当年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方式与统治实态，是帮助观察地道和地道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

冀中地道的地利人和

地道斗争最早的发源地在冀中地区。吕正操回忆：“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防敌抓掳，在不得已时就藏入菜窖、山药窖内。继而挖掘了隐蔽洞，也只是挖在家中或院落里，叫‘地窨子’，也叫‘口袋洞’、‘蛤蟆蹲’。在这种洞里不能活动，不能作战，只能消极隐蔽，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初级的地道，最早出现在蠡县。蠡县离保定很近，环境又残酷，所以地道先从那里发展起来。”

单个的地洞由于无法转移，隐蔽效能有限，所以慢慢发展为地洞之间的联通，形成所谓地道：“当敌人进行搜索时，‘死窟窿’里的人是逃不出敌人的手掌的……于是长距离的地道开始挖掘了，不但每家的地道都通着，而且地道从这个村庄通到了那个村庄，通到四周围的村庄去。”冀中平原坦荡，日军机动好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干部、民兵、妇女和日军周旋的难度较之山地要大得多，向地下发展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选择。历史上华北地区就有挖掘地道的记载，河北永清、霸县等地多次发现地下古战道：“古战道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宽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还有掩体、夹壁墙、闸门和迷惑人的‘翻眼’等军事专用设施。战道与水井相通，内有通气孔、放灯台、蓄水缸、土炕等生活设施。古战道在土中的埋深，浅的顶部距地表1米左右，深的有五米多。”抗战时冀中的地道在保存干部乃至武装力量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大。

单从地质条件言，冀东、冀南及豫北、豫中、豫东、鲁西北地区均可满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滥觞，主要缘于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冀中是华北平原上中共武装力量的发祥地。1937年10月，原东北军53军691团团长、抗战前刚刚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吕正操率部脱离退却中的部队，留在冀中当地坚持抗日，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很快发展到5千多人。1937年底，自卫军主力开到平汉路西整训，1938年春节前后返回。此时，日军南攻，国军溃败。吕部回到冀中后，与东进的八路军主力一起，大举编并各类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到1938年底，整个冀中根据地人口达到800万，部队“号称十万人”。这样的成绩，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

作为中共在华北发展最为迅速的根据地之一，冀中直逼日军在华北的控制中心平津地区，距河北重镇保定更是咫尺之遥，可谓日军的肘腋之患。1939年，随着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军开始将重心放在巩固其控制区域上，冀中作为日军眼皮底下的敌对地区，首当其冲受到日军连续攻击。尽管在抗战初期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中共造就了一个强盛的冀中根据地，并充分调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政治资源以运动战、游击战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面对日军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持续保有根据地还是力所难能，有关报告显示：“及至1942年‘五一’前，冀中抗日根据地所剩的已不及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以上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形成日军和中共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

和日军争夺异常激烈的特殊态势，催生了冀中地区挖掘地道的动能。和日军交叉拉锯，互有进退，而从总的趋势看，由于双方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在日军的蚕食进攻中，地区逐渐被蚕食，武装也处于游击运动的相对被动状态，要承受日军一波波治安强化运动的持续压力，寻找游击和躲避的空间至为关键。在冀中这样的平原地区，客观而言，地理环境对游击和躲避并不有利，地道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如果缺少了拉锯这一背景，条件太好或者太坏，地道斗争都很难产生。地道是不稳定环境的产物，如果对手方完全控制局面，则地道和地道斗争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自身如果处于安定环境中，挖掘地道则不免画蛇添足之嫌。

拉锯是催生地道的外在环境，地道和地道斗争的产生及发挥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因素即民众的态度，对此，中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地道斗争必须依靠于群众的力量，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的。”地道挖掘必须依靠民众，同时民众是否为地道保守秘密，是否通过地道帮助掩护中共干部和武装人员，是地道能否有效的关键。地道基本是依村而建，民众挖掘地道不仅要付出人力、物力，相应的村庄还要承担被日军发现地道后展开报复的风险，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和信任是难以想象的，地道和地道斗争开展这一事实本身，已可显示中共在冀中扎根的事实。中共与民众的关系，其对手方留下了不少记载，日本人承认，“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民众与中共党军的关系非常坚固，不可轻视”。

中共在冀中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力量，除其本身成功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动员工作外，冀中独特的内外在条件也提供了不少助力。冀中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最早占领的地区，为显示威力，日军在初期占领地区，烧杀特别严重，就华北总体言，呈现北重南轻的态势。冀中作为日军烧杀政策首当其冲的被难地区，也因而成为对日抵抗的坚定支持者，而这又反过来招致日军进一步的屠杀。五一大“扫荡”后，由于中共的坚持以及弥漫在民众中潜在的反抗和敌意，日军的统治相当困难，屠杀成为其强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屠杀固然可以吓阻于一时，却也激起民众更为强烈的敌意。

冀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军的屠杀有关，同时还缘于这里民众的相对高素质。民族情绪在日常生活的口耳相传中浸润，从知识和文化教育中提升，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态度时，一般地和知识水准呈正相关状态。冀中是河北乃至全国经济文化发展领先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相对旺盛，吕正操曾指出：“冀中靠近北平、天津、保定各大都市，北平为往昔文化中心，保定学校也很多，所以冀中人民文化水准一般较高。定县有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个村有几个大学生，并且在抗战前受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影响也甚大。”平教会在定县所作调查显示，1928年，定县62村“找得出中学毕业及中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44村，找不出中学毕业的人有48村”，这一数据本身在当年已经比较让人乐观，经过战前十年教育的较大发展，尤其是平教会的促动，相信到抗战前这一比例还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另外，由于靠近几大都市，冀中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战前这里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相当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日军入侵，对这样的外向型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以饶阳为例，“以前饶阳人到外蒙做生意，年可收入220万，到关东者可收入百余万。‘七七事变’后生意完全停顿，300万收入化为乌有，地方损失很大。”高阳的织布业更是在日军侵占东北后遭到沉重打击，东北市场失去，日本又倾销棉纱，使国内布业难以为继。冀中民众在日军侵略中体验到的现实伤害，和民族情绪结合，很容易加剧民众的愤怒。日方在冀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县份高阳所做调查发现：“高阳是革命的（因高阳是工业区，织洋布，对外贸反对）、爱国心高的地区。”

20世纪前期，中国内战频繁。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时期的内战，华北平原多属战争中心，冀中紧邻平、津、保，尤使其成为惨烈的修罗场。长期的内战使冀中民众了解战争、熟悉战争，当战争到来时，相对更具应付的经验和信心，所谓“冀中平原是非常富庶的地方，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富庶，民心强悍”，这也是民众可以帮助八路军挖掘地道、应付日本人的重要历史背景。

地道挖掘乃至地道斗争必须依托村落进行，华北的村落，有一定的防御设施，在华北的大平原上，一个大而繁盛的村庄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围墙，环绕着整个的村。这为利用地道进行村庄防御提供了基础。同时，村庄规模对于地道功能的发挥也有重要影响。如果村庄过小、村庄之间相距过远，则回旋余地不足，地道的隐蔽及战斗功能都会受到很大限制，村与村之间的地道联络更难以实现。研究显示，河北村落规模较大，多数研究者均承认“河北多百户大村的事实”。冀中作为富裕的平原聚居区，人口密度高，村落规模更是超过全国乃至河北省的平均水平：“村落稠密，而且大村落多，村落间的距离由一里至数里，十里以上无村落的很少。村落多是数百家、千余家，十数家的小村庄很少。房屋多是砖墙平顶，很坚固。”就户数言，1930年定县最大村达到1200户，全县平均每村146户，一个村二三百户属于常态。这样的环境对于地道斗争形成天然支持因素，当时分析写道：“—个据点平均只有五六十到百八十个敌伪军。没有其他据点敌伪配合要独自包围整个村庄是很困难的。当敌人包围东街一个角落时，便由地道跑到西街出村，或到另一个地道、地洞隐蔽起来，或顺地道跑到村外。”

地上抵抗和地道挖掘是一体两面

地道作为一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后，起初中共内部看法不尽一致，由于地道主要用于隐蔽，曾一度被批评为右倾、退却。随着冀中困难局面的不断加深，冀中领导层开始改变看法，程子华带队考察地道后决定予以推广。1942年3月，中共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强调：“在敌后平原残酷的战斗环境里，一方面群众的生命财产要求安全，抗战的物质资财要求保全，另一方面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仅需要坚持，并且要求猛烈广泛开展，这就需要创造新的斗争方法。作为以上要求的有效依托，地道斗争就是适合于以上要求的一件新的创造。”随后，经由中共各级组织的推动，地道迅速在冀中发展，五一“扫荡”前，还呈现由单纯隐蔽转向战斗和隐蔽功能兼具的趋势。日军当时的报告中称：“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对此，各队首先由所在地开始进行肃正。逐步向四周扩大。但终归抓不住真正的敌人。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变质，日军基本实现对冀中的控制，地道斗争的集中发展戛然而止，进入中挫时期。如中共一再强调的，地道斗争必须和村落麻雀战、爆炸战、地雷战、伏击战、外围的反包围战等结合才能真正开展，根据地变质，活动空间大大压缩，上述战斗失去顺利展开的环境，地道斗争相应也受到很大限制。在日军环伺、根据地丧失的背景下，地道作为战斗武器毕竟已不现实，绝大多数时候只能维持其隐蔽功能。

尽管战斗功能难以为继，继续大规模挖掘也不可能，但既有的地道仍为中共和根据地居民度过五一“扫荡”后的难关提供重要帮助。中共报告写道：“目前地道建设均被破坏难以再建。但秘密地洞则更广泛发展，民兵利用此保存自己掩护干部，使敌难以捉捕他们，极为秘密。”时人分析：“‘五一’变质后，干部的牺牲量是很大的。如藁无县两年来党政军民、经济部门牺牲被捕的县区干部近百人（游击队队员不在内），假如没有地道作掩护的话，干部及游击队员之牺牲、被捕更不知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地道不仅帮助干部、民兵隐蔽，还充当地下电台、兵工厂、医院乃至办公地，甚至被中共寄予隐藏财物的任务：“地道斗争要与坚壁清野联系起来，所有物资、合作社、小工厂等都可放坚壁所内，牲畜都要藏起来，不被敌人抢去。”

地道安危与民众休戚与共，地道的隐蔽功能，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因此，地上的条件是地道能否开展的重要基础：“地道行之有效，完全是依靠了群众的条件，干部战士与群众取得了紧密的联系。不然哪怕地道是铁打的，也必遭敌之破坏。”五一“扫荡”后，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同，冀中分为游击根据地、游击区、隐蔽根据地及敌占区等四类不同性质地区。前三类地区，由于中共之前的努力和民众对日的敌意，程度不同地可以利用地道隐蔽：“在我抗日游击根据地，我有深厚的工作基础，为了避免敌人的抓捕蹂躏，基于过去地道斗争的经验，能自发的挖掘秘密洞以隐蔽自己，在我组织领导下（联系群众切身利益进行动员），一般地说，是容易开展的。在游击区内，由于敌我斗争频繁，群众生活不安定和政治认识上的不足，广泛的开展地道斗争则较困难，但部分的小型的秘密洞（借以隐蔽我之工作人员及精干小型武装）的开展还是可能的。在隐蔽根据地内，由于群众认识差，合法观念重，则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少数的绝对秘密洞（敌特活跃，群众一般不敢挖），以掩护我之个别的工作人员，也是能够做到的。”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地道安全与民众的态度息息相关，在日军控制严密地区，地道的作用已经有限。

不过，冀中的困难局面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日军通过五一“扫荡”虽然暂时在冀中取得控制地位，但由于中共此前几年在冀中打下的扎实基础，日军有限的兵力面对不断游动的游击武装、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及充满敌意的民众，明显不敷分配。整个冀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掌握在中共手中。五一大“扫荡”后，日方的统计显示，中共控制下的村庄，“在献县为45%，在衡水为9%，在束鹿为50%，在深泽为66%，在晋县为10%，在武强为50%，在安平为87%，在交河为38%。”

日军在冀中必须面对中共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民众的民族仇恨，这两者相互激荡，严重威胁着日军依靠军事力量暂时取得的优势。况且这种优势还始终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短板，即兵力不足，这是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在中国的持久抵抗下，这一缺陷无可避免成为日军的致命伤。

日军侵华后，由于其本身人力、国力的限制，加之称霸亚洲、太平洋的梦想导致作茧自缚，以苏联、美国为长期假想敌，乃至直接发动对美战争，其在中国战场投入兵力持续维持在百万上下，占其总兵力（关内部分）的1/4左右。由于中国在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尤其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韧性坚持，日军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在被动防御上，其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这就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和统治是有限的、战略性的，控制区域集中于大城市和交通线附近。相对而言，眼皮底下的冀中地区控制虽较为严密，但也必须依靠密集的碉堡和据点完成。

日军的碉堡则主要用于驻防，对于日军而言，碉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固然强化了其火力控制的能力，却也分散了其可以用于机动的兵力，使其面对游动着的中共武装显得力不从心。相比中共以及国军在敌后的部队，人数的确是日军的致命伤，尤其不以占据地区为原则，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更使必须保有交通线的日军捉襟见肘。冀鲁豫的状况显示：“每县敌伪合计不过一二百人，伪军少的，日寇就多；伪军多的，日寇有时不过一二十人。”

日军战斗和控制力的下降，不仅表现在人数上，人员结构和素质也出现不利变化，具体表现在“新兵增加，老兵减少”。新兵战斗经验、军事训练均不如老兵，战场动作不如老兵熟练，射击技术减弱，战斗顽强性大大降低。更令日军指挥官忧虑的是军纪问题，驻防冀中地区的第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在向部下训话时承认：“本军自出征以来，对军风纪的遵守非常不够，如经常继续的发生过许多非理的行动，常因为喝酒而引起杀人斗殴、奸淫等恶劣的行为。”日军的实际状况，决定其针对中共的行动往往是有限的。

日军完成对华北的占领后，大量发展伪军。不过，正如刘伯承所说：“敌人对伪军的难以组成，以及组成之伪军不能有多大作用，这是日本强盗在自己兵力不敷分配中感觉到最大的恨事。死心塌地当汉奸的还是占少数。”无论素质、训练还是作战精神伪军都无法和日军看齐，加之像冀中这样的地区很多伪军都有民族认知的基础，又在中共控制下接受过反日教育，更不愿意为日军卖命。搜索地道时，日伪常常遭受地道内民兵的阻击，吃过亏后，日军即“命令伪军钻洞。但伪军更怕死，伪军此后便不注意搜索洞口，即便见了洞口也不告诉敌人，甚至有的替我们掩盖洞口”。

1943年年中以后，华北乃至冀中的中日对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日军开始准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冀中兵力不得不进一步予以压缩。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点碉400余个。1944年后，随着豫湘桂战役的展开，日军兵力抽调更加急迫。根据日方自己的统计，1944年秋，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有139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占总数的31.5%。

日军兵力大批被抽调，为趁势反击提供了机会，地道斗争在此背景下重新活跃并进入高峰期。如中共自己注意到的，当日军实现对某一地区的稳固控制时，周边环境的恶化必然严重影响到地道斗争的开展，所以，地道的挖掘和在地面上的活动密不可分。地上和地下是抵抗的一体两面，只有成功的地上抵抗环境的造成，才能为地道的挖掘和战斗提供可能；而地下斗争的开展，又大大丰富了地上抵抗的手段。这样的解释路径既回答了为什么在五一“扫荡”后地道斗争趋于沉寂，也可以帮助理解1944年后出现的地道大发展局面。

物质刺激与政治动员

如果说1942年前的地道挖掘主要来自各地自发，1944年后的地道挖掘高潮则更多缘于中共的组织动员。1944年后，和日军在冀中开始新一轮拉锯，与五一大“扫荡”前在拉锯中不断被削弱不同，这一次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日薄西山，拉锯的结果已经日渐向方面倾斜。此时，日军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其补给的日益难以为继，对民众的掠夺有增无已，民众躲避负担的心理迫切；同时中共力量的壮大，日军下乡征发的仓促，也使挖掘地道躲避日本掠夺乃至利用地道打击、警告日伪有了更大可能，在此背景下，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地道挖掘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冀中平原挖掘地道即达2万里以上。负责平津保地区警备的野副昌德中将1945年感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

奖励和惩罚等精神、物质刺激也是挖掘地道动员中的重要方式。完成较好者予以奖励，完不成任务者则予以处罚。不过，根据的谨慎处理方式，处罚措施一般都相当慎重：“为了对落后不积极工作的加以处罚，特别着重政治上和群众的压力。如根据每组每日汇报，在大会上指出落后者的不当处，但不轻易指出其姓名，促其进步。另外村订立了罚约，规定罚约以十斤、二十斤、三十斤米，看其情节而定。但告诉了区干不到必不得已时不准使用罚约。所以在这一县中目前只x x庄x x营各罚一户。”这和在支前动员中慎用处罚措施的方式是一致的，可见只要不是阶级问题，中共一般均尽力减少打击对象、避免过多伤害。

除挖掘地道本身的组织外，中共更着眼民生问题，强调只有政治上团结、争取民众，获得民众支持，地道和地道斗争才可能有巩固的基础。1944年前后，中共特别重视实行减租政策，指出挖掘地道“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劳动的计算法以人力夫和富力夫计之）和物力资材。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再好的土质与政治条件都不易开展起来。如任河宋庄有八十至一百户，群众非常穷困，又未进行减租，生活极苦，亦要该村挖地道，如果去挖地道则不能赚钱回家吃饭，必然使他全家饿起肚子来。如此必会脱离群众，因此该村直到现在只有一二丈地道。”减租既可改善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又可获得民众的拥戴，可谓政治、经济的双丰收。中共政治上的成功，使其在民众中扎下脚跟，日军哀叹：“对于在民众里长下深根，且能巧妙掌握民心之共产党军，想把他和一般民众分离判别，实是困难事情。尤其在敌之根据地内，更属困难。”

事实上，日本人可能不会意识到，除中共本身的努力外，日军对民众的压榨也是逼迫民众挖掘地道躲避日军掠夺的重要动力之一。当时的材料记载了挖掘地道、开展地道斗争后对民众物质上的影响：“虽说在才一挖掘的时候费一部分人力、木头、秫秸，但假如地道开展好了以后，就可以利用地道武装保卫村庄，保卫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不给敌人派联络员，不资敌……假如把一个村庄资敌的消耗和挖地道所费的钱财、人力比较起来，那挖地道所用的人力财力，不过是九牛的一毛。”

日军对民众的掠夺，既源于其侵略战争的本质，同时和中国的持久抵抗对日军形成的压力不无关系。日本侵华，激发了中国民族的抵抗意识，而日军的烧杀奸淫更增添了民众的民族仇恨。中华民族是在和周边民族不断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事后看固然实现了民族的融合，但当时则同样存在着民族危机。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的途径更多是口耳相传的故事、大众习见的戏剧如岳母刺字、杨家将等，这些朴素的民族情怀尽管未必能够经得住生活的磨蚀，日本长期占领区不可避免会出现顺从日本人的现实，但当民族情怀和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现实和宣传鼓动结合，就足以成为日军控制中国的巨大负担，使日本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着敌对的人群，消耗其统治资源。

不夸张地说，抗战结束前，冀中的地道已成为一座地下长城。不过客观看，1944年前，除局部地区、个别地道曾经发挥作战功能外，地道更多还是以其隐蔽功能而存在。

1944年后，形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方方向变化，不再满足于挖掘地道用于隐蔽，地道的战斗功能被特别强调，战斗地道逐渐得到推广。地道要发挥战斗作用，必须和村落战、爆炸战等战斗方式结合。“事实证明，单纯地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必须以武装斗争、爆炸运动来掩护。只有广泛的游击战很好开展起来，地道运动才能广泛开展。”

1945年，随着日军的进一步收缩，力量对比继续向有利中方方向转化，此时，各据点的日伪军给养受到威胁，所谓“清剿”行动更多限于维持自己的生存，人数、行动方式均有限，这使利用地道进行小规模狙击有了更多的可能，地道斗争发挥威力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

地道斗争之所以能够进行，就中共本身言，民众的支持不可或缺；就对手方言，其被牵制的现实则是中共力量可以发挥的关键。在普遍的敌意和有领导的武装反抗下，日军有限的兵力，决定了其只能局限于控制交通要道和核心地区，达到全面控制力所难能，这就给各种形式的抵抗提供了空间，地道斗争是其中富有效能的一种。但是地道斗争毕竟有其被动挨打的一面，因此和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显得至关重要，对环境和条件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否则，就难免遭遇挫折。地道战一般投入的都是小兵力，如果遇到对手大兵力、持久性的袭击，而又无法顺利转移，周边村庄也不具备协助打击敌军的实力，则也有可能遭遇困难，和中共所有的敌后抵抗措施都环环相扣一样，地道斗争必须放在抵抗系统中的一环予以使用。

纵横于冀中地下的地道是中共这样一个高度追求而又拥有效率的政治力量创造的奇迹，也是怀有世界梦想的日本人难以想象的脚底下的噩梦。对日本人而言，过大的战争企图使他们很难脚踏实地，以有限的兵力，从事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日本人的捉襟见肘几乎不可避免。冀中地底下的抵抗更本质的是一场关乎士气的较量，征服一个地道或许不难，但要征服成百上千的地道就难上加难，何况在这死的地道后面，鲜活着的还有最令征服者胆寒的抗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