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石根与“南京大屠杀”
来源：历史之家   2017-12-09 16:59:01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即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惨案――南京大屠杀。在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制造这一惨案的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被判处了绞刑。然而，在东京审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有人认为对松井的判决有失公正。

　　日本右翼学者田中正明等人甚至著书立说，公然为松井开脱罪责。他们的主要观点是：(1)松井出征中国，只不过是在执行大本营之令;(2)日军在进攻南京之前，松井曾下令整肃军纪;(3)当日军进攻南京时，松井正因病在苏州静养，指挥攻城的是他的部下，松井对南京城中发生的日军违纪现象毫无所知;(4)南京陷落后，松井在日军的“慰灵祭”上对日军的所为严厉斥责，甚至痛哭流涕。因此，松井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是无辜的，不应负主要责任。

　　最近，我们查阅了有关史料，拟在尊重事实的原则下，就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责任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管之见。

　　松井其人与其征服中国的野心

　　松井石根于1897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翌年成为陆军少尉。1901年，又进入陆军大学学习，开始关心中国事务，并学习汉语，对中国进行研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已成为陆军中尉的松井随军参战，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在战斗中，松井因负伤回国，并因“作战英勇”被晋升为大尉。1906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不久，他又一次被派往中国，历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副武官、驻上海武官、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等职，成为军界的一名“中国通”。1926年，他被提升为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从而“得以专心从事于平生最为关注的中国问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曾掀起过一股“大亚细亚主义”的思潮，该思潮貌似进步，主张日本、中国及亚洲的团结，共同对抗欧美，实质上是日本假借保全中国领土和亚洲连带主义的美名，企图利用西方列强的矛盾，达到独霸亚洲的目的。松井石根正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推进者。他“以征服亚洲之责任自负，唱大亚细亚主义、发行刊物”。1932年，松井作为日本陆军全权委员，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裁军会议。会上，他看到中日代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而白人则宛如裁判一般从中“调解”，这更加坚定了他推行“大亚细亚主义”的决心：“日华间的问题要在日华间解决;要将白人统治下的亚细亚重新变为亚细亚人的亚细亚。”1933年，松井从日内瓦回国，立即发起了成立“大亚细亚协会”的运动。当年，松井晋升为陆军大将，并担任了军事参议官的要职。此时，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治派的矛盾尖锐起来。1935年，统治派的重要人物永田铁山(军务局长)被砍杀，松井因涉嫌此事，被迫引咎辞职，退出军界。

　　松井离开军界后，随即把全部精力转入政界。1936年2月，松并开始了中国华南、华中之行，为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游说，并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2月底，他经台湾首先来到两广，会见了和蒋介石矛盾颇深的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和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陈济棠等人。会谈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3月12日，松井到达南京，并先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举行了会谈。24日，松井拜访了蒋介石，提出了帮助解决西南问题(即蒋与胡汉民及桂系的矛盾问题)，蒋未置可否;又提出承认伪“满洲国”问题，立即遭到了蒋的断然拒绝。松井在日记中写道：“要之，蒋、张态度尚不十分明朗，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至此，松井的华南、华中之行遂以失败告终，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征服中国的野心。

　　松井石根竭力主张进攻南京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个多月后，淞沪抗战也拉开了序幕。8月12日，日本大本_营决定以第3、11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支援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松井石根因是公认的“中国通”而被重新征召入伍，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他在离开东京前，要求拨给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他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5]他从东京出发时，又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杉山元陆相等人宣称：“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

　　8月22日，上海派遣军乘船到达上海附近海面。为达速战速决之目的，9月6日，日本大本营按照松井石根的要求，又增派第9、13、101三个师团及台湾守备队(重藤支队)到上海编入上海派遣军。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之下，日军伤亡甚重，无法取胜。大本营又一次决定增兵。10月30日，第16师团加入上海派遣军;同时，由第6、18、114三个师团及国崎支队编成了第10军，准备在杭州湾以北登陆，以协助上海派遣军作战。11月5日，日军第10军在在杭州湾登陆成功。上海的中国守军陷入被合围的危险，不得不于11日晚撤离上海。上海遂陷。

　　松井出征之前，日本大本营在《关于派遣军之奉敕命令》中向他下达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一命令将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规限于上海周围地区。因此，占领上海，大本营既定的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在上海失陷之前，大本营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台编为华中方面军，松井担任了该方面军的司令官(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同时，大本营给该方面军制定了苏州――嘉兴的战略限制线，命令该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超过该限制线。如前所述，已成为对华强硬论者的松井一开始就叫嚣要直捣南京。上海已陷，通向南京的门户洞开，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桑陷落后，日军参谋本部派河边虎四郎课长来和松井联络。松井对他发誓说：“请放心，吾意已决，非打下南京来给你们看看!”11月15日，他又向从东京来的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面呈“进攻南京的必要”。11月19日，各路日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纷纷抵达大本营的战略限制线。第10军部队首先突破限制线，向西追击。松井不仅未加制止，反而再次向大本营提出“向南京追击有利”的意见。24日，大本营解除了原限制线，同时又给华中方面军下达了无锡――湖州的新限制线。第一次违令成功助长了松井的气焰。他命令部队再次越过限制线，同时再次向大本营提出：“为迅速解决事变，华中方面军须乘当前敌之颓势攻取南京。”恰在此时，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七·七”事变及“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中对于中日纠纷主张局部解决和主张全面解决的两派始终存在分歧，两次为华中方面军下达战略限制线，正是这种分歧的具体体现，但后经激烈辩论，大本营最终决定全面推进中日战争。于是，12月1日，大本营通过大陆命令第8号，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应与海军相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而松井于11月28日就收到了进攻南京的电报命令。为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于此，近日予热烈之主见终获成功，不甚欣喜之至。”

　　在淞沪战役后，松井竭力主张进攻南京，在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对如何解决中国事变发生分歧的情况下，他已违令制定了向南京进攻的计划。因此，松井出征中国不仅仅是在执行大本营命令，而且是促使大本营决定占领南京的重要因素之一。

　　南京大屠杀发生前松井石根的举措

　　12月初，松井在等到大本营进攻南京的命令后，立即兵分两路向南京扑来：一路由上海派遣军组成，沿太湖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向南京进攻;另一路由第10军组成，沿太湖南侧，经嘉兴、湖州、长兴扑向南京。不久日军又分为四路，两路由丹阳、金坛等地直扑南京，另两路分别迂回芜湖和浦口，以图对南京守军形成东、北、西南几面包围之势。从12月5日起，双方在南京外围发生激战。中国军队抵抗不利，日军于8日全线突破南京外围防线，完成了对南京的最后包围。

　　日军虽来势汹汹，然而却早已面临多重困难。日军经淞沪战役后，未经充分休整补充就开始向南京方向进击，其后勤保障也严重不足。松井的幕僚们多次向他提醒过类似的问题，他也深知自己的部队面临的困难，但他仍然一意孤行。11月20日，日参谋总长向第10军发出指令：“部队为求得补给，应尽量利用现地物资”。在当时的环境下发出这样一道指令，无异于指使日军进行公开抢劫。松井石根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对日军接到命令后的所作所为给予默认。“其结果大规模的掠夺行为自然漫延到整个部队”。可以说，日军此时的行为，正是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大规模抢劫的预演。12月7日，松井将方面军司令部从上海移至苏州。同日，他召集参谋人员，下达了《南京城攻略要领》。该要领大致内容如下：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团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城扫荡。……”。

　　所谓“扫荡”，即“铲除净尽”之意，它意味着日军进城后，可将所有抵抗的中国人“铲除净尽”;日军的一切行为，都可冠以“扫荡”的名义，这就为日军的暴行提供了军令上的依据。当然，该要领在“城内扫荡”的命令之后，还有如下内容：

　　“一、应特别严肃部队之军纪风纪，使中国军民敬仰归服皇军之威武，期不至出现苟如毁我名誉之行为;二、严禁接近外国之权益特别是外交机关。在外交使团提议设立而为我军拒绝之中立地带，除必要外，应禁止入内，并应在重要地点设立岗哨。又，禁止进入城外之中山陵等革命志士之陵墓及明孝陵。……”。

　　同时，松井又训令他的部队：“南京乃中国之首都，攻克之乃世界性事件。故须认真研究，愈益发挥日本之名誉，增强中国民众之信赖。虽为敌军，然已丧失抗战意志者及一般官民，应予以宣抚爱护，持宽容慈悲之态度。”

　　以上内容，就是某些人鼓吹的“松井石根无罪论”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命令的发布与命令的实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12月8日，松井下令空投《劝降书》，要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和平开放南京城”，遭拒绝。10日下午1时，松井下达了向南京城发动总攻的命令。经过3天激战，守军渐显不支，13日，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于是，在中国首都南京随接爆发了一场持续6个星期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铁的事实说明，松井的“整肃军纪”的通告与训令，只不过是种遮人耳目的陪衬。正如通告所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驻有大量的他国外事机构，占领它确为举世瞩目之事，若日军在“城内扫荡”过程中出现不法行为，必将很快昭然于天下。出于旧日本军人效忠天皇的思想，松井也必须为天皇的声誉考虑，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治军有方，因此，松井在发出“城内扫荡”的命令后，不得不以“整肃军纪”的通告和训令作陪衬。同时，松井在发出“整肃军纪”的通告之后，并没有认真地去督促部下执行，而是对日军的违纪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致使这一惨剧越演越烈。有关这一点在下文的分析中还将作进一步的阐述。

　　有人认为松井在总攻之前就病倒在苏州，并未直接指挥进攻南京，对前线的情况亦不知晓，因此他不应对口军的行为负责。我们知道进攻南京的日军是华中方面军下属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部队，指挥进攻的是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他于12月1日接替松井上海派遣军司令之职，松井则专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和第10军军长柳川平助。他们都是松井的部下，对于军队中出现的违纪现象，不由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负责，而简单地把它归咎于部下，这是有悖于常理的，更何况松井的疾病“既没有阻碍在他指导下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指南京――笔者)达数日之久”。因此，以此为松井辩护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