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珍贵的民族精神“家谱”
来源：中国作家网   2018-04-03 09:52:21

　　王树增写作抗战，首先需要让自己进入历史，由历史的后来人转换成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的“当事人”。在写作《抗日战争》之前，王树增用长达7年的写作时间，研读史料、走访人物、勘察史迹，收集足以支撑自己写作设计的海量史料。

　　《抗日战争》是一份珍贵的民族的精神“家谱”，今天我们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从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

　　叙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具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大概要数温斯顿·丘吉尔的《不需要的战争》了。这是一部关于二战的回忆录，“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王树增生之也晚，他是丘吉尔那样的在场者，抗日战争于他是一段过往70年的故事。丘吉尔写作二战，提取的是自己的回忆;王树增写作抗战，首先需要让自己进入历史，由历史的后来人转换成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的“当事人”。王树增深知这一转换的意义，所以他用长达7年的写作时间，研读史料、走访人物、勘察史迹，收集足以支撑自己写作设计的海量史料。我们读《抗日战争》，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注释性”的写作。第一卷正文546页，注释多达37页，860多条。由此可见，作者对于进入历史的努力和王树增《抗日战争》的基本品格。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段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报告文学作家从未缺席，有关这一题材的写作不计其数，作品或取一时一地一事之景展开，或以某一主题为统摄集纳相关的人事。王树增三卷本180万字的《抗日战争》，在作品的规模上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而这只是这一作品的一个表象，其关键在于这是我所读到的第一部全时、全面叙写全民族抗战的报告文学。所谓“全时”，是说作品从1937年7月6日，在宛平县城“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写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作品以战争推进的自然时序为作品的结构线，以其间抗击日军侵略重大战斗战役为叙事点。所谓“全面”是指作品对平津失守、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平型关战斗、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百团大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滇缅战役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事都作了叙述。作品突出以军事叙事为重点，又能关联相关人事的叙说;以抗日战争为主要叙述对象，又将其置于二战的大背景中观照，穿插了欧洲战场、太平洋战争等重要战事的场景。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一部叙事纵深而又开阔的大作品。

　　王树增《抗日战争》最具历史价值的是作者秉持了自觉的“全民族抗战”叙事，超越了以往关于抗战叙事中常见的主观先行的意识形态叙事、基于单一的党派视角的叙事，从而使作品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更真实地存录历史的本真。这是历史纪实作品的根本价值之所在。王树增明确地指认，“我写的是一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他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了，再也不能用狭隘的党派观点来分析那段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史了。” “公允地看待历史，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站在整个民族立场之上，站在整个中国人的命运之上。偏废任何一个战场，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逻辑。”确立“全民族抗战”叙事，这首先是对历史逻辑的尊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首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民党也因势变异地强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家已经到了危亡关头了，既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就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杀敌救国。”可以说，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胜利，是国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合作御敌的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本真，是历史本有的机理，对此王树增有着充分的认知。基于此，《抗日战争》的写作以更多的篇幅或主要篇幅，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作了记述。举凡重大的战役战事大多与正面战场相关，这是由抗日战争历史本身规定了的。但很显然，作品并没有因为要矫正过往抗战叙事的偏颇而走向另一种单边主义叙事，忽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作品中，作者爬梳出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提出并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史实，以充分的笔墨详写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奋勇抗日的故事。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艰苦卓绝、因地制宜的战斗，使得“日军没有了后方”，“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悲惨的”，“没有后方的战争注定失败”。由此可见，王树增的《抗日战争》是致力于完整的抗日战争历史书写的作品，是向历史全面致敬的作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我以为历史书写的基本价值就是历史。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作为实体性的历史写作，正像作者自己所言，“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我们阅读《抗日战争》时内心静默而凝重，我们在深切缅怀为中华民族捐躯的先烈的同时，对战争中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深感悲悯。书写这一历史，是为了勿忘历史，让战争不再重演，维护我们美好的和平生活。而作为当代史，《抗日战争》是一种旨归于当下与未来的精神性写作，其重大的价值在于对凝聚在抗日战争中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激活。王树增明确地指出，“我表面上写的是战争进程，实际上是想给当代读者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启迪。”在我看来，《抗日战争》一方面写战争进程，另一方面写战争中人的精神存在。精神是作品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词、关键词。王树增以为，战争是物质的抗衡，也是精神的较量;“赢得战争的最可靠的力量，将是中华民族的意志!”他强调，“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而一部抗日战争苦难辉煌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站起来的历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苦难的中国，有人醉生梦死，精神颓废;有人唯利是图，蝇营狗苟;有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有人助纣为虐，叛变投敌。”人性杂色，但更“有人在与残暴的入侵者作决死的战斗。而这些人，是让苦难中国屹立不倒的脊梁”。透过抗日战史的叙写，《抗日战争》以浓墨重彩大写抗击侵略者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是一口汇聚着民族精神宝贵财富的深井，在王树增笔下英勇的抗日将士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民族危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敌、为国赴死的牺牲精神，永不言败、敢于胜利的必胜信念。为国捐躯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在抗日的第一线，“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在对日寇战斗中，“有八路军战士使用红缨枪的记录。使用最原始的武器，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军作战，还要打胜仗，八路军官兵需要付出怎样的勇气和牺牲?”郝梦龄是抗战中阵亡的第一位军长，殉国时年仅39岁，烈士有言，“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在淞沪会战罗店争夺战中，“姚子青营全体殉国的壮举，被写入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也写入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抵御外侮的心灵史”。抗战将士的勇武和牺牲，正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的真实写照!《抗日战争》中有的是这样的人和事，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感奋着。王树增曾说过，“我写的虽然是历史，但永远是为当代中国读者、尤其是为当代中国青年所写的。老人读历史是观照自己，而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青年，读到的是‘家谱’。”《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份珍贵的民族的精神“家谱”，今天我们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从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我想这是《抗日战争》这部作品最为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