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和地方战争经验的叙事表达——读萧邦齐《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来源：《团结报》2018年4月5日第7版 严海建   2018-09-16 08:59:12

　　近年来西方学界从社会或民众的视角(而非国家视角)出发研究抗战史的著述较多，且有很多学者集中讨论战时中国难民，比如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战争中的中国民众：苦难与社会变革(1937-1945)》(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和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的《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都用以相当的篇幅讨论抗战时期的难民。萧邦齐的研究以战时浙江的难民危机及其应对为研究对象，除了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难民以外，该书有大量篇幅是讨论有组织的机构难民，包括政府、学校、工厂等。另外，区别于我们通常理解的战时从东南沿海向内地的迁徙，该书所讨论的战时浙江的难民迁移基本是在省内，从省内的沦陷区向尚未落入敌手的区域迁移。与单一的沦陷区和大后方不同，抗战时期浙江属于随着战事的进程不断发生着时间与空间位移的“游击区”，其战时社会的图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当然该书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难民迁移本身，更重要的是考察战时环境尤其是官方应对战争的机制、政策、效能对于难民的影响。

　　该书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视线的下移，使得战时历史更为“在地化”和“日常化”。在各章节的叙述中，视角限定在省界，基本上不涉及中央政府，除黄绍竑和丰子恺以外，大多数人都属于历史上的小角色，在既往的历史表述中不具有主体性，比如战时的县长、商人、校长、学生及其他身份的普通难民。该书使用了大量个人的回忆资料，除了事实陈述外，还有大量心理体验的描述，尤其是丰子恺的记述，心理描述较多，对于体验战时难民迁移过程中对陌生环境的警觉、对于未知威胁的恐惧和对不可预知前景的焦虑等等有相当助益。萧邦齐对于难民迁移的环境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都做了细致的呈现，包括难民迁入引起的“土客矛盾”、难民的融入问题、对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影响等等，类似分析只有在具体的地方场景中才能得到呈现和理解。

　　该书最后三章没有讨论与难民迁移直接相关的内容，而是借助“焦土政策”、贸易与走私和细菌战三个个案，来重新审视战时浙江军政当局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举措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从而将战争中除入侵者以外对民众生活影响非常大的另一主体——在地的军政当局纳入考察视野。第十章主要讲述了浙江抗战史上破坏杭州电厂、炸毁钱塘江大桥、衢州机场的三毁三造、封锁宁波港等一系列事件，对于战时中国政府奉行的焦土抗战的逻辑——以不资敌不为敌所用为原则但不考虑中国民众所承受的苦难和代价做了重审。第十一章集中讨论了战争如何改变了浙江省内贸易结构、商业路线以及走私问题，研究表明，战时贸易与走私背后仍然是实用主义的利益驱使，生存压力下出现的某些区域合作与抵抗的模糊性显示了民族主义话语解释的乏力。最后一章集中考察了宁波、衢州和义乌三地政府应对日军所发动的细菌战的机制与效果的差异性，展现了地方应对鼠疫的成败实际跟不同政治文化、地方精英的作为、地方的开放性等在地化的因素有密切关系。

　　该书的视角与叙述模式反映了西方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些普遍趋向，与国内学界存在不小的差异。从史料基础来看，萧邦齐使用的材料都是比较常见的地方文献，比如地方志、文史资料、回忆录等，甚至关于难民迁移和丰子恺逃难经历的部分相当大程度上是依据张根福和白杰明的相关研究做的重述。以国内学界的眼光衡量，该书的史料基础无疑是较为薄弱的，征引文献的数量不足且形式单一。档案文献的缺失制约了该书关于政府应对难民危机的相关论述的说服力，另外史料的单一也使得很多问题未得到充分的解释。但西方学者的长处在于视角的转换，比较常见的是对于民族国家叙事的解构，萧邦齐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摆脱国家立场的叙述，而回归到个人和地方的视角，从而揭示被遮蔽的历史。萧邦齐指出，“随着战争的到来，个体和家庭拼命地在自己身上覆盖上保护罩——挽救自己、家人和故乡，成为焦点的是本土、本地，而非国家”。此外，萧邦齐的研究中多个个案表明，在战争环境下国军对难民构成的威胁和实际侵害与日军是并存的，比较常见的是抢劫、征用劳力和物资。政府应对难民危机的无能及焦土抗战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更大，加剧了民众的苦难。这些面相在既往国内的研究中是比较受忽视的。

　　除了视角以外，《苦海求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叙述，同样从国内学者的眼光来看，书中大量的史事陈述，有点类似梁启超说的“能铺叙而不能别裁”的旧史学，但这在西方近代中国研究领域其实比较常见。从出版的受众角度而言，西方很多研究著述也可以很畅销，其实反映了西方学界对于历史的理解已经从“形式上的知识”到“非形式的体验”，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的写作不仅是要告诉读者以前发生什么事，还要让读者能够体验、感受、经历过去发生的一切。这样的转变尤其需要依赖个人主体化的叙事，萧邦齐的书中大量的个人表述实际上即是为了让西方读者去体验战时中国难民的“苦海求生”的经历。从阅读体验上，萧邦齐书中第三、四、五章构成了该书引人入胜的重要部分，作者分别呈现了丰子恺、冯宗孟、汪梦松、金锡辉、章达庵和吴英才等人的逃难故事。与国内抗战史论著较为常见的概括性与注重分析的叙述相比，这些多样化活态化经历的挖掘与呈现有助于读者去体验和审视战争对于平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如果与国内日本侵华与抗战史研究做一个对照的话，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国内学界对于日本侵华的研究，非常注重屠杀、抢劫、强奸等直接暴行的研究，而对战争对社会的损害非直面的慢性影响则关注不够，或者是因为表述起来在显示度上不足以达到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效果，但实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萧邦齐书中提到的难民，大多未直接受到日军暴行的侵害，但他们的苦难确实又是战争造成的。其中一章中提到冯振华的父亲因日军入侵请不到医生抓不到药，最后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冯父虽然不是日军打死的，但确实是日军入侵造成的。正如萧邦齐所言，“杀害人们的是日军的存在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而非直接的暴力”。

　　战争破坏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很多时候是无法复原的，尤其对于个体和家庭，“对很多人而言，空间和社会的流离失所是永久性的，因为再也回不到以前了”。战争创伤的影响是抗日战争的持续性遗产，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如著名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柯博文(Parks Coble)就呼吁学者们应更深刻地研究抗战对民众造成的创伤，萧邦齐、张倩雯及柯博文本人的研究都已经开始聚焦于此，这同样是值得国内学界深入思考的课题。(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