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振贤和他的《虎贲独立师》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2013年14期 杨柏 吴斐然﹙发自中山﹚   2015-02-07 16:06:51

中山市贵州商会副会长，抗战文化爱好者康振贤

　　广东中山，著名革命家孙中山的故乡。作为一个外来的寻梦者，民间作家康振贤目前还不是任何一个省市作协的成员，但却是一位在珠三角这片沃土上艰辛创业，又毅然卖掉自己的企业，全力去写他的中国军人浴血抗战历史的新人。

　　截至到本文发稿前，团结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他的系列（计划八本）《虎贲独立师》(102、140师)中的两本，第三本“苗师”(82师)也已杀青，第一部已经出版了第二版。他描述的中国军人那些真实的抗战史实，打动了成千上万华人读者。

　　读了康振贤的书和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经济学家与时事评论员邹蓝说，康振贤一不小心填补了三个空白：一、开启了中国抗战史微观战场研究的空白；二、填补了抗战中特殊的一支——黔军抗战史的研究空白；三、开创了贵州湖南湘西苗族人成建制师参与抗战历史研究的空白，这即使是在当下的苗学研究中也是独一份杰出的工作。

　　迄今为止，康振贤和他的《虎贲独立师》（系列），每一本书稿都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史专家曾景忠教授的审订，一出版就在祖国大陆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在台湾与港澳，也引起了媒体的跟进报导，在中日关系的敏感期与抗战纪念日到来时，成为一个可视点颇高的新闻。

　　失衡年代播下的种子

　　那是历史走入“跷跷板”失衡的年代。康振贤1966年出生在贵州独山，从小生活在城关镇中共独山县县委所在地的那条街上。抗战八年，日军飞机轰炸了贵阳，但在地面也有一股部队从广西南丹推进到了独山。祖国大西南是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的最纵深的战略腹地，人称战略大后方，贵州独山则是这腹地大后方与沦陷区的接壤地。战后独山遗留下了许多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老兵。

　　康振贤说，我小时候就接触过不少抗战老兵。当时这些老兵都被称为“四类份子”，被丢在遗忘的角落。而我们的父母辈忙于“搞运动”，把孩子放了鸭子。于是没人管的老兵和小孩就刚好凑在一起，成了“玩伴”。那时候，露天广场可以看到电影《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于是小朋友们便喜欢在一起玩打仗游戏。模仿秀当然是花拳绣腿，涉及真实的持枪、瞄准（看三点一线），卧倒（不能像蛤蟆一样趴下来，要把心脏悬空否则炮弹造成的爆炸会将心脏震碎），走夜路不能踩看到亮的地方，那十有八九是个水塘等等，“正规”的军事知识却是那群老兵教的。

　　等到八十年代康振贤参加工作时，这些老兵，原来的一群“牛鬼蛇神”，一下子全变成了县政协委员。他们很喜欢到县织绣厂找在设计室工作的康振贤裱画，而康振贤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文学、历史、书法、绘画，他们在经常聊天中常谈到一些抗战话题，不经意间他们道出一些以前的人生经历。他们牙缝中露出的尽是些闻所未闻的故事，与当时书本和主流宣传完全不一样，这颠覆了康振贤成长期所受的教育，让他的内心非常诧异。

　　康振贤开始对老兵们的口述碎片，好奇、不解，进而产生了浓厚兴趣。原21集团军48军的老兵李日升，在独山街头卖棉被为生。“国民党打过抗日战争？没听说他们什么事迹啊！” 一次聊天时康振贤道出了困惑，李日升环顾四周，见没人，才凑到他耳边悄悄说：“小康我告诉你，我自己就在国民党军队，我参加了抗战我自己不知道？淞沪会战的时候我们拉进去一个师一天就报销了，那时候就是不断地送军队进去，一个师顶一天一个师顶一天，简直就是绞肉机！”这些话震得康振贤内心发麻。内心受到冲击的康振贤问他的父亲，这些“四类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说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康振贤的父亲是解放前贵阳达德学校毕业的高中生，著名民主爱国教育家黄齐生的学生，早期中共名人王若飞也是这所名校的学生。父亲说：“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绝不是坏人！”

　　李日升的话后来被一名原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科的科员，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归国参加抗战的留学博士许楷贤证实。康振贤拿李日升的话问许，许楷贤说:“确实是这样的，我当时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宣传工作，在武汉与郭沫若、田汉等共过事，我知道这个事情。” 曾在74军57师参加常德保卫战的一位老兵肖绍泉，也证实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的惨烈战绩。这些“确认”，促成了康振贤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种下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不断在头脑中拼接那些听来的“碎片”。

　　对藏在“大山深处的历史”的深层解读

　　没有录音笔，有心的康振贤开始做笔记，再去查阅资料，然后用老兵们各自的说法相互去印证。康振贤发现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老兵们的说法居然都能“讲到一起去”。三四十年前在贵州听的故事，到广东来听也是一样的。

　　1995年在南下的浪潮中，康振贤来到中山已近二十年。二十年间，中国的巨变不仅仅只发生在经济领域。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承认和肯定了“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可以说这是中共处理台海关系，构筑和平统一中国历史基石的全新举动，至此一批正面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重挫日军的战争电影《血战台儿庄》、《七七事变》、《东京审判》等等作品开始大量进入人们的视野，以至于现在表现国共两党的抗战电视连戏剧成了粗制滥造的“逸乐”泡沫篇，大量占据银屏，甚至出现“扔手榴弹炸下飞机”的荒诞画面。

　　历史需要真实，也只有回归真实的历史，才能构筑一个民族文化灵魂的基石。国民党军队抗战史得到了承认，但荒诞解读历史却成了浮躁年代“跷跷板”游戏的新时弊。于是被遗忘的仍然在被遗忘，被扭曲的也还在被扭曲。康振贤进入抗战史研究的角度，来自于心中的一股不平之气，他注意到大量的抗战史著作与宣传中，唯独缺了对贵州军队史绩的记述。心想，贵州是抗战的大后方，出动了那么多的兵员，安置了那么多战争难民，接纳了那么多内迁的学校，这种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抗日史迹，如果有一个人来描述一下，贫困的贵州对伟大而不屈的中华民族的贡献，就会抖掉历史的尘埃和诸多的信息不对称，重现它的亮点。

　　以写黔军为突破口，既是给不出名的贵州做一段“翻案文章”，又能从特定视角见证抗日战争的真实状态。对行进在现代化路上的祖国而言，深层次发掘与解读“大山深处”蕴藏的丰富历史，无疑将可以为我们的明天，提供宝贵的动力资源。

　　历史悲情成了创作动力

　　百年以来，抗日战争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向侵略者宣战的一场正义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一国内部民族和解和社会各界各阶层形成舍命保家的共识，是浴血奋斗的力量源泉。它在促成整个国家与人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了创造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主流价值观。只是有的时候，这种价值观的伟大价值，在“跷跷板”式社会运动中被扭曲以致偏离了历史方向。

　　谋求祖国统一，首先要谋求民族（或叫族群）的和解，所谓血海深仇，在历史的诉求中必然会找到属于人类崇高价值的回归。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的年代里，世界发生了什么？南非实现了黑白人和解，伟大的曼德拉终于“把牢底坐穿”换来了南非和平跃进的历史变迁；东西德一夜间冲倒了柏林墙；中国的海峡两岸从开放寻亲到实现三通，真正做到了“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有朝鲜和韩国还在三八线两侧争斗不休。

　　民族和解与和平统一，需要从正视历史做起。抗战的胜利既是民族共识，也是国共合作的成果。只是今天在两岸谋求一国共识时，谁接着去做这样的工作？当年在老家的时候，接触的那些老兵都几乎是六七十岁，当年大家都贫困，就看不出他们生活上的艰难。到2005年时在互联网上看老兵，才痛感他们的生活状况，穷困潦倒，非常不济，令人心酸。甚至一些抗战老兵去世时，竟也没有一点应有的尊严。

　　作为享受了几十年和平的一个黔籍在粤企业家，康振贤突然产生一种深刻的负疚感。作为一个最早关注老兵的人，康振贤通过互联网发现了不少民间基金会，如“国家记忆”团队做的突出工作，从许多志愿者关爱老兵的行动中，看出了自己的落伍。前面已经有人在走，需要做的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跟进。康振贤开始把零星的关于黔军抗战的历史文章发表在博客中。没想到这为他引来了更多的线索和改变了他在珠三角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人生方位。

　　幼年时的老邻居，著名的抗战将领国民党102师师长柏辉章的孙女柏梅以及一些102师将士后裔找到了康振贤。动荡年代，柏将军后人，柏梅一家由贵州遵义落户独山，就住在康振贤家附近。父亲告诉康振贤，柏梅的祖父名叫柏辉章，是一位将军，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其实就是柏辉章家的房子。柏将军是102师师长，为了纪念102师抗战中牺牲的贵州子弟兵，当年曾在贵阳南门建有一个纪念塔，至今贵阳市仍然保留有一个叫“纪念塔”的地方的地名。

　　在广东见到柏梅以及在各地见到其他抗战老兵和他们的后裔，康振贤感慨万千。在发现不少老兵生活贫困之后，还发现在世的老兵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再不及时从他们口中“抢救历史”，包括更珍贵的历史细节，再过五年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时间表开始清晰，康振贤从2011年开始，投身“虎贲独立师”系列丛书的创作。

　　还原黔军抗战史的路线图

　　与红军打过仗，吃过红军苦头的黔军，被整编以后参加了抗战。从东进参加保卫淞沪、无锡、南京、徐州，沿长江南下保卫武汉、长沙、衡阳、浙赣，整个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有黔军11个师，先后70万贵州子弟兵参战，可以说正面战场，哪里有苦战哪里就有贵州兵。根据何应钦后来的统计，贵州70万人参战仅比出川参战的320多万川军的五分之一多6万人，可按当时的人口比例，黔军是12比1，川军为14比1。贵州出动兵源比例之高令康振贤感到震惊。

　　兵源在贵州，战场在黔外。这是黔军的特点，也意味着要还原黔军抗战史的路线图，需以贵州为出发点，在大半个中国抗日战场进行现场踏访，收集、查阅资料考察印证，这是一个需要经费、精力、下足功夫的事情。

　　从1995年来中山打拼艰辛创业，康振贤白手起家，从一个打工仔到自己创立了一家灯饰灯箱生产厂。可是在2005年，第一部《虎贲独立师》诞生前，康振贤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卖掉自己的厂，自费来完成自己的创作路线图。

　　他跑遍了那些战史所在地的政协文史办、党史办、档案馆甚至公安局、法院。有的单位很配合，而有的单位对于一个民间身份的作家则疑虑重重不是很配合，这使寻找资料的过程充满曲折。在贵阳、遵义、铜仁等地区，以及上海淞沪会战纪念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康振贤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关照，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帮助。当时康振贤写电子邮件给台湾国家图书馆，说：“恳请协查国军第一百零二师（师长柏辉章、陈伟光）抗战期间的一些史料和图片，以利《第一百零二师抗战史》的写作。”不久之后就收到了台湾方美芬小姐的回函答复：“关于国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和陈伟光的资料，台湾方面并没有特别的研究，目前只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的《抗日战史》南昌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中零星记录当时的作战情况。由于该套丛书是史料性质，并没有图片，只有战事图，因此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讯息，该套丛书约101册，不知您就近的图书馆是否有收藏？无法提供您详细的资料，敬请见谅！”台湾方面的配合令人感叹，反而有时离自己近的却碰到尴尬。儿时的朋友或同学如今有的在机关担任各种职务，向他们求助，想看一些当地保存的档案、卷宗，然而回复是：“我们哪还有什么档案？”也许这是搪塞，也许这是事实，但结果都一样让人无奈。

　　除了从各地文史档案机关获得资料外，一些旧档、旧书报也是康振贤的信息来源。康振贤经常到旧书市场去淘书与资料，久而久之学会了使一些小手段，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到合适的资料。有一次在旧书摊上看到一些资料非常珍贵，便假装若无其事，问老板，这些书怎么卖？“我是卖瓜子的，用这些书一页一页撕下来包瓜子卖给别人！”竟然以非常低的价格把那些资料买回。

　　毕竟时代变了，康振贤告诉记者，他写这个系列书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当然他自己心中也明白什么程度是“红线”，什么程度是“底线”。从资料来看，102师比较有故事，抗战史上共22次大会战，102师就参加了10次。关于其师长柏辉章，在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官方已不再用“军阀”而是用“抗战名将”来介绍他，遵义市文史资料也连续出了几期关于柏辉章的文章。

　　为了资料详实，康振贤写书期间几乎每个月要有半个月的时间在外面考察。只要书里面写到的，国内的什么地方涉及到了书中所写的地点、战场，他都要到现场亲自考证。记得写到台儿庄战役的一部分禹王山战役时，他就专门跑了一次禹王山。原以为禹王山是很高很险的军事要地，等来到现场时才发现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他当时租了一台计程车，根据史料记载的大致方位寻找禹王山，经过当地人的介绍，康振贤找到了现场。结果发现，这座山几乎就是一座土丘。土丘在作战中的危险性非常大。因为没有隐蔽点，在山上的将士们将完全暴露给敌人。到这里来考察的时候，康振贤试着去理解当时战场的情况。他先一口气跑上山，然后再用常规速度从山上走下来，用心去体会士兵冲锋的感觉。通过对地形的观察，对战场的感受，去印证史料的真实性。

　　还有一次在湖南，康振贤与当地的一名服务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一同租了一辆车前往岳阳战场遗址考察。那时的战场有两个地点，即笔架山和杨林街分布在新墙河的两岸。当时如果看完一个点之后从公路绕行到另一个点的话需要多走二十几公里，时间紧迫，他们不想在路上消耗太久。于是他们问当地的老乡，可不可以直接走近路过河到下一个地点去考察。一位老乡告诉他们，有一座桥可以过河。按照老乡的指示走到桥头一看，坏了！这座桥是一座简易的水泥桥，全长有千米，桥面与汽车轮距等宽，有些桥面甚至还窄一点点，可以说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办法，为了节省时间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于是他们两人一边将头伸出车窗外注意车轮是否偏离了桥面，用怠速慢慢将车子开过桥去。康振贤说：“现在想起来，那情况真是惊险。如果车轮稍有歪斜，也许我们就连人带车掉入河中，那样的话书也不知还能不能写了。”

　　“总而言之，寻找资料和印证资料的事情是一个同样艰辛且乏味的过程。然而这必须有人做，不做就没法保证作品的真实性。抗战老兵是为我们创造现在美好生活的功臣，我希望通过我写的书能带动全社会去了解那段真实而又血腥的历史，去对那些为民族独立做过贡献的老兵表示敬意。希望社会能抛开隔阂，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关爱，以历史、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卫国的老兵，还历史一份公正。”

　　鸡蛋与石头，有终极人文关怀的人，总是会选择把柔软的心灵与温情放在鸡蛋一边。不知制造失衡跷跷板的强势者，是否注意过这一世界性的“天平倾斜与社会心理”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关系？当年倾斜的天平成就了今天民间作家康振贤。他的作品出世，修正了历史记录与解释历史的偏失，他的历史观或许体现了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新一代的价值观，这也许会成为建构海峡两岸未来，填补社会运动剧烈切割的历史鸿沟的一贴黏合剂？

　　让时间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