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青著《积极表达与消极回应：国民参政会提案研究（1938-1945）》出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2022-09-16 14:21:47

　　《积极表达与消极回应：国民参政会提案研究(1938-1945)》

　　作者：王凤青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页数：468页

　　字数：45.1万

　　作者简介

　　王凤青：1976年生，山东省临清市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2002年7月进入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工作至今。期间于2008年6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2020年1月，获聘教授职称。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在《中共党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

　　内容简介

　　成立于1938年7月抗战严峻形势下容纳了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精英力量的国民参政会，是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国民党、共产党与中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一个带有民意色彩的中央最高咨议机构。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7月6日召开第一次大会，到1948年3月28日结束，共历四届，举行大会13次，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抗战期间召开11次，抗战胜利后召开2次。本著作从军事国防、外交、内政、财经、文教等五个方面首次全面、客观、系统考察了抗战期间召开的11次国民参政会大会中与抗战建国问题密切相关、比较有特点和价值且讨论问题相对集中的提案内容、国民政府对提案的回应情况及实施效果、影响提案作用发挥的原因等内容。本著作还专设一章讨论中共参政员与国民参政会的关系，还对国民参政员的个人情况及提案数量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著作提出了对国民参政会功能、性质、作用新的整体性认识及对当前政治建设的启发借鉴。

　　前言

　　国民参政会既是在抗战爆发的特殊环境下成立的一个“制度性的中央政治参与机构”，也是“一个战时政治协商机关”，其作用既体现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共赴国难，又体现为通过行使议决权、建议权、询问权，甚至对某些重大国事问题提出临时动议等方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主张以供其采择施行。其中，国民参政员提出提案是行使建议权和议决权的重要方式。提案提出后，国民政府怎样看待、如何处理落实、实际效果怎样，决定了国民参政会的功能和效用能否充分发挥及抗战能否顺利进行。

　　学术界对国民参政会已有不少研究，对国民参政会提案也有一定的关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第一，多在相关研究中予以提及，专门以国民参政会提案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相对匮乏，难以揭示国民参政会提案的整体面貌和对抗战建国的重要价值。

　　第二，基本上集中于对中共、中间力量参政员及其代表人物、某一领域、某个具体问题及某一时期提案文本的梳理，对提案所关注领域和关注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及持续性研究不足，亦未能将不同领域的提案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全面、系统、微观的内部审视和深入的学术探索。

　　第三，一些研究成果缺乏实证支撑，偏重于从文本到文本的简单罗列，对提案背后的复杂逻辑及与国民政府施政方针之间的冲突、互动与影响的多维、复杂关系缺乏深度的历史把握。

　　本著作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1.追踪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办理情况及实际发挥的作用。本著作将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不仅系统梳理国民参政会提案在军事国防、外交、内政、财经、文教等领域提出的与抗战建国密切相关的建议主张，而且还将研究视角转向实践层面，考察国民政府对提案建议主张的采纳施行情况及实际效果。

　　2.把握国民参政会提案实施情形与国民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内在逻辑。在抗战前期，在民族危机的空前压力面前，国民政府较为重视采纳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建议主张，其与国民参政会的互动呈现出一种较为良性的状态;到1941年以后，国民党既无法有效解决国民政府行政机关职能涣散、效率低下、对基层缺乏控制力、官员贪腐、不作为等问题，亦不愿认真面对中共与中间力量的政治诉求，对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回应大多以搪塞敷衍为主，有的建议主张即使体现在了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其积极效果也很难显现。中共和中间力量参政员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亦由支持、拥护到不满、疏离，再到不合作乃至公开的对抗，这对国民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及战后中国政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纠正前人的一些偏颇认识。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财经、文教领域的提案“比较合作”，军事及内政领域的提案则“很难受到采用”。本著作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研究，认为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大体来看，对于抗战建国亟待解决、符合国民党政治需要、本身有针对性与可行性的提案，不论提案属于军事国防、外交，还是内政、财经、文教领域，国民政府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由于动乱的战争环境、国民政府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不足等因素，导致提案的实施效果不明显。

　　本著作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认识：

　　1.国民参政会是在全国抗战爆发的特殊环境下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产物，是体现、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它在存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行使包括提案权在内的各种职权，始终以一种建议、协商或备国民政府进行咨询的姿态存在。

　　2.国民参政会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保证了国民参政员都是来自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精英力量，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高的知识视野，保证了国民参政会提案建议主张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但由于国民参政员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及政见歧异，也使提案内容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3.国民政府对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回应，体现出国民党在以党治国的模式下，力图在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政党之间通过协商建立一种共识机制的尝试与努力，这既是抗战形势的特殊需要，也是构建其所需要的民意支持的重要表现。国民党的这种尝试和努力，在抗战前期是较为显著的，在抗战中期和后期是不成功的。

　　4.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民政府对国民参政会提案回应的“有与无”、“多与少”和“质与量”，直接决定着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优与劣”、“好与坏”和“成与败”。当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建议主张得以落实，并在实践中产生良好效果时，国民参政员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可度就高，国民党的执政权威就会增强;反之，国民参政员对国民政党政权的认可度就低，国民党政权的执政权威就会减弱。

　　5.影响国民参政会提案作用发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日本侵略形成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有利形势、提案关注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提案本身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共和中间力量参政员坚持不懈的推动与抗争、国民党基于政治利益考量而做出的适时和适度的妥协等因素有利于国民参政会提案作用的发挥。缺乏必要的妥协的能够包容各方的政治生态、国民党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不同精英力量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分裂、国民参政会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困境等因素限制了国民参政会提案作用的发挥。

　　6.符合时代潮流的制度一旦被设计出来，就要不断增强制度的凝聚力、包容力、吸纳力和整合力，抵制各种颠覆性力量的侵蚀，归拢各种有利因素，谋求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空间，以实现国家建构与有效治理的目标。

　　后记

　　本著作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民参政会提案研究》(立项号：16BZS073)的基础上经过近两年的修改完善形成的。这次能够得以出版，是因为得到了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创新工程的资助。

　　2011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考虑到我的工作性质，我决定转到社会学领域。在此想法指导下，我于2012年、2013年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都选择了社会学的题目。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学者指导我的论证活页后，大都说题目选得不错，但不是社会学的论证语言，而是历史学的论证语言。我陷入了迷茫状态，转型怎么可能一两年就见到效果呢?

　　2014年5月，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海鹏研究员到我单位做学术报告。有同事得知张老师是我的导师后，开玩笑似的说我怎么也应该拿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提醒了我，我决定沿着原有的历史学的学术积累继续尝试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此过程中，我多次联系张老师，请求给予指导和帮助。张老师对我的请求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张老师事务繁忙，能够在百忙之中及时给予我指导和帮助，我是非常感激的，我暗下决定，一定要成功立项国家社科基金，一定要给鼓励、帮助和指导的师长好友有个交代。那几个月，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我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时间看资料、思考论证。我还到北京找张老师当面请教。可惜的是，2015年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没有成功立项。

　　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人，没有成功只能说明功夫没有到家。我决定把看过的资料梳理出来继续研究。在此过程中，我曾两次到南京图书馆、一次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两次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一次到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图书馆查阅资料。这样，到2016年再次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我已经写了30多万字的报告，论证起来有水到渠成、一气呵成的感觉，特别顺畅。当年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得以成功立项。

　　由于有了研究基础，我决定把它做的质量高一些。在此期间，除了到重庆、南京、北京继续查阅资料，当遇到困惑的时候，第一个求助的就是张老师。现在想想，真是难为了他。我博士毕业那么多年，竟然还不能独立，还在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若是其他学生也像我这样，估计他会忙不过来的。让我感动的是，张老师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及时解答，无论我提出的问题幼稚还是深奥，是不是有价值、值不值得回答，他都不厌其烦。他总是说给我敲敲边鼓，这让我觉得我应该更加努力。他还谆谆告诫我做学术研究要遵循的一些原则，比如要有国家和人民立场;要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抓住历史现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要尊重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尊重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要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当前的中国国情出发，否则就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现象;要关注现实，了解现实，注意从“以史为鉴”的角度研究历史问题。总之，要把唯物史观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领会。不知不觉中，张老师改变了我。在他的熏陶下，我慢慢找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喜欢沉浸其中享受这个过程。在本著作付梓之际，我要向张老师真诚的说一声：谢谢!刚上博士时，由于学术积累贫乏，我羞于在老师面前谈论学术，而现在我则敢于表达自己，敢于谈论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认识，偶尔还能和老师辩论一番，我希望在今后的学术征程中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本著作得以问世与学术界的朋友和亲人们的鼓励支持分不开。本著作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西南大学周勇教授、重庆大学杜俊华教授、聊城大学罗衍军教授的指导和帮助。齐鲁工业大学的许忠明教授也给了我很大支持，他是我通过网络搜索方式结识的一位学者，尽管我们至今未曾谋面，但在心里已经把他当成老朋友了。我所在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是一个干事创业充满活力的大家庭，单位领导竭尽所能为每一个人成长成才创造机会，单位每一个同事都积极乐观进取。丈夫一如既往是我的大后方，为我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保证。2005年读博士时，我儿子还不到两岁，如今他已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想、为自己梦想拼搏的高中学生了。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勇于接受各种挑战，感恩给予他力量的所有人，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为本著作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些都带给我很多感动，这些我将铭记于心，转化成为我继续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