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忠,是个大陆读者陌生的名字。
1995年,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影片《好男好女》,著名女艺人伊能静出演白色恐怖时期的牺牲者、共产党人钟浩东的夫人蒋碧玉。蒋碧玉父亲的角色,侯孝贤特意邀请钟浩东曾经的狱友陈明忠先生扮演。
陈明忠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二十一年,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
年过八旬,回顾一生,他说:“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无悔》是他的口述回忆录。
《无悔》的整体工作由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吕正惠先生发起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湾文学专家李娜女士自告奋勇,承担访问、录音的工作。2011年6月到9月间,李娜有时和吕正惠先生,有时和陈福裕或蓝博洲先生先后对陈先生和夫人冯守娥女士进行了19次访谈,随后整理、编辑出文字稿,交与陈先生往复修订,又经吕先生的进一步编排校订和陈福裕等人的增补,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该书的简体字版由三联书店于近日刊行。
本文由澎湃新闻经授权摘自《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李娜编辑整理, 吕正惠校订 ,三联书店,2016年4月),三联书店旗下“三联合众”的微信订阅号是“sdxhezhong”。
从被捕到判刑
转移
一九五零年夏天(暑假的返校日),我在冈山农校被捕,先被送到冈山宪兵队,又转移到彰化宪兵队,然后是台南宪兵队、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后到“军法处”。
在彰化宪兵队,被刑求,先是灌水、夹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砖头一块一块往上加,我都不承认。刑求的人说:“再加一块,你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我一想,是啊。于是招供。招什么?我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到这个组织。他们说我不老实,把我移交到台南宪兵队。
在台南宪兵队牢房,同房有宪兵,因为开玩笑玩儿枪误杀了同事,也被关在这里。晚上有宪兵来跟他聊天:
那人问:“陈明忠是哪一个?”
“里面那个。”
“队长说,这个人要死了。”
“他不承认是‘共匪’啊!”
“当然不会承认啦。你知道××师长,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毙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杀,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厉害啦。‘共匪’……当然死也不承认的。”
我听到他们聊天,又想,在这里没被刑求,看来定案了,必死无疑。
有一天早上,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表、杂物整理好,交给同牢房的黄介石,准备去死。我那时二十一岁,黄介石二十二岁。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着我的东西,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知道,黄介石是台中师范支部书记,判死刑。)
1960年7月,陈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狱后,摄于家中顶楼。因在牢中得了肺结核,当时体重只剩下四十三公斤。
走出牢房时,我觉得脑袋顶部突突地跳,有点紧张。我这时候才知道,人的顶门,天灵盖上还有动脉。出来才发现,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报处,不是枪毙。
“保安司令部”情报处是由东本愿寺改的,在西门町(按:今狮子林商业大楼、六福西门大楼和诚品书店武昌店那一块)。我被关到三楼一个房间,一个人,闷得发慌,我就数墙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边牢房有人说话了:“你会讲日本话?”
我们就隔着墙壁谈起来。他自称白井少将,日本人。我问他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我出狱,听说当时国民党找来了一批冈村宁次的部下,组成“白团”,帮国民党训练人员,来对付共产党。冈村原来是日本军华北区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很受肯定,被提升为整个中国战区司令。战后冈村宁次被列为重要战犯,本应该接受战争审判,却被国民党庇护起来,后来被揭发,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蒋介石和他秘密达成了组织“白团”的交易。出狱后我还特意去查了“白团”的档案资料,不过没找到这个白井。
“保密局”
我又从“保安司令部”情报处转到“保密局”南所,这里环境最差,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房间不够,一个房间关二十四个人,所以只能八个人躺下睡觉,十六个人站着或蹲着,三班轮换睡。这样站了一个礼拜之后,脑子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这天早上喝稀饭,里面有绿豆,简直是美味,我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结果老是想上厕所,打了几次报告都不许。后来看守说:“你出来。”我一出去,马上就一顿暴打。原来,这里的规矩是每三小时开放一次上厕所。
厕所是这样的:大便的地方,是一个围起来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宪兵队时,有人趁上厕所逃跑,所以他们加强戒备,犯人在里面大便时,门是开着的。开着也算了,卫兵还站在门口,举枪对着你。这怎么大便得出来!所以我十几天都便秘。终于便出来了,硬硬的,还有光泽。
之前那个人怎么跑掉的呢?卫兵带他上厕所,拿钥匙开门,刚打开,这人忽然转身就跑,卫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门已经开了,厕所里面的人会趁机跑出来;如果先顾锁门,这人就跑了。这一慌,那人已经跑到院里,翻过墙去了。为了活命,人的脑筋变灵光,胆子也变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狱后见过这个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没事了。
对“保密局”南所还有一个记忆。这里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颗,我舍不得吃完,吃九颗,留十颗,包起来,想着下顿吃。没想到调房间,忘记拿了。现在还会想起这件事。(现在也还是喜欢花生米下酒,没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议靖国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饭,笑他们,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颗一颗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几颗。)
再后来,我又从“保密局”南所转到北所。北所原来是辜颜碧霞(辜濂松的母亲)经营的高砂铁工厂,听说附近有吕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吕赫若变卖了自己的祖厝,又从辜颜碧霞那里拿到一笔钱,开办了这个印刷所,表面上印乐谱、歌谱,实际印地下党的宣传品,包括《光明报》。一九五零年《光明报》案发,吕赫若关闭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颜碧霞被捕,高砂铁工厂被没收,就改为“保密局”北所。
北所房间较宽,终于可以睡了,每个人都可以躺下来睡觉。
只记得晚上没有棉被,觉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够,赶工的结果,每间牢房的墙壁水泥未干而显得潮湿。最后,移到“军法处”。
“军法处”:冯锦辉和钟浩东
“军法处”在今天的青岛东路,就是现在喜来登大饭店的所在。有二层楼,关押犯人的地方分几个区。一区、二区在楼下。二楼是三区,关女犯,我太太冯守娥就关在那里,那时我们还不认识。
冯守娥,兰阳女中高三毕业照。(摄于1949年6月)
我关在二区二十房,谢桂芳就住对面牢房,看到我进来,很惊讶,说:“你怎么来的?”意思是,他并没有供出我,怎么我也被抓了。我就说:“又不是我爱来。”同房人听到,都笑起来。
这里给犯人穿的囚衣是红色的,红内裤和短袖红内衣。早上放出去洗脸五分钟,要求必须穿这种囚衣,因为醒目,方便卫兵监视。很多人都不喜欢,只在那五分钟穿。我因为被捕以后,转移来转移去,几个月就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烂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红衣裤,二话不说就换上。同房难友说,这个人很干脆。
我们这个房间三十多人,分两班睡觉。我认识了同房的张伯哲,最初是他叫我过去,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明忠。”他说:“哦。”就把我的情况一一都说出来。我吓一跳。他说:“不要怕,我是你上级的上级。”他是台湾地区地下党的重要领导,台中地区地委。他在鱼池乡林业试验所担任总务科长,那里离我工作的茶叶试验所不远,他曾偷偷地来观察过我两三次。
所以我不认识他,他记得我。
我进二十房不久,有一个叫冯锦辉的被叫出去枪决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个人都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宪兵队误以为要被枪毙时,因有点紧张而感觉到自己脑袋顶部突突地跳,他居然这么镇静。我们唱着安息歌送他走,我问张伯哲:“他是谁?”张伯哲说:“他是罗东的小学教员。”我在绿岛时,朋友指着一个出来提开水的女生,告诉我说:“她就是冯锦辉的妹妹,叫冯守娥。”当时我完全没想到,后来会和她结婚。(很久以后,我终于知道,冯锦辉是宜兰地区的负责人,由郭琇琮直接领导,他早就知道一定会死,所以视死如归。他是我岳丈最喜欢的儿子。)
“他(冯锦辉)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个人都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冯守娥提供)
又过了几天,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也被叫出去了。本来基隆中学案,凡是外省地下党员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训(破案时“戒严令”下达不久)。钟浩东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内湖小学“新生训导处”(绿岛新生训导处的前身),但他坚决不接受感训,被调回“军法处”。他是我高雄中学的学长,也是当年在高雄中学朝会时被点名大骂的两个人之一,因为他们跑到大陆参加抗战了。
1995年,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影片《好男好女》,著名女艺人伊能静出演白色恐怖时期的牺牲者、共产党人钟浩东的夫人蒋碧玉。蒋碧玉父亲的角色,侯孝贤特意邀请钟浩东曾经的狱友陈明忠先生扮演。(剧照师蔡正泰,财团法人电影资料馆提供。)
按照惯例,我们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们加唱《幌马车之歌》。他说,他太太跟着他到大陆参加抗战,他太太很喜欢这首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钟理和。在绿岛时,有人告诉我,钟理和其实也加入了地下组织,但那时他犯了严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讲他。(关于钟浩东的事迹,大家可以参考蓝博洲写的《幌马车之歌》。)
张伯哲告诉我,基隆中学案外省人都枪决,本省人都判感训,让本省人产生了不该有的幻想,以为国民党对本省人比较宽大,加上大家以为台湾快解放了,于是许多人被捕后就坦白交代关系。他说,其实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欺骗手法,没有国民党统治经验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果然,以后的判决状况证实了张伯哲的说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学委案等等)后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会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书记以上的人都会死。不久之后,判死刑的“行情”提升为三分之一,于是,小组长以上的都死了。再过一段时间后,行情更上一层,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来,连参加小组会议的人,以及缴过党费的人都要死。
张伯哲在大陆时是东江纵队团级政委,来台后是台中市、台中县地区的地委委员,他当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张伯哲是广东东江地区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蛮好的,全家只他一个人参加革命。他写了遗书,给我看过,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这样:你们反对我参加共产党,可是你们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证明我们是对的。那时候共产党在大陆已经打赢了内战,建立了新中国,所以张伯哲觉得革命基本上已经成功,他死而无憾。张伯哲是在我被送到“军法处”新店分所以后才枪毙的,他把遗书交给一个判五年的人,我出狱后,找不到那个人,也不知道遗书是否送到了他家。那个人是因高雄市委案被捕的,一九四九年就被捕了,在牢里得了脚气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狱不久就死了。
张伯哲死后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义寄来的西装料,家人很惊讶,就以为他还活着。据我判断,这个西装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党领导蔡孝乾和宣传部长洪幼樵之间的联络员,蔡孝乾跟洪都投降了,所以国民党也让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张伯哲可能是同乡,或者组织上常会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绿岛时,因成绩不好被迫写文章登在壁报上,蔡寄天曾经在新生训导处编壁报,有一次他在壁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讲,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随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别人怀疑。蔡寄天后来改名为蔡丹冶,专门研究中共文艺理论。(吕正惠按: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研讨会的休息时间,蔡丹冶主动来找我聊天—我看过他的书,知道他—他说,我这篇论文比较有民族主义色彩。听了陈先生的话,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地下党的人。)
“解严”以后,有人回大陆探亲,特别跑到张伯哲家,跟他们家人讲张伯哲牺牲的经过,因为这个原因,张伯哲被大陆追认为烈士。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作谢汉光,是张伯哲所服务的“鱼池林业试验所”的所长,是由张伯哲吸收入党的。台中地区地下党被破后,张伯哲通知谢汉光赶快离开。谢汉光逃难到台东县山地后,刚好有一个少数民族往生,他就用少数民族那张身份证躲过三十多年的“戒严”恐怖。谢汉光在大陆结婚九天后就来台,他夫人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又给他生了三个孙子。
我看到冯锦辉、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记得张伯哲跟我的谈话,这是我在“军法处”牢房最大的收获。
三个外省人
在二十房,我见过三个外省人,印象很深刻,到现在还记得。有一个人,是属于搞情报的“洪国式案”的人,来台之前见过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被枪决了。他曾跟我讲,毛泽东对他们很亲切,像好好先生,刘少奇看起来很严厉,对他们一个一个追问,什么事情都不放过。他认为,是因为刘少奇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毛泽东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做事风格不一样。
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学校”(现在的政治大学)毕业的,南京人,跟着部队来台湾,负责打电报。他的一个同学是共产党,让他给对岸发电报,他拒绝了,但没有检举,后来被牵涉进来。那时的行情,“知情不报”一般是判七年,他以为自己会判七年,结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枪毙了。他整个人呆了一阵,然后说:“我不相信!”又再说:“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时,长叹了一口气,说:“啊—算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判决书上写着:“‘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委员长,你是他学生,竟然不检举共产党!”
另有一个叫刘鸣钟。日本投降时候,英国送了一艘军舰(太平舰)给中国政府,国民党战败,要撤退来台时,蒋介石是准备坐这艘船来台湾的,却由于该船向共产党投降(起义),让老蒋没坐成。刘鸣钟是去英国参加接收的。但内战后他当逃兵,带太太来台湾。有个同事问他,太平舰的装备如何?他就说了。那同事后来被抓,供出他。刘鸣钟想,这也没什么,我又不是共产党。后来他看到“中央政治学校”那个人因“知情不报”被枪毙了,就跟我说:“看这样,我大概也要被枪毙的。你们是共产党,要被枪毙时都会喊‘共产党万岁’,我不是共产党,不能喊‘共产党万岁’,但也不能喊‘国民党万岁’啊—国民党都要枪毙我了。我喊什么呢?”他想了一下,就说:“我要喊:‘刘鸣钟二十七岁!’”枪毙那天,看守进来叫:“刘鸣钟!”我的名字的读音跟他很相近,又睡在旁边,我和他同时坐了起来。我以为叫“陈明忠”嘛。我们俩都坐着,互相看着对方。看守放慢速度,又喊了一遍“刘—鸣—钟 ”,他就出去了。但他太紧张了,“刘鸣钟二十七岁”,忘记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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