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辛焞 祁建民 | 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2-12-21 14:10:57

　　日本帝国主义是近代以来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当然也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已较早地开展了有关日本侵华史的研究，特别是近10余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刘大年先生作序，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振鹍、沈予等先生共同撰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一书，则是该领域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该书使用史料丰富，分析、论述严谨客观，从整体上，系统地将该领域研究推向了一个新水平。该书代表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

　　该书的一大特点是系统性与学术性兼备。该书纵论了日本侵华史的整个过程，涉及到了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70年间中日间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实为一部通史。但该书通而不泛，全而不浅，对所述历史皆在精深研究的基础上独成一言，观点多有突破，每一章节实际上就是一篇论点深刻的论文。

　　该书的诞生是有这样的社会历史和学术积累的背景的。从社会历史方面说，研究某一历史阶段或事件必须在这段历史经过一定沉淀之后，才能客观、全面地研究。我国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史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些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史学家为唤起民众开始了这方面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但在全面占有材料、系统分析考证上却有不足。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忘过去、着眼未来的方针之下，中日关系不断发展，这就为中国史学家全面、客观地梳理这段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条件。从学术积累来讲，伴随中日关系发展，战后日本大量出版的有关二战史的重要资料也为中国学者利用，中日学术交流大大加强，根据双方史料研究有关史实便可更为全面了。同时，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学术交流也开展起来，由台湾方面所掌握的一批重要史料也传入大陆。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出现了新成果迭出不穷的兴旺局面。

　　统观全书洋洋近60万言，真知灼见比比皆是。但这里依笔者之管见，仅能就感兴趣的几点略作评价。

　　关于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毫无疑问，袁世凯是近代史上一狡诈阴险、翻云覆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以往史书中，对于袁与日本的关系也仅仅从其卖国求荣的本性上强调其对日本的一味妥协屈让，甚至以日本支持他当皇帝为条件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但该书却根据中日双方的资料说明，袁世凯是投靠外国的，但不是投靠日本，而是投靠英国。袁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是不好的，日本一直要推倒袁，准备另找亲日的傀儡。当武昌首义，南北议和的时候，日本和英国开始时都主张中国政体要行君主立宪，但两国出发点不同。英国与袁已建立了较好关系，把支持袁掌权，迅速使中国稳定下来放在首位;而日本优先考虑的则是害怕中国实行共和体制会给日本思想界带来冲击，担心中国人民政治觉悟提高后要向帝国主义收回权益。所以，当英国为支持袁，转而同意行共和制之后，日本仍坚持主张中国行君主立宪。而袁世凯这时采取了联英制日的方针。他表面上对日本亲近，暗地里通过英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终于使日本孤掌难鸣，只得暂时止步。

　　关于二十一条问题，该书论述也是有新意的。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是乘袁世凯企图称帝之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为取得日本支持而接受的。这实际上是把历史简单化了。首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背景不是在袁要称帝之时，而是在这之前。正如书中所说，“追溯二十一条的渊源，由来已久”。1910年，日本就有人提出延长南满铁路租期问题，二十一条的全部形成是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占领山东后。日本当时考虑迫使袁接受二十一条的手段有，不从山东撤军，不再协助取缔南方革命党，与俄国合谋处理满蒙，搞满蒙自治等。至于以支持帝制相诱，则是在日使日置益具体与袁交涉时提出的。当然，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要求交涉也不是一味妥协，全盘接受的。袁世凯接到二十一条后，是决定以最小的代价了结此案，其策略一是谈判中逐条磋磨，拖延时日，以待外援;二是逐步泄露要求的内容，争取国内外同情，引起国际干涉。袁的计谋，有一部分施展了，最后袁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前四号，第五号是在美英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放弃了。由此看来，认为袁世凯为称帝寻求外国支持，而同意二十一条的说法是不全面的。

　　至于日本发动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以往研究多强调日本霸占满蒙的野心由来已久，对其与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区别认识不够。实际上，正如书中所述，日本发动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翻袁世凯，另找傀儡。

　　该书对日本币原外交时期的侵华活动研究也颇有新意。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外交陷于孤立。1924年加藤内阁上台后，外相币原发表了一系列“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在行动上也有变化。对此，史家们有的认为这时日本对华已采取了“睦邻外交”，与以前有根本变化;有的史家则认为，日本侵华实际上没有变化，与此前是一样的。而该书则概括出了币原外交的特点：“不干涉主义”招牌下的侵略和干预。该书对于日本在中国北伐战争时活动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观点。书中提到，面对着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都意欲扼杀这场革命，但日本则采取“静观”的态度，日本拒绝了英国联合出兵的提议，也没有参加英美对南京的炮击。这与其他列强的行动是明显不一致的。以往研究认为帝国主义行动是一致的，没看到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区别。而日本之所以采取这种“静观”态度，不是因为日本不再干涉中国革命了，而是正如书中所提到的，在列强中日本较早地掌握了中国革命营垒内部分化的一些情报，对蒋介石有较清楚的认识，并开始了与蒋的勾结，以便在“同情和理解中国国民的合理愿望”口号下，首先在中国革命营垒内寻找可利用的势力，为日本扩大在华利益打下基础。日本与蒋介石建立联系之后，便积极支持了蒋的反共活动。因而，日本在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以上的研究，以大量史实为依据，首先揭示出了日本与其他列强的策略是不一致的，而正是这种不一致才反映了帝国主义本质的一致性。该书的这种研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问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田中奏折，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确有其事，而许多日本学者却认为是“伪物”。近年，一些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新看法。对于这一问题，争论的双方都不能拿出原始档案文件证明，多为推测。本书的新意在于根据大量日方文献较全面地论述了东方会议的内容，特别是使用《日本外务省档案》，进行了新的论证。东方会议的基调是日本要扭转币原在对华政策上的“软弱外交”，采取“积极政策”对华。会上，田中以“训示”形式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即是东方会议的总结。该《纲领》共8条，主要有实行“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并确定对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方针。书中对于东方会议背景和内容的论述是恰当和全面的，克服了以往对东方会议研究的片面化倾向。

　　关于《田中奏折》问题的研究，该书采用了近年研究中的一些新思路，即通过全面分析东方会议内容，特别是会议日程来探讨。根据现有史料考释，《田中奏折》中所写的侵吞全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等全球性战略问题，东方会议上没有涉及到。但仅就东方会议的内容下全面的结论，为时尚早。6月28日，7月3日、5日、6日，是否开过会，对此《东方会议经过报告》上没有记载。《田中传记》下卷的日程表写的是只开过7天会，其中7月2日、9日下午休会，7月上午无记载，这无记载的几天是否开过会，尚待考释。该书对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关系的一些探讨是有益的，但对这一问题还待深入研究。

　　该书对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分析和对国联活动的论述也是有新意的。“李顿报告书”共10章10余万字，以往对于其内容和意义的评价，仅侧重于批评该报告对日本侵略行动的纵容与承认，该书以较广的视野全面分析评价了该报告。从结果来看，该报告既没有得到日本的赞同，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批评，是一个“奇特的、扭曲的、充满自相矛盾的文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一报告的主旨是维护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报告对日本既得的在华特权和利益是承认的，但对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新得的部分是不承认的。帝国主义相互维护既得的在华权益，充分说明了该报告的帝国主义性质。既然对日本“九一八”后新夺得的权益不予承认，报告对于牵制日本对华侵略是有积极意义的。关于围绕九一八事变后进行的这一时期国联活动，书中客观地予以必要的论述。在国联，英法两大国是偏袒日本的，美国明确宣布坚持1932年1月7日的立场，不承认伪满洲国。后广大小国则在会上纷纷仗义执言，激烈抨击日本。当然，中国代表在国联也尽了努力。《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比“李顿报告书”更有进步，规定了日本应行撤军。日本退出国联说明了其在道义和外交上的失败，是中国的胜利。书中对以上史实的论述，其重要意义在如下两点：其一，说明了国际社会中主持正义的国家在增多，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史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受到了国际正义势力的支持;其二，对于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是取得了一点成果的，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的侵略也有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

　　该书对于70年日本侵华史的分期是值得称道的。以往对于日本侵华史在分期上大致按大事件来划分，阶段较多，且不易区分各阶段的特点。该书首先将这70年划出“奠定侵华基础”“争夺霸权”和“武力征服及其最后失败”三大阶段，然后在各阶段中又将重大事件列出，前铺后垫，章节分明。这种分期方法从日本侵华史的全局着眼，将事件的内容与性质结合起来考虑，就使得该书更具理论性与概括性。

　　另外，该书对于许多具体问题也提出了独到见解。比如，该书根据田中隆吉的《上海事变是怎样发动的》等第一手资料，认为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国际上对日本在东北搞“满洲独立”活动的注意力。关于田中隆吉雇用无赖袭击日本僧侣，制造事端的情况，该书也有明确揭露。再如，书中把日本“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放在日本制造“满蒙危机”舆论一节也是颇有见地的。史实证明，日本制造这两件事，与九一八事变没有直接的联系，关键是日本通过这两件事将所谓的“满蒙危机”的喧嚣进一步推向顶峰。书中对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关内实行经济统制和掠夺的研究及对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活动的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最新成果。

　　以上是对该书部分新观点的评介。不过，白璧微瑕，我们认为该书在以下问题上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补充。

　　首先是关于日本侵华史的分期问题，该书分期有独到之处，前面已有论述，但为使该书分期更为科学、完美，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该书第一编“奠定侵华基础”，论述了辛亥革命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状况，下分五章，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日本侵华的重点及核心是对东北地区的侵入及独占，所以该编在结构上是否应加重对日本侵略东北地区的论述。该书第二编“争夺霸权”，叙述日本从出兵山东到九一八事变前的历史过程，对于这一段历史，将日本侵华特点概括为“争夺霸权”是否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在这一时期里，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是明显的争霸，但对其他活动也均概括成“争霸”便显得不太符合了。

　　该书对以下问题是否还应补充或更为展开一些，诸如：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大量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多次使用毒气，对中国平民也造成大量伤害。对此，书中虽有提及，但缺乏突出的重点论述，且一些最重要史料及研究成果也未提到。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近年从美国发现的大批资料，应值得我们重视和吸收。前不久，日本“七三一”部队当事人的口供记录也已公开，可为我们利用。再有，当从更高的层次总结日本侵华史的经验教训时，有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日本国民在侵华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国为什么总被人家侵略。对于前者，许多日本学者有深入研究，如江口圭一关于日本战争责任论的研究，尖锐地提出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问题，对于这种研究，我们中国学者应当如何看待呢?以往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一般是以将日本政治者与广大人民区别开来的原则进行论述的，这是主要的。但换一种角度，从阶级论观点之外用社会史的观点分析呢?能否还有其他的认识?这些值得我们深思。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总是被侵略，这种分析不能停留于对统治者腐败无能的批判上，而应从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体上如何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来分析，这样对后人才更有教育意义。

　　关于资料的使用，很值得推崇的是该书使用了大量的中、日、英文资料，特别是使用了以往我们不多利用的一些日文第一手资料，如《现代史资料》《日本外交文书》《木户幸一日记》《西園寺公と政局》《西原龟三日记》和《石原莞尔资料》等;也使用了台湾方面出版的重要资料和专著，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等，但有些资料还应十分重视，如日本昭和期的外交档案和新出版的外交文书。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一书的启发，我们认为在研究近代日本侵华史中，尚有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值得共同探讨，现提出来以便使有关研究更加深入。

　　第一，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性，它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是有其必然性的，但这种必然性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偶然事件体现出来的。在历史现象中不可能全是赤裸裸的必然性，如果以为有了必然性就忽视偶然性，就会使历史研究简单化，陷入片面性。诸如：在研究卢沟桥事件时，首先应肯定，日本要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是蓄谋已久的，是必然的，但它在什么时间、地点发生则有偶然性。很显然，卢沟桥事件中的“第一枪”与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制造的南满铁道爆炸案是有不同之处的。但“第一枪”之后，日本决定“举国一致”、“对华一击”则充分体现了其必然性。如果为了证明必然性，而忽视偶然性，生硬地寻找一些不很确切的资料来证明卢沟桥事件自始至终每一步都是必然的，那就使研究陷入主观化了。

　　第二，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问题。以往的日本侵华史研究有一种倾向，即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本国完全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研究，忽视对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具体分析，特别是忽视对其主要政治势力中不同的侵华策略的分析。实际上，日本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和军部在侵华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有时是很大的。比如在九一八事变前，浜口内阁与军部少壮军人之间在如何侵华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九一八事件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也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这些争论和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对华侵略进程的。

　　第三，要从日本侵略与中国反抗的辩证关系中阐述日本侵华史。在研究日本侵华史时往往有两种基本视角，一种是从日本发动侵略的角度论述，重在分析日本侵略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过程;另一种是从中国的反抗侵略角度出发，重在研究中国反抗侵略的斗争过程。两种角度各有所长，但都缺乏一种从日本侵略与中国反侵略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中国进行了反抗，这种反抗作用于日本，对日本的新的侵略政策与行动的实施是有反作用的。实际上，日本近代侵华过程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即日本国内情况，中国反抗情况，以及国际形势。

　　第四，研究日本侵华史也要采用具体考证的方法。以往研究受文献资料使用上的限制，在研究中当资料缺乏时只好依靠推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可靠的，但有时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这就需要采用考证的方法。比如对待田中奏折是否存在，史家们有争论，往往各执一端。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助于考证，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这样才能最终说明问题。

　　第五，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日本侵华史。近代中国是列强的半殖民地，列强为了维护和扩大其在华权益，往往既勾结又争夺。日本在侵华过程中，总要扩大在华权益，实行“独占”，但这就必然与其他列强发生冲突，列强对日本的牵制往往有很大作用，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干涉中国政体的企图就是由于英国的牵制后没有达到目的，华盛顿会议对日本侵华也有很大牵制。另外，在国际社会中，日本的侵华还常常受到一些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谴责，比如当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国联大会上，日本受到了爱尔兰、捷克、瑞典等许多国家的抨击，这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

　　中国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如果从王芸生先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问世开始算起，已有60多年的历史。《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大作，我们期待更多的新作问世。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