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来源：人民日报   2022-12-13 10:19:41

　　今天，是我国第9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5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与你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交汇的人生际遇或许会给你答案。

　　一个雕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这样一组雕塑：母亲丧生在日军的屠刀下，不懂事的孩子还在母亲身上吃奶，大一点的孩子坐在一旁哇哇大哭。

　　这组雕塑源于真实的故事，当年那个坐在一旁哇哇大哭的孩子，就是9岁的常志强。

　　1937年12月13日，是常志强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9岁的他目睹了父亲、母亲、4个弟弟被杀害，姐姐被刺5刀后被强奸。

　　他回忆，日本兵用刺刀戳向母亲胸口，最小的弟弟被摔到了地上，哇哇大哭。日本兵拿起刺刀，对着小弟弟的屁股就是一刺刀，挑起后抛了出去。三个大一点的弟弟扑上去，拽、咬日本兵，均被残忍杀害。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在王府园指认当年亲人遇害现场

　　日本兵走后，母亲靠坐着看着常志强流泪，常志强立刻去找最小的弟弟小发发。“地下全是死人、全是血，踩得脚底下都发黏了，小弟弟趴在那边想朝上爬。我就喊小发发，他听见我的声音，拼命地朝我跟前蹿，他的小鞋子也跑掉了，袜子也没有了，小脚冻得通红，全是血。我妈妈看到小弟弟后，拼命地挣扎，把手撑起来，把衣服拽开，把纽子解下来，给我弟弟吃奶。”

　　回忆到这里，常志强流下了眼泪：“我妈妈把衣服拽开来以后，我看到几个刀伤都在流血，有个刀伤里头还冒血泡泡，我弟弟不懂事拼命地在吃奶。血泡泡多，我就赶快上去，我说妈妈我给你捂着，你坚持一会儿会好的，可是我妈妈不能讲话，眼泪直掉，掉着掉着头一倒，倒过去了，我晓得我妈妈死了。”

　　后来，常志强听到“红十字会”的人说：“当时有一对母子的尸体，小孩子还趴在母亲身上吃奶，两人冻在了一起，分都分不开。”他哭着说，那是我的母亲和小弟弟!

　　一块红绸

　　之后，常志强和幸存的姐姐被好心人带到了南京安全区。当时，绝大多数外国人逃离了南京，约翰·拉贝等人却不顾危险留了下来。1937年11月，约翰·拉贝被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共救助了20多万像常志强一样受难的南京市民。

　　1938年的新年，南京的难民们曾在院子里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拉贝先生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拉贝的战时日记还记录下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为控诉日军罪行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约翰·拉贝

　　一本相册

　　和常志强一样，在安全区保住性命的还有当年14岁的罗瑾。1938年的1月，为了生计，罗瑾到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工。一个日军军官来到店里冲洗胶卷，罗瑾仔细一看，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照片，气愤不已的他偷偷加洗了一套保存起来。

　　为保留日本人的罪证，罗瑾挑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制成了一本相册，他在封面上写了个“耻”字，画了个心在滴血。

　　1941年，为逃过日本兵的搜查，罗瑾把相册藏在了南京毗卢寺茅厕墙上的洞中，再回去找时却不见了，他因此逃离了南京。

　　在毗卢寺的茅厕内，这本相册被另一个年轻人吴旋发现，当时他听说日本人正在找一本相册，便偷偷取走，藏在毗卢寺一座佛像底座的夹层里。此后他一直冒死把相册带在身边。

　　抗战胜利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面对审问否认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星期，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这引起了南京人的极大愤慨，看到号召市民提供日寇罪证的公告后，吴旋跑回家从床下拖出那只旧皮箱，翻开上面的层层衣服，取出那本令他提心吊胆保存了6年之久、已经发黄的相册，将它上交。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吴旋上交的照片在法庭上作为“京字一号证”出示。1947年4月26日，法庭将被告谷寿夫依法枪决。

　　一本书

　　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常志强很想去看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段痛苦的经历他不愿再回忆。

　　直到1997年，常志强在电视中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他愤怒得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他就把写好的材料送到纪念馆：“他们不是不承认吗?我活着，这就是见证。”

　　也是在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作暴行的英文著作，曾连续10周成为《纽约时报》畅销冠军。常志强正是张纯如这本书中记录的幸存者之一。

　　在耶鲁大学收集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资料时，张纯如发现了约翰·拉贝的存在，便开始寻找拉贝的后人。

　　经过不懈寻找，她终于联系上了约翰· 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 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小心地保存着外公的文件、日记和照片，其中就有极其宝贵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文献。在张纯如的促成下，1996年12月13日，《拉贝日记》向全世界公开。

　　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时，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她在黑暗中，想象着遇难者的感觉，在脑海中她每天听到的故事串起一个个画面。在夜里，她坐在屋里，被一堆她看不见的图片包围着，看着墙上的一张张地图，想象着自己就在现场。”

　　张纯如的母亲说：“虽然纯如没有经历过那场残忍的战争，也出生在美国，但是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看到日本右翼分子妄图抹杀、歪曲历史事实，“张纯如一直觉得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成书后，她又遭遇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后来她患上忧郁症。2004年，她在自己的车中开枪自杀，时年36岁。

　　这是他们后来的故事：

　　1993年清明节前后，70多岁的老人罗瑾回到南京，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当他走到一本相册展览内容前时，眼睛突然一亮：这不正是自己50多年前丢失的相册吗?

　　1995年6月10日，吴旋和罗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再次相见，共同回忆见证了这段传奇历史。

　　1998年，吴旋先生在南京去世。

　　2005年，罗瑾先生在上海病逝。

　　2020年，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请求中方为他所在的医院提供抗疫药物援助。很快，南京人捐赠的物资就送到了德国，包装箱以紫金草和和平鸽为底纹，醒目处印着一句歌德的名句“生活之树常青”，旁边还盖有一枚约翰·拉贝先生曾使用过的印章，有“福祉长隆”四个字，这是南京人一声跨越80多年的谢谢。

　　2022年，美国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开设纪念张纯如阅览室，阅览室被命名为“一个人的力量”。张纯如曾说：“请你务必、务必、务必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令世界大为改观。你是一个人，你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志存高远，不要限制住你的目光，永远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或理念。”

　　当年只有9岁的常志强，如今已是耄耋老人。2005年12月，常志强去日本多地参加证言集会与和平交流，之后又参与多部纪录片的拍摄，他经常会在那座雕塑前驻足良久，一次次泪眼模糊。

　　他说：“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身边，一个家在墙上。”

　　如今的常志强已经94岁高龄，他的女儿常小梅撰写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并成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她说，父亲虽然老了，但是这份历史记忆，她会继续守护下去。

　　常志强给孩子们写下“好好学习，珍爱和平”的寄语

　　南京大屠杀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对常志强而言，南京大屠杀是浩劫、是痛苦，是强忍着悲痛一次次把伤口展现，只为了做好历史的证人。

　　对拉贝而言，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本可以逃离南京，但他选择了留下，庇护了数十万中国人，而中国人也对这份恩情涌泉相报。

　　对吴旋和罗瑾而言，他们本可以不冒风险，但为了有一天讨回血债，他们冒死接力保护了一份罪证，最终将主犯送上刑场。

　　对张纯如而言，她从未经历过这场战争，却为了让世人知道那罄竹难书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用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了世界。

　　对你我而言，南京大屠杀从来不是历史课本上的文字，而是我们的祖辈和同胞流过的血、亲历的痛。它从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点，85年来有无数人为了那段历史奔走甚至付出生命。

　　只要我们记得，他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只要我们记得，他们的勇敢和力量就将在我们身上继续延续。

　　只有铭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才能珍视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只有捍卫历史的真相，才能守护和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