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著《统制与掠夺——日伪统治时期中国东北殖民地工业体系研究》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2022-08-17 15:32:23

　　孙瑜：1978年生，吉林省通化市人，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出站。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项，主持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集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或摘编;出版著作3部。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获黑龙江省历史学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2019年度黑龙江全省优秀教师、2019年度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会长。

《统制与掠夺——日伪统治时期中国东北殖民地工业体系研究》

作者：孙瑜

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页数：722页

字数：60万

　　内容简介

　　中国东北的近代工业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起步和奉系时代的发展后，被强行并入日本殖民地掠夺体系之中，成为整个日本对外资源掠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论述了日伪统治下中国东北殖民地工业体系从建立、扩张、衰落直至终结的演变过程，通过对清末、民国、伪满时期中国东北的制油工业、面粉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等19个工业门类的梳理和分析，以具体史实揭示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工矿业的控制和掠夺，揭露了日本对中国东北民族工业的排挤和吞并，阐述了该体系对东北经济后续发展的阻碍以及对东北环境的破坏。该书的论述主要基于大量的“满铁资料”、日文资料、民国史料和口述史料等，重视中日文的对照和校勘，揭示了伪满时期东北工业体系的殖民地性质。该书全面论述了伪满时期中国东北的工业体系，厘清了中国东北工业化发展的总脉络，驳斥了日本右翼“建设开发东北”的错误史观。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伪满洲国工业统制政策的演变

　　第一节 “满洲国建设时期”：工业统制政策的初步确立

　　第二节 “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统制的加强

　　第三节 “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统制的高潮

　　第二章 日伪对东北轻纺工业的垄断

　　第一节 制油工业

　　第二节 面粉工业

　　第三节 酿酒工业

　　第四节 造纸工业

　　第五节 纺织工业

　　第六节 制盐工业

　　第三章 日伪对东北能源工业的吞并

　　第一节 煤炭工业

　　第二节 电力工业

　　第三节 石油工业

　　第四章 日伪对东北基础原料工业的控制

　　第一节 钢铁工业

　　第二节 化学工业

　　第三节 窑业

　　第五章 日伪对东北矿业的掠夺

　　第一节 有色金属矿业

　　第二节 黄金工业

　　第六章 日伪对东北机械工业的统制

　　第一节 普通机械工业

　　第二节 兵器工业

　　第三节 铁路车辆制造业

　　第四节 造船工业

　　第五节 航空工业

　　第七章 伪满洲国殖民地工业体系的特点、终结及影响

　　第一节 伪满洲国殖民地工业体系的特点

　　第二节 伪满洲国殖民地工业体系的终结

　　第三节 伪满洲国殖民地工业体系的影响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近代东北重要工矿企业资料汇总

　　重要人物索引

　　后记

　　前言

　　历经十载笔耕，此书始获完成。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笔者想在此谈一下撰写此书的三个目的。

　　目的一，从多维视角展现近代中国东北工业经济发展变迁的总脉络。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很早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东北，古称辽东、关东、关外、“满洲”，是中国东北方向国土的统称，以山海关为分界，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东部。就面积而言，詹自佑著《东北的资源》一书认为东北的总面积为1306603平方公里(内含“关东州”3462平方公里)。《满洲年鉴(昭和20年版)》中记载：东北全境的面积为1306605平方公里(包括“关东州”3462平方公里)，占亚洲面积的约3%，日本领土的近2倍。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编《东北经济小丛书(人文地理)》认为东北的总面积是1969037平方公里。上述各种说法虽有出入，但东北地区幅员辽阔是不争的事实。在矿产资源方面，据伪满《矿业法》所载之法定矿物就有40种，其中尤以煤、铁、金诸矿最为丰富，甚至被称为“世界矿产宝库”。据伪满期间出版的《满洲的物产》记载，当时发现的金属矿物主要有：金、砂金、铁、铜、铅、硫化铁矿等。非金属矿物主要的有：煤、白云石、耐火粘土、油母页岩、滑石、石灰石、石棉、长石、石英岩等。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另据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编《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1931—1945年)》统计，在1943年时，东北的煤产量占全国49.5%，发电能力占78.2%，生铁产量占87.7%，钢材产量占93%，水泥产量占66%。可见，当时东北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甚至是中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地带。由以上可知，近代以来东北工业经济发达，矿产资源富饶。

　　另外，东北工业经济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长期历史沿革的过程。从清朝后期，东北就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等形式的企业，其中官办具有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具有两重性(以官僚资本为主体，兼有民族资本成分)，商办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当时官办以吉林机器局和奉天造币厂为代表。在矿业中以阜新县的新成窑、漠河金矿、吉林三姓金矿等为代表。民国建立以后，工业中出现了官僚军阀资本的形式。在两张时期，东北逐渐形成了以奉系军阀为首的官僚资本和当地民族资本长足发展的工业格局。其中奉系资本以东三省兵工厂、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奉天迫击炮厂为代表，民族资本以大亨铁工厂和顺兴铁工厂为代表。在矿业方面，有八道壕煤矿、阜新煤矿、复州煤矿、北票煤矿等。另据资料统计：截止1932年，包括官僚资本在内的东北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达3081家，占东北工厂总数的80%，其中包括金属工业、机械器具、窑业、纺织、制油、食品加工等行业，投资额为6798万元，占东北工厂投资总额的28%。总体上，这一时期奠定了以沈阳、大连、哈尔滨和图们江流域城市为中心的民族工商业初步发展的工业格局。另外，作为工业化标志之一的铁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长足发展。除“满铁”经营的铁路外，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修建了一批自资铁路。有资料显示，“自1921年2月至1931年9月，使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的铁路营运里程共计1521.7公里。” 总之，这一时期，东北工业的发展遍布轻、重、矿业等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东北民族工业体系，工业格局初具规模。此后，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占整个东北，严格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强行打断了东北原有的工业近代化进程，将之纳入到日本侵华和掠夺东北资源的殖民地工业体系之中。尽管这是东北工业经济发展史的一段黑暗时期，但也是近代东北工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忽略。

　　目的二，以史实为基础驳斥战后日本右翼“建设开发东北论”等错误史观。1963年，日本满史会编辑出版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极力宣扬该理论，内称“满铁……排除了动荡不安和中国本土的扰乱，保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与秩序，投放资本振兴了现代化工业，收容了困顿的当地人民。” 1971 年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大部头的《满洲国史》也持此种观点，认为：“在此暂短期间，满洲国却经受住了战争的沉重压力，产业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实堪称为近代史上的奇迹，它不仅促进了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而且也是中国今日发展的一大动力。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又出现一批知识界右翼团体成为近年来宣扬该理论的主力军，其中以右翼文人中村粲为代表。他在《评林健太郎的战争史观》一文中宣称“满洲国有秩序的发展，南面促进了朝鲜的工业化，西面为百万华北劳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华北人民羡慕满洲国的繁荣。”显然，上述理论主要宣扬在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产业经济、交通通讯、文教卫生等各方面开发的“高速度发展”和“贡献”，甚至说它构成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的“楷模”，奠定了后来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基础。该理论的主要支柱即为这一时期东北工业的“发展”变化，它是对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的一种美化和歪曲。

　　尽人皆知，日本在侵略东北后对该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政治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其中，经济掠夺就包括工业掠夺。可以说，伪满时期东北工业的所谓“开发史”实际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史。在伪满的工厂中，中国工人遭受日伪当局非人的待遇，有的工厂工人要像犯人一样被建立指纹卡片，立档存查以防万一，并填写完全有利于厂方的进厂保证书。在工作时间上，一般每天不分昼夜，一律工作12小时，全年无休。而且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的情况屡见不鲜。中国工人普遍工作时间较长，但工资水平却较低，即使是相同的工作，日本工人的工资往往是中国工人的2至3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非常普遍。更有甚者，许多工人因劳累致死或被折磨而死。虽然通过此类所谓的“工业建设”造成的伤亡人数目前没有确切统计，但仍能从一些局部的统计中感受到它的残酷。据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抚顺煤矿百年(1901—2001)》所载，在抚顺煤矿，“据不完全统计，从1905年3月到1945年8月的四十年中，华人矿工因矿山事故，受日本侵略者残害而死亡与伤残的人数，共达23万人之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因虐杀、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死的数以万计的中国矿工及其家属子女。” 时至今日，在中国东北仍然留有许多由于日本残杀中国劳工留下的“万人坑”，其中包括抚顺煤矿万人坑、辽源煤矿万人坑、吉林市丰满万人坑、延吉老头沟煤矿万人坑、大栗子铁矿万人坑等，这些都是日本残害中国劳工、压迫中国工人的历史见证。可见，在所谓伪满工业指标虚高之下是中国人民付出的血的代价，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痛也将是长期的。家园尚可重建，但人死不能复生。日本对这些工人和劳工生命的无情剥夺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更是其家人一生挥之不去的痛苦。此种罪恶如果以财富的膨胀或者工业指标的虚高来掩盖，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战时经济亦成为东北经济后续发展的桎梏之一。该体系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对东北资源的疯狂开采不利于后续的资源开发。日本为了攫取更多的战争资源，根本不考虑东北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等要素，甚至竭泽而渔。而且由于日本的野蛮开采，只追求产量，不顾及中国工人的死活，导致塌方、瓦斯爆炸事件频仍。这些矿山在事故后有的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进行重新清理，有的只能封存放弃使用，这给后续的开采带来了困难。二是资源的消耗和对日输出造成东北资源的急剧减少。整个伪满时期，日本一直处于对外侵略扩张状态，战争资源消耗巨大。在这些资源当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各种矿产资源，它们的消耗阻碍了东北后续的经济开发。以煤炭工业为例，伪满时期东北的煤炭主要供应给关东军、伪满政府、日本会社以及各种产业，用于民需量极少。而且还有大量煤炭被输往日本。显然这些煤炭都在日本被消耗掉了，客观上成为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它们的总量是不变的。随着开采的继续，它们的存量在不断减少，这破坏了东北经济后续的发展。三是日本只顾产量而无视对东北环境的破坏。在抚顺，在1926年日本只顾采矿和掠夺中国人的土地，造成浑河北岸中国人的良田被淹。由于日本大肆开采东北的煤炭资源，改变了东北的地质结构，且由于没有进行有效填充，造成部分地区塌陷，人民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此外，日本统治东北期间还对森林资源滥砍滥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于上述“建设开发东北论”的错误论调，孔经纬先生曾指出：“笼统地说日本的侵略政策和侵略活动在客观上对东北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实际上同直截了当地说‘侵略有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至于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物质基础，一旦归属于中国，便是被掠夺果实还家。” 实际上，“建设开发东北论”是为日本侵略他国进行辩护的歪理邪说，亦是日本侵略者犯下无耻罪行的一块遮羞布和挡箭牌，对它必须得进行无情地揭露，否则会误导更多的战后日本民众。

　　目的三，与时俱进，深化对中国“十四年抗战”历史的研究。“八年全面抗战”论和“十四年抗战”论之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关于战争起点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学者对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认知，也是对东北抗战及前六年抗战历史地位的一个重要评价。建国后逐渐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中“八年全面抗战”说占主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讨论的推进，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十四年抗战”说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支持。事实上，“八年全面抗战”指的是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则更加强调中国人民抗战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尤其是对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中国人民进行的东北义勇军抗战、淞沪会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抗日斗争的肯定和尊重，它把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其中关内学者多倾向于“八年全面抗战”说，关外学者(东北学者)多倾向于“十四年抗战”说，这与东北学者长期研究前六年的抗战历史密切相关。而随着讨论的深入，“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的理论也更加清晰，这为“十四年抗战”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尽管如此，争论依旧进行中。在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而且，在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显然，政府在学界论证的基础上，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反之，又对学界产生影响。此后，争论渐息。而从2017年开始，“十四年抗战”又被列入中小学教材之中。这也表明“十四年抗战”说日渐占据主流，深入人心。

　　“十四年抗战”说的逐步确立，推动了抗日战争史和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研究。尽管如此，目前国内对后者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仍需加强研究。首先，在历史研究方面，以往多侧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方面，并取得了诸多成果。近年来则更关注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领域也符合上述研究特征，在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研究得还不够充分，有待拓展。这需要相关学者对上述领域持续关注，并投入精力。其次，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还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和实际意义。它和劳工问题、历史观问题、日本遗孤问题、细菌战问题等密切相关，对它们的研究甚至会影响到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走向，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要与现实状况相结合，互为表里，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最后，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发掘出大量的新史料，也解密了大量的新档案，其中包括大量的“满铁资料”。目前“满铁资料”散存于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各国，通过学者的不懈努力，很多资料被挖掘出来，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尽管如此，由于这些资料数量巨大，分布零散，且多为外文，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都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诸多学者长期的辛苦付出和努力。显然，对这些资料的应用将极大地充实过去研究的不足、纠正以往研究的偏差，甚至弥补在个别领域研究的空白，从而有利于厘清有关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一些具体问题。

　　另外，笔者在此还要谈一下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本课题属于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因此，要使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包括表格、数据等。而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外计量单位不同。如在面积单位中，中国有顷、垧、天、日、亩等，日本有陌、町、坪等。在重量单位中，中国有石、担、斤等，日本有石、贯、斤等。在货币单位方面，有两、吊、哈大洋、现大洋、元、日元、留、卢布等。在长度单位中有米、尺、公里、英尺、英寸等。为保证数字的准确，同时尽量保持历史原貌，故在引用时多使用原计量单位。但如果涉及到比较研究的状况，也会做一定程度的换算。

　　二是对于本书中所使用的统计数字，笔者作了慎重的鉴别。各个时期的数字，或为具体条件所限，或为口径不同，或为计量单位不统一，或为使用者观察角度不同，故即使是同一时间、同一指标也会出现差异。对此，笔者尽量参考大量资料，尤其采用中日文资料对照，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鉴别工作，从而尽量提高论述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三是对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作了衔接、调整、补充和汇总。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工矿业统计资料，原资料中有部分数据与本书关系不大，故略去或进行相应的调整。另外，对部分说明问题的重要数字如果是残缺不全的，经多方查证作了一定程度地补充。同时，对一些重要数据进行汇总。以上对于总结分析近代东北工业的特点、演变和发展趋势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总之，由于本书涉及知识面甚广，使用资料繁杂，而本人的知识储备和积累有限，故可能存在诸多缺点和错误，在此笔者还恳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后记

　　2008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入职哈尔滨师范大学，继续我的科研生涯。在从事通史研究的同时，我逐渐意识到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性和优势所在。首先，地方史研究有助于史学工作者担负起繁荣地方文化的学术重任。东北和中原地区相比，在历史的悠久程度和文化的厚重方面略显逊色。但东北亦是物华天宝，地杰人灵之地，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气息。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深入挖掘，不断探索，从而使东北的文化更加繁荣昌盛。其次，地方史研究能够发挥史学工作者学术戍边的历史担当。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近代以来东北成为周边列强必争之地，也曾几度失而复得，且至今仍同周边国家有一定的领土纠纷。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从学术角度进行论证，进而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再次，地方史研究更能体现史学工作者经世致用的人文关怀。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于过去的人和事，但地方史研究由于空间关系更接近于关注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身边的环境，以及身边的文化。由于文化传承和历史因袭的关系，这种研究往往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这种研究更能体现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的史学功能。最后，地方史研究还享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都重视地方史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方面有一些倾斜政策，尤其是后者更是重点关注于此，是为天时。历史学是材料科学，史料是研究的来源和关键。地方史资料多存于地方图书馆、地方档案馆、地方院校和地方科研院所中。在当地查阅这些资料省去长途跋涉之苦，是为地利。目前，鉴于各种原因，许多重要资料处于封闭或半公开状态，地方学者长期在当地工作，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易于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获取资料，从而实现学术上的弯道超车，是为人和。总之，地方史研究是一个学术宝库，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来源和选题优势，这些都坚定了我从事地方史研究的意志。故从2010年起我开始进行全面转型，将研究领域聚焦于伪满洲国史范畴。这既属于具有浓郁乡土情结的地方史，也与我曾经学习的日本史专业相契合。在此过程中，我还受到哈师大李淑娟教授的启示和鼓励，这些都增强了我研究伪满洲国史的决心和信心。

　　抚今追昔，我从事伪满洲国史研究已十载有余，虽无小成，但亦颇有心得。伪满洲国史研究是一门显学，它既属于典型的东北地方史，又与日本史(世界史)、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相交叉。此外，它还与七十多年前那场改变中国人民历史命运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亦与许多现实问题如历史观问题、日本在华遗孤问题、细菌战问题、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等息息相关。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关于伪满洲国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部分成果，但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与日本学界的互动交流还远远不够，这导致双方的研究无法对接或达成共识，显然这不利于完成史海钩沉的历史使命。

　　2012年我有幸进入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殿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工作学习，在导师王建朗研究员的指导下确定了以“伪满洲国工业史”作为研究选题，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科研攻关，本书正是对我从事伪满洲国史和伪满洲国工业史研究的一个总结和回顾。它历经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打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中间因事多次短暂中辍，又多次补充，前后历时近十载，始获完成。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古人“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对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为学创新之道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对“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学者风骨有所领悟，更充满对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期许。最后在2020年初又遭遇新冠疫情，封闭禁足，以古人“雪夜闭门读禁书”的状态实现学术冲刺，完成书稿。握笔沉思，我的为学之路布满荆棘，但亦有惊喜，如攀高峰，每登一级，总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在我为学之路上，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几位恩师。田富恩师(吉林师范大学)对我的学术之路的开启，陈景彦师(吉林大学)对我学术之路的引领，王建朗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我学术之路的助推，都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和宝贵财富。师恩难忘，恩泽浩荡，弟子无以为报，唯有在为学之路上不懈努力，上下求索，方不负三位恩师的厚爱与提携。

　　此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希亮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和点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李庭军老师、姜新宇编辑也为本书的完成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哈尔滨师范大学张晓校教授也为本书建言献策，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和帮助，此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感谢!

　　2021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本书可以看作是纪念此事件的一份献礼。借以悼念那些在此事件中牺牲的中国人民，歌颂那些在此事件中勇于抗争的中国军民。无数事实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是打不倒压不垮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必将以伟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