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极一时的抗战小说《苦菜花》
来源：党史博采   2017-06-29 11:27:15

　　那么，这部新中国重要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其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取材于红色记忆

　　1935年12月，冯德英出生于山东乳山昆嵛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年幼时，父亲被汉奸乡长打死，大哥被迫出逃，故冯德英只能和母亲以及三个姐妹相依为命。冯德英家乡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领导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

　　冯德英的老家坐落在大山深处，比较隐蔽。因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八路军的机关、部队、学校和兵工厂等经常驻扎于此。因为冯德英的母亲勤劳能干，心地善良，热情好客，又参加了村里的妇女救国会，大姐冯德清先后担任过村、区、县的妇女干部，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家里便成了“招待所”。每当区、县来了干部，母亲就把里屋腾出来做临时会场，自己在家门口以做针线活等为掩护。同时，她还让孩子们在村头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每次在家里开完会，母亲总要留下远道而来的干部们吃顿饭。

　　冯德英至今还记忆犹新，1941年深秋，有一位姓侯的八路军女战士因伤病严重而住进冯德英家疗养。冯德英的母亲就专门腾出一间最好的正房给她住，还亲自为她烧热炕、煎药喂饭。部队大伙房送来的饭菜粗糙的使她难以吞咽，母亲就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米面和舍不得吃的鸡蛋，做面条、饺子、米粥，变着花样调节饮食，为她增加营养。两个月后，这位八路军女战士伤病痊愈，重返部队。而与此同时，冯德英年仅3岁的小妹妹却因长期缺乏营养，患病无钱医治，加之母亲无暇照顾，不幸夭折了!

　　抗日战争胜利的次年，也就是1946年春，冯德英的母亲因积劳成疾而不幸病逝，年仅46岁。当时，冯德英还是一个11岁的孩子。

　　冯德英的母亲为革命而英年早逝，她虽然不是拿枪牺牲在战场上，但人们公认她的所作所为算得上真正的革命烈士。因此，母亲下葬的那天，县、区、村里的干部和群众都自发前来，为她抬棺扶柩。他们哭声震天，泪流满面，隆重送别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生命和家庭的革命母亲。

　　母亲的高尚品德与伟大母爱，让冯德英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在心里埋下了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的种子。为了实现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和夙愿，冯德英的二姐和他本人，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是这些深刻的红色记忆和对母亲的深切缅怀，促使冯德英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英雄人民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优美情感、善良性格、坚贞不屈的精神宝藏，使我的创作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

　　1950年春，冯德英阅读了柯蓝的小说《洋铁桶的故事》，被书中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住，勾起了他对故乡人民抗日斗争的深情回忆。他感到，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能够写成一本书。从此，他爱上了小说，爱上了文学，在如饥似渴地大量读书的同时，于1952年春开始练习写作。他把自己经历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一气写了好几万字。他越写越觉得自己水平太差，反映不出想要表现的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貌，便因失望而辍笔了。但他的创作激情却难以遏制，“不论睡眠时间或工作之暇，一想起那些动人的事情和人物，心里就激动非常，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而这“正是我童年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我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中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爱那些和我命运休戚与共的好人们，恨那些祸害我和亲人们的丑类，这种强烈的切肤之痛的爱和恨的感情，推动着我要歌颂，我要控诉。”

　　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冯德英奉组织委派，帮助在家乡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于得水整理撰写一部他革命经历的回忆录。冯德英对这位英雄崇拜日久，今日终于见到了他。由于多年的艰苦战斗生活，特别是他负过7次重伤，腰脊椎骨被打断，头上还留有弹片，血压又很高，头疼病时常发作，因而要回忆几十年前的革命往事，对于他来说极其困难。但他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整天苦思冥想，常常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都一丝不苟，反复回忆，力求准确。更让冯德英感动的是，这位当年驰骋抗日沙场、敌人绘图画影悬赏重金1000块大洋通缉追捕的大英雄，谈起过去的一切，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想起那些舍命掩护他的人民群众，常常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很少谈个人的事迹，总是讲那些和他一同战斗的人们，特别是革命烈士。每当讲到这些，他总是含着热泪说:“我于得水能活到今天，都是这些好人的命换来的啊，我烂了骨头也忘不了胶东的人民!”

　　1953年，冯德英从杭州调到南京工作。战友的鼓励，加之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促使他进一步酝酿、构思，写出了一篇4万多字的题为《我的母亲》的文章，记述了母亲曹文琳的真实事迹，这就是后来他的处女作和代表作长篇小说《苦菜花》的“胚胎”。关于《苦菜花》的正式写作，他是这样回忆的：“1955年春节在海南岛三亚执行任务的时候开始写，写在电报纸上，出差回来反复地写。1955年秋调到汉口工作，在中南空军教导连教授无线电课程，晚上则利用课余时间偷偷地写。那时候天气非常炎热，托朋友从外地买的稿纸——当时武汉还没有这种稿纸，竖写的。先在电报纸上写，边改边誊清。”

　　冯德英这位年轻的电台台长，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前提下只能见缝插针、断断续续地写作。他在《苦菜花》后记中回忆说：“初写的时候，计划写十万字左右，但笔不听指挥，第一遍稿竟写了十七八万字。然而还有很多生动的人和事遗漏了。我感到不安，就又写。第二遍稿写下来，已是二十八万字了。可是仍旧感到不满足，觉得没有把想要在这部书中容纳下去的东西都写出来。”期间，他怀着无比敬仰的感情，将于得水的感人事迹写进小说中，从而塑造了于得海团长的高大形象。

　　这年深秋，冯德英悄悄地将沉甸甸的一包稿子寄往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其大意是：我是某部队的一个19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稿子，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

　　1956年冬，冯德英的小说稿得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肯定，他也被叫到北京修改小说稿。历时5个月，使小说字数增加了10万，总计达38万字。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进一步展开故事，细化情节，而人物关系都没有什么变化。1957年5月，当这部长篇小说定稿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编陈斐琴对他说：“已有高尔基的小说名叫《母亲》了，你这部小说能不能不叫《母亲》?当然，若没有更好的，叫《母亲》也行。苏联有他们的‘母亲’，我们也有自己的‘母亲’。”

　　冯德英沉思良久，提出将这部小说改名为“苦菜花”，陈斐琴表示赞同。

　　虽然《苦菜花》的创作很顺利，但是其出版却费了些周折，冯德英后来回忆说：“1957年5月《苦菜花》已经定稿了，结果又来了反右了。如果没有反右，《苦菜花》1957年上半年就出了。主编对《苦菜花》一个比一个肯定好，说一定要留着第一本书出。过去解放军文艺社都是交给其他出版社出，说这次要挑一本我们自己打得响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以为他们是说些鼓励的话。”直到1958年1月，《苦菜花》才作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独自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与广大读者见面。作者将其平生获得的第一笔稿费8000元悉数捐献了。

　　处女作一鸣惊人

　　当时，全国有七八家出版社翻印了《苦菜花》，印数达200万册左右。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发行，这部小说有幸入选。出版前，冯德英对该小说作了些枝节性的润色，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收作后记。

　　《苦菜花》受到了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空军党委为此授予冯德英一等功，以资鼓励。1958年11月，作家赴京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时，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得知作家把稿费全部捐献出去的情况后，看着当时体重只有102斤的冯德英，周总理说：“稿费捐献了好，但是也要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并鼓励他，“写一本还不够，还要继续写，你这么年轻。”

　　1960年7月2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是我们的文艺的最显著的特色。文艺工作者作为时代的鼓手，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敏锐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反映了祖国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热情地描绘了新事物在斗争中的成长，显示了文艺密切配合政治的积极作用。不少优秀的作品对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作了广泛的描绘和艺术概括。”长篇小说《苦菜花》作为重要例证被举出，稍后周扬又特别强调，“《苦菜花》以敌后抗日根据地复杂的残酷斗争为背景，刻画了一个善良而又勇敢的革命母亲的形象。”关于小说中“母亲”的形象塑造，冯德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书中的母亲不是我个人的母亲，是许多革命母亲缩影的艺术形象。但是，没有我母亲的影响，也不会有《苦菜花》中的母亲。”

　　业界人士大多认为，《苦菜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生动地描写了胶东军民团结抗日的斗争生活，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许多评论者称其为“一朵香花”，如在《“苦菜花”为什么是一朵香花》一文中，作者徐文斗列举了如下理由：再现了过去长时期中人民所受的苦难，写出了这个斗争的残酷、艰苦和复杂，表现了军民之间和党群之间的血肉关系，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创造了一些动人的形象，像于得海、柳八爷、德强、杏莉、杏莉母亲、四大爷、老号长、娟子等都给读者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都给读者一些教育，但比较起来，最成功的是王柬芝和母亲这两个人物。在分析了王柬芝这个形象之后，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个人物(指母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成功……最可爱的母亲不是仅仅爱护自己子女的母亲，而是热爱广大劳动人民子女的母亲，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出来的母亲。”米若的《谈冯德英的“苦菜花”》、李希凡的《英雄的花、革命的花——读冯德英的“苦菜花”》也都积极肯定了《苦菜花》史诗性的革命主题和对英雄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英雄形象的歌颂之外，《苦菜花》与当时其他红色文学经典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中大量丰富细腻的爱情描写，比如，德强与杏莉从青梅竹马到朦胧的少年之爱，杏莉母亲与长工王长锁由互相同情到相依为命，花子和长工老起的偷情与抗争，娟子对姜永泉的一往情深、羞怯难言……《苦菜花》之所以在那个年代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且至今还保持着青春和活力，丰富的爱情描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历经风雨铸经典

　　《苦菜花》的问世，虽然给冯德英带来许多荣誉，鼓舞着他得以走上自己热爱的文学道路，很快又创作出版了《迎春花》，但也给作者及其家人还有作品的原型带来了灾难。当时，由于极“左”思想的迅速蔓延，加之“文艺哨兵”江青的介入，《苦菜花》、《迎春花》以及尚未出世的《山菊花》(简称“三花”)都饱受摧残和蹂躏。事情还要由“三花”中的《迎春花》说起。

　　在《苦菜花》所激发的巨大热情的推动下，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冯德英历时3个多月，于1959年春创作完成了“三花”中的姊妹花之二——长篇小说《迎春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一期全文登出，新华书店要征订《迎春花》100万册，但因为纸张紧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暂时只能印出40万册。岂料，《迎春花》于10月出版后随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对读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此问题。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批判“三花”时，还控诉作者是青年流氓犯的“教唆犯”，说一些强奸犯供称，其犯罪的根源是读了《红楼梦》、《水浒传》、《苦菜花》和《迎春花》!并将“三花”判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冯德英则被江青等人以“忠实执行周扬文艺黑线”、“炮制‘三花’大毒草”等罪名，戴上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了10年的批斗、改造和再教育。

　　与此同时，冯德英的家人也受到株连，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的父亲失去了存身之所，整日生活在冲击与混乱之中，精神不堪重负，最终选择了自杀。

　　而小说中有的原型竟也受到了牵连。《苦菜花》中于得海团长的原型——原籍山东文登县的战斗英雄于得水，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以致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亲自作出指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并指派康生一定要予以查清。但因当时两派武斗，社会混乱不堪，此事遂不了了之。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于得水的冤案才被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给予平反昭雪。

　　到如今，冯德英所著的红色经典《苦菜花》已盛开半个多世纪，影响了几代人。1965年，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被搬上了银幕并红极一时。电影插曲“苦菜花开”更是脍炙人口，传唱已久。2004年，由王冀邢执导、著名演员陈小艺、蒋雯丽主演的同名电视剧《苦菜花》在全国热播，一株苦菜花再次掀起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