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吕梁英雄传》的作者
来源：团结报党派e家   2019-04-23 16:23:15

　　马烽，原名马书铭，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5岁丧父，7岁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东大王村舅父家，在该村入学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孝义县立高小。他刻苦学习，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彭公案》等，培养了他最初的文学兴趣。

　　热爱文学的青年战士

　　马烽于1937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山西新军政卫旅，先当战士，后在宣传队写标语、画漫画，偶尔参加演出，经历了前锋剧社、黄河剧社、吕梁剧社。1939年，随剧社到晋东南“民族革命艺术学校”(李伯钊任校长)，学习文艺理论约半年。1940年冬，马烽随剧社到了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部队艺术学校学习美术。这期间，马烽读了许多中外名著。

　　中外小说名著的学习，鼓舞了马烽的创作激情，他利用给剧社办壁报的机会，把来自前方的战地消息写成通讯稿，有一篇稿件的题目是《第一次侦察》，同学们看后以为不错，鼓励他投给报刊。他把稿子送到《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部，该报于1942年9月16日发表了这篇稿子，马烽受到鼓舞。

　　《第一次侦察》是写一个年轻新战士“黑旋风”，自告奋勇去侦察敌情，临战经验不足被武装汉奸抓捕。在押往鬼子驻地金庄的路上，“黑旋风”巧与汉奸周旋，最终瞅准机会跑回了八路军驻地。这篇近三千字小说的发表，坚定了马烽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

　　从战士到主编

　　1942年冬天，马烽、西戎、孙谦等人从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等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马烽先后在晋绥边区文联文艺工作团、文联、《晋绥大众报》(编辑、主编)、《抗战日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工作。起初，他在报社任通讯员，把工厂工人劳动的情况写成通讯稿，发表了唱词《五绣英雄榜》;通讯稿《洪涛印刷厂的发明故事》《几种代用品的创造》《张秋风运动的热潮》《优秀的张秋风运动者——赵雷》《懒汉回头赛如牛》。他后来曾总结：“当时写这些东西的动机，主要是由于一种责任感，觉得应当把这些事报道出去，另外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当作写作练习。我确实从写这些新闻通讯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己观察、分析综合问题的能力。”

　　1944年初，马烽回到晋绥边区文联参加整风运动，同时整理下基层搜集的材料准备创作。这一年，是“七七”抗战七周年，晋绥边区文艺界发起了“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马烽根据边区劳动模范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创作了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散文类乙等奖。《抗战日报》在社论《“七七七”文艺奖金公布以后》中评价：“……此次获奖的作者中，有好些同志并不是专家，如写《转移》的孟繁彬同志和写《张初元的故事》的马烽同志，据说都仅仅读过小学，也并未专门研究过文艺，前者把他在冀中参加过的战斗生活写了出来，后者把他所搜集的张初元同志的材料写了出来，技术虽然粗糙，但内容逼真，仍不失为有意义的作品，这说明，只要自己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题材有正确的认识和研究，一定可以创作出东西来的。”

　　1944年秋天，马烽调到《晋绥大众报》当编辑、记者，后来升为主编，同时他还兼任《抗战日报》副刊编辑、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时代》(半月刊)编辑等职务。为了把报刊办得通俗易懂，马烽结合采访工作，经常下乡搜集民间传说、故事，还陆续整理发表一些民间故事，如《尹鸡债》《积大米》《小气人遇上刻薄汉》《高秀才落榜》等。

　　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创作始末

　　1944年冬，晋绥边区召开群英大会。《晋绥大众报》报社派马烽和西戎参加了大会。他们白天开会时聆听边区的战斗英雄们讲战斗故事，晚上便在煤油灯下整理典型材料。会议结束后，时任晋绥分局宣传部秘书长的周文建议将会议上的英雄故事整理出来，在《晋绥大众报》连载，由马烽、西戎整理编写，确定使用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吕梁英雄传》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每5天出一期，每期连载三千字。到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共95回。

　　小说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民众、干部的欢迎。许多识字的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作为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人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愣，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的人物。正如延安《解放日报》解清的文章所评价，小说“是因为它所写的晋绥人民杀敌保家的事情，都是当地老百姓熟悉的事情。‘七七’以后，晋绥军仓皇溃退，吕梁山脉桦林山康家寨沦入敌手，无辜人民遭敌烧杀、抢掠。一直到一二〇师东进，组织民兵，反掉‘维持’，实行劳武结合，战胜敌人的‘扫荡’和破坏，而创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晋绥人民都是亲身参加，亲身体验过的，他们不仅从书里看到自己走过了怎样艰苦、崎岖、危险的道路，经历了如何惊心动魄的残酷复杂的斗争，而且是从书中认识了自己，肯定了自己，也教育了自己。”

　　1946年，马烽、西戎整理了小说的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吕梁英雄传》单行本(上册)。延安《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热烈。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时，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受到山城人民欢迎，在文艺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9年初土改结束后，马烽、西戎集中了一段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诚如马烽、西戎在《吕梁英雄传》后记中所说，他们在整理、写作时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书稿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存在缺陷和不足。但《吕梁英雄传》仍然堪称抗日战争史的一部优秀史诗，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吕梁英雄传》受到读者、群众热爱，因其内容真实、生动、丰富，讴歌了人民的觉醒和抗争。小说充满着民族意识和英雄主义的气息，它向世界宣告，敌后根据地的人民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并最终赢得战争。

　　小说以“把敌人挤出去”为主线，游击队联合百姓，“‘挤’得有策略，有艺术，有步骤，有章法。声东击西，里应外合，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雷战，地道战，村联防，大家搬，断粮，断水，切电线……一步一步把敌人往外挤。挤得鬼子晕头转向，首尾难顾;挤得鬼子白天不敢出窝，黑夜睡卧不宁;挤得鬼子缺粮、断水。最后挤得鬼子的‘蚕食政策’彻底破产，滚出了根据地。这一挤，挤跑了敌人，也锻炼了自己，‘挤’出了人民的团结和威风;‘挤’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

　　有论者指出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及其表现艺术特点主要有四点：

　　其一，《吕梁英雄传》比较完美地借鉴和运用了旧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并且实现了民族形式和反映现实的新的内容的有机结合，成功地进行了民族形式的现代转换和艺术再造。其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比较成功，虽然小说的侧重点是集中讲故事，描写的人物群像只不过是故事的载体，缺乏立体的、多侧面的性格雕刻，尤其缺乏深度的心理发掘，但在一百多个人物中，描写得个性鲜明，气韵生动，称得上栩栩如生的人物也不少。其三，这部小说白描手法的运用极为成功，无论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很精炼、明朗。其四，成功地运用了从人民大众口语中提炼出来的乡土色彩极为浓厚的文学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