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步平先生从相识到相熟已有十几年,以学识而论,他是良师,以友情而论,他是兄长。步平先生之于我,亦师亦友,是良师更是益友。
我们相识于2004年。当时步平先生还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任职,那年我在杭州张罗办了一个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研讨会,会议一律不安排接送,作为“厅官”的步平先生只身打车赴会,毫无怨言,他平易近人的处事风格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由此开始也结下我们间的学术情缘。
步平先生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后,我萌生了去访学的念头,承蒙他的关心,2005年春我到近史所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其间得到步平先生和所里其他领导、师友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当年正好是抗战胜利60周年,所里常举办一些有关抗战史的学术研讨活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使我获益良多。访学结束之际,按所里的规定,我作了一个关于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报告,其间得到步平先生的不少指点。继我访学之后,我任教的杭州师范大学近现代史专业又有好几位同事到近代史所访学或从事博士后研究,他们也同样得到步平先生的关照与指导,缘于此,杭师大近现代史专业的同仁对步平先生当然也就满怀敬意,对近代史所也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时,杭师大差不多每年都与近代史所各研究室、杂志社联合举办学术会议,伴随着这个过程,步平先生对杭师大近现代史专业给予了更多的指导,他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良师和益友。
作为一名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后学,我也非常荣幸地参与了步平先生的一些研究项目。2010年他主持中国社科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承步平先生不弃,我承担了其中的部分任务。2011年步平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我在其中又承担了战争赔偿这一章的任务。在开展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对步平先生勤勉的治学精神和平和、理性的治学态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方法也受到了更多的启发。
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盛典之前,我和步平先生一起在天安门前散步、留影,相谈甚欢。同年11月,步平先生来杭州讲学,连续为浙江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师生作了两场报告,当时我感到他显得非常憔悴,只以为是作报告所致,殊不知他是带疾工作。他回京后不久我便得到他断断续续住医院的消息,于是便经常打电话,向他了解病情,他要我放心,说换过几个治疗方案,总的情况还不错。今年7月16日,我专程上京看他,不过由于事先没有相约,他回短信说正接受多种复杂的治疗,要我不必去医院,我回复说那就下次再聚,他充满自信地回复道:下次聚!
可惜呀,永远没有下次再聚的机会了。8月13日下午,我收到同事转来的《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的微信:“心情沉重,今天开始,步平先生呼吸困难,用了呼吸机!希望步平老师度过难关,早日康复!”我顿时感到莫名的无望和无奈。果不其然,8月14日早晨,我收到同事短信“步先生走了!”
作为良师益友的步平先生走了,但他实在走得太早。惟愿步平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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