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源头活水来——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四期 作者：黄道炫   2016-08-02 11:43:20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

关键词：抗战 三八干部 训练

学习、训练：固化而不僵化

抗战刚一开始，毛泽东就雄心勃勃提出：“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

学习和训练是中共养成干部的必要途径。一般政治力量训练干部时均会采用这两种方法，但像共产党这样以信念为核心，持之以恒不断进行教育、培训以改造思想、增进力量者则罕见。

相比档案文献资料的静态描述，当年中共干部留下的日记或可更加动态显示思想训练的实态。以后来成为山西作协副主席的高鲁为例，1939年9月，他和鲁艺学员一起，从延安出发前往晋察冀，途中先后读了《中国启蒙运动史》、《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列宁主义概论》等理论著作，野外听何干之、沙可夫课各两次。月初还参加了一次军政测验，题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军队中的作用等。时事学习是行军途中的重点，形式大致分为听报告和讨论，讨论内容包括欧战前途及其影响、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等。

一个月当中，高鲁经历了两次斗争会，一次是反对自由主义倾向的讨论会，另一次是针对不服从组织分配的批判大会。紧张的行军途中，思想的训练和斗争如此密集，无怪乎高鲁会感叹：“这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停下了就上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力的原因。”

持续的宣传以及批判、斗争所包含的强制性指向，使学习渐成融入内心的惯性，高鲁写道：“因为背粮，今天没听《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是最大的损失。只能看同志们的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比起听报告来，效果差多了。”透露出强烈的学习渴望。

或有人认为高鲁所在的鲁艺群体知识文化水准较高，其表现只是特例，但高鲁离开学校到部队后，仍记下不少亲身体验的学习场景：“每天出发时，教育干事便发布两个讲过的题目，行军中再讨论复习。行军时把战士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每组二三人，学习讨论十分方便，形式也很灵活。”

追索高鲁当年留下的日记，可以发现，从鲁艺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一二○师战斗剧社、山西河曲县抗联、晋绥分局党校，高鲁经历了从学校到社会再到学校的过程，暗合中共理论——实践循环的理路。

吸纳、引导：与国民党争夺人才

像高鲁这样，以学生身份来到延安，进入革命阵营，是抗战时期中共新干部即所谓“三八干部”的典型来源。“三八干部”指的是1938年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群体，这批人普遍知识水准较高，是抗战时期中共获得的一股新鲜血液。此时，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阶级关系判断作出调整，知识分子被纳入民族革命阵营，缓解了中共干部选拔中习见的无米之炊的尴尬。

以延安论，当时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而中共也加意吸纳。抗日军政大学第1期学员基本是红军干部，从第2期开始，吸收了知识青年学员609人。1938年4月开学的第4期，5562个学员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占到学员总数的83%，远超部队和地下党干部的907人，抗大成为消化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熔炉。第5、6期学员则以根据地内的知识分子或出身“小知识分子”的基层干部为主。事实上，当时中共把争取知识分子当作和国民党争夺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说得很直接：“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

时任359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有关自身学习及组织干部、士兵学习的记载不胜枚举，1939年1月，他记有该部一般干部讨论会讨论的问题：“（1）共产党是如何产生的？特别说到中共的产生。（2）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3）第二国际的错误和缺点。（4）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为什么是不科学的？（5）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6）中国党的特点。”从中略可见出造成蔚为风气的学习环境后，政治教育有可能推进到的深度。

持续的宣传、耐心的引导、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围，集体主义的环境，可以形成强劲的风气，予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举例说，中共会前、会终往往都组织大合唱，这种看似不经意的举措，却隐含着中共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沁润，即在集体的氛围中，以庄严的歌声，诉诸情感的激荡，达到融合人心、转换和升华思想的效果。

讨论、碰撞：激起斗争的思想火花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学习运动，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负责组织干部教育培训，次年与中央宣传部合并。党员干部要求实行“每天平均实行二小时的学习制度，每一周按学习小组讨论问题，必须保持经常性与持久性”。1941年，晋冀豫报告其学习情况：“建立了上课制度。在晋东、漳北等各地，每次县干部开会以后都要上课一次到两次，课程一般分为党课与政治课两种。”

1941年，鲁西区党委制定的教育计划中，规定了各级机关的课程：“分区委级是着重中国革命基础知识及支部工作的教育。课程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阶级与阶级斗争》、《支部工作》，县级是：《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地委级是：《联共党史》两个策略部分。”

教育要因人制宜，针对不同对象，中共教育的开展各有侧重。河北赞皇培训普通农民时，开设的课程包括：农民的痛苦，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农民与抗日问题，未来的农民。目标则为：“从很多实际问题而谈到抗日问题、世界问题，容易使他们接受，使他们了解，农民的眼光是非常狭小的，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放大他们的眼光。”“放大眼光”四个字，对普通农民极具针对性，相对而言，知识分子教育更加重视的是立场问题，学习、实践、反省，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部曲，如高鲁日记所记载的：“我们都是缺点满身的人。我想诊治的方法：一多讲马列主义，二在工作中筑造自己，三在讨论会中检讨我们的生活、行为等。”

高鲁说到的讨论会是中共特别重视的一个环节，中共一直强调学习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要求联系实际展开讨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争论：“有一个小组共七个人，争论抗战、团结、进步，哪个重要？……争论得无法解决，按多数表决，表决的结果，除主席外，六个人三个意见，两个人共同一个意见。主席无论参加哪一方面都可得到多数，但主席又不同意以上的三个意见。”整风期间，这样的争论虽由于其内容显得琐碎而被批评为教条，但通过碰撞激起思想火花的讨论方式一直为中共所沿用，这也是中共希望固化自己的队伍却又要避免僵化的有效途径。

轮训、讲授：突出记忆中的革命元素

日常教育之外，轮训制度可进一步强化学习效能。抗战时期，中共实施轮训制度，规定区以上的各级组织都要建立训练班，所有党员、干部均需轮流接受培训，时间一般在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冀中报告：“1938、1939两年间，有数字可统计的，共训练小学教师6354人，内女的占10％，县级行政干部444人，内女的23人，税务人员135人，合作社干部1094人，内女的6人……总计20894人。”这应该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

1939年4月，129师司令部机要科干部杨国宇曾到师轮训队参加过一个月的训练，按他的说法，“是从参加军队以来的第一次开荤”。杨国宇在轮训班的学习主要可分四部分：一是听报告，刘伯承数次到训练班做报告，讲政治、军事、党政、纪律等问题，给学员高屋建瓴的指导。二是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陆定一讲《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又听讲生产关系的五种基本形式，建立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社会的基本思路的了解。三是听讲战斗技术，包括敌我优缺点的检讨、游击战术、特种战斗、后勤保障、战斗指挥、战斗技术等，27天授课，涉及战斗的课程为12天，占到将近一半。四是听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从太平天国讲起，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直到苏维埃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战斗课程相当，同为12天。除此外，还有中间和期末两次测验。

轮训班的课程安排，清晰体现中共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特点，军事理论和实战的讲授是部队干部的必修课，占到近一半比重容易理解，革命史的讲述和前者等量齐观，则突出显示中共意识形态政党的性质，即以历史记忆的构建，强化民族和国家记忆中的革命元素，勾勒中共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际遇、任务和作用，以此提升干部的历史使命感、团体认同和现实关怀。从太平天国讲起，重心放在中共建党以来的历史讲述，既点出了中共产生的时代背景，即中共话语中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又突出了中共革命党的特质。

1939年，年少失学的八路军干部秦基伟刚刚记日记时，错字连篇，表达不顺，几年下来，他的日记已经“由原来的单纯记录，发展到写对事物的思考、见解，后来又发展到总结经验教训，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情。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建设的同时，我比较注意对细节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秦基伟所说的提高，可以从当年的文本中得到印证。1942年6月，太行一分区负责人秦基伟等向上级递交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报告，总结多条经验，包括灵活的斗争方式，适度的武装斗争火候，善于迷惑敌人，组织合法与非法斗争之配合，军政结合等。

这些经验在中共党内或非空谷足音，但如将之与同时期国军将领总结的经验对照看，还是令人印象深刻。黄埔一期生、国民党军队名将夏楚中曾于1941年发表文章总结抗战经验，谈到六点：“加强近接战斗的训练”、“注重射击运用”、“演习据点攻击”、“确立据点战术信心”、“侧重重点教育”、“加强精神教育”。尽管上述两个文本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后者的就事论事、规行矩步与前者的宽阔视野、灵活态度，反差十分明显。

余论

无论对主义、信仰的理解，还是在此基础上滋生的忠诚度，及中共不断规训下养成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这些中下层干部都相当突出，相比国民党党员“百分之九十是无所谓的中间分子”尤其如此。正是他们承担着上传下达的重要使命，凝结起更广大的基层社会，将中共的政策和力量落到实处，使中共的垂直控制体系得以确立坚强的枝干。

更重要的，其中凝结着的还是中共自己的大量心血，宣传、训导、教育以及思想的启发和斗争，有共产主义阵营的共性，而其中的耐心、细致和深入内心，又不无中共乃至中国思想的特色。

中共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逻辑，这样的逻辑如流动的铁水，软软却不由分说地漫过，水过处，凝结起的即为坚硬的意志。

（本文刊发有删节，全文将刊载于《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