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毕业后进入近代史所时,步平先生已是所长兼书记。素不耐与领导交往的我,自也少有机会与他有私人交谊。回想起与他不多的几次来往,心中仍多有感激。
第一次交往发生在入所半年后的青年学术论坛上。青年学术论坛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每年年底举办,由40岁以下青年学者发表论文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上,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清政府如何赔偿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的论文。其中,对清政府的赔款手段没有给予极低的评价。孰料,一位评论者忽然开始指责我的立场。虽然自认此前也见识过一些场面,但对于这种政治性的批评,我还是有些发懵。在我手忙脚乱地准备自我辩解时,作为会议主持者的步平所长却先一步接过了话头,不仅明确肯定我的论文没有立场问题,而且表明态度:不要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于是,我安然通过了自己在近代史所的第一次学术亮相。回想起来,此前的我未曾与步所长有过任何公私交流,而我的师长也与他罕有交集。对我的这次“维护”应该是出于公心,出于他自己对学术的认知。这,让我这个初入研究所的晚学后辈对本所有了更多的认同,也更愿在自己以后的岁月中去努力维护这种所风。
第二次交往则说起来有些可笑。当时,所里去革命老区考察,途中过一段悬崖时需要坐索道。排队坐缆车时,因为另一同事和我一样有恐高症,于是调换位置后我不期和步所长坐到了一起。离开缆车站,看着下面越来越远的地面和树梢,我开始紧紧地闭上了嘴。可能是看到了我的紧张,步所长开始讲述自己少年时代爬高塔的恐高经历,并总结说:向上看容易忘掉离地的高远,使自己紧张的心情得到一定的放松。恐高据说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构成,他人的劝解未必会有太多的效果。步所长的劝解也同样没能改善我的恐高,但至少缓解我的尴尬。同时也让我为他主动劝解小辈而有所感动。
后来,我从侪辈的口中的知道了更多关于他的正面消息:住在通州的他会“公车私用”,用他所长的专车搭载本所同仁上下班;身为儿科大夫的步所长太太也会为本所同事的孩子提供咨询和帮助;他曾为从上级部门争取更多科研经费而喝至吐血;他曾多次提出研究所的科研考核不可量化,更不可追求数量。
在一个成年人的认知世界里,每一个人都会有多个面相。而从我这个普通科研人员有限的接触中,步平先生是一个可敬的领导,可亲的长者。
2011年,步平所长离任后,我曾想请他吃饭,以示感激,但他很忙,虽然几次在食堂匆匆相遇,却一直没有机会说诸于口。到去年得知他患病后,也曾想去探望他,却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直到8月14日获知他去世的消息。我知道,自己已没有机会当面表达谢意,只能在这个深夜提笔写下这段文字以为纪念,以一个在他不经意间受其恩泽的小子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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