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全人类的耻辱与伤痛
来源：京华时报   2017-12-10 15:22:45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南京，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30多万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被杀害。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是南京人，还有放下武器的军人，来自其他省份的难民，还包括被野蛮对待的外国人士。

　　这段血腥的历史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该遗忘的耻辱。这场浩劫是中国人永远的伤痛，也是全人类的耻辱。 京华时报记者王梅发自南京

　　无辜平民一间房子里11人被残杀

　　86岁的夏淑琴腰上、后背和肩上还有三处“刺刀一样宽的”伤疤，这三条伤疤是刻在老人身上的南京大屠杀史。

　　1937年12月13日，中华门东内新路口5号房子前，约有30个日本士兵疯狂砸门，房主哈国梁刚打开房门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父亲看到哈先生死了，就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放过我们。”夏淑琴回忆，但父亲随即被枪杀，房主太太上前质问也被打死了。

　　“妈妈抱着1岁的妹妹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夏淑琴说，小妹被日本兵用刺刀扎死，母亲和夏淑琴两个才16岁和14岁的姐姐被日本兵奸杀。“外公和外婆试图保护我们，也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

　　当时，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藏在床上的毯子下面。日本兵用刺刀朝毯子乱扎，夏淑琴被扎中了三刀。“我被刺刀戳中后就昏了过去。”夏淑琴醒来看到，母亲和两个姐姐全被杀害;哈国梁的太太和两个孩子血肉模糊地惨死在桌下。

　　那一天，夏淑琴姐妹失去了7个亲人，成了孤儿。夏淑琴带着妹妹在这间死了11个人的屋子呆了14天。白天她和妹妹躲在角落的桌子下。到了晚上，两人才敢出来找吃的。靠着炒米和一点剩饭，每天吃一顿，两个孩子活了下来。当两人被老人堂(敬老院)的老人发现时，夏淑琴后背上的刀口已经化脓。

　　这一幕被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入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被德国人约翰·拉贝写入《拉贝日记》，被张纯如写进了畅销西方的《南京大屠杀》中，也被复原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夏淑琴家的悲惨遭遇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受害者的一个典型缩影。

　　被屠杀的平民中不仅有南京人，还有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难民。据美国女传教士、金陵女子大学代理负责人魏特琳估计，每天经过南京的难民“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

　　“伪南京自治委员会1938年初曾疏散京沪线沿线难民，仅2月27日就遣送难民800余名，2月28日又遣送300名，而日军特务机关原定27日遣送1600名，28日遣送800名(出自《市救济课关于遣送难民等事之报告》1938年2月28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会副会长张生介绍，虽然到底有多少难民被屠杀难以计算，但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外来难民很多，肯定有相当数量难民被日军屠杀。由于目前仅在南京和江苏寻找幸存者，所以尚未排查到当时难民身份的幸存者。建议扩大查找范围，请各地政府部门配合查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缴械士兵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

　　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教授张生介绍，作为南京大屠杀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其成员组成来自全国各地。“南京卫戍军由第二军团、第60军、第71军、第72军、第74军、第78军、第83军、教导总队、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等组成，其成员来自全国各地。”

　　钮先铭，南京大屠杀时期见证者，国军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兼团副，12月12日撤退未成，情急之下出家，目睹了日军对战俘的屠杀。他在《佛门避难记》一书中写道：“由于突围处置不当，卫戍军大多数退往下关码头到燕子矶的十里江滨一带，长江对面的浦口有较为宽阔的广场和多处码头，守备南京的官兵如果获有序的指挥和适当的交通工具，应能挽救数以万计的生命。教导总队工兵团装备中本有24只大型橡皮舟。可是当我们赶到隐藏的仓库时，已被别的部队放火烧掉了，说是为了坚壁清野。仅有一只漏网之鱼。借此，桂永清将军总算得以渡过长江。”

　　据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二军团京东战役战斗详报》中记载，“一只小火轮在送唐生智等过江后，往返浦口和下关之间，因指挥失当，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只运送了少量官兵。一些官兵自行设法，或抱木头、木板，或抱房梁，或划澡盆、马桶，泅渡长江，淹毙者甚多，情形凄惨。”数万放下武器的官兵被日海陆军追击部队包围、俘虏，加以杀害。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是在1937年12月15日离开南京，他估计“已有5000到20000军人被屠杀。”斯提尔的报道中称，他最后看到的是沿岸附近城墙前，日本人处决了约300名中国人。“那里已经堆起没膝高的尸体，从下关出城时，记者的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约合1.5米。——编者注)厚的尸骸上通过。”斯提尔的报道被《纽约时报》的杜丁证实：“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有2万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

　　1938年1月3日，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记录了一个17岁中国男孩的证言：1937年12月14日，约10000名年纪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被带到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杀害，其中3人死里逃生。这10000人中，大约6000人是士兵，其余是平民。

　　外国人士因保护难民被日军刺伤

　　1937年战云袭来之前，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经过十年的建设，南京已经成为一座人口逾百万的都市。众多西方人士来到南京，从事外交官、商人、工程师、医生、牧师、记者等职业，其中很多是全家长期生活在南京。

　　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了中日间的大规模战斗，两天后，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西方各国的侨民也开始从南京撤离。

　　面对混乱的战争和抉择，最终一些西方人士留在了中国当局已经撤走而日军正在逼近的南京。他们目睹了日军占领南京的整个过程。在南京沦陷之前，这些西方人士组成了救助难民的民间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他们在南京市区建立安全区，搭建难民营。

　　两个救助组织包括22名西方人士，其中包括德国人、美国人、白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在南京郊区也有两名西方人士驻留，即德国人卡尔·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他们受命在日军到达前夕赶来，负责看护栖霞山附近的江南水泥厂，以免其为日军占领。南京沦陷后，水泥厂成了京郊的难民营。他们曾与城内的西方人士取得过联系。

　　这两位一直在南京近郊的西方人加上前述的22名住在城内的西方人士构成了南京沦陷前后在南京的西方长期住户。

　　在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除安置难民外，还进行了食品救济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保障。这些人士密切合作、互相帮助，在尽力保护中国难民免遭屠杀的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侵略军的伤害。不少安全区的外籍机构领导人面临被杀的危险，更多的则是遭到了日本兵的殴打和刺伤。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难民营里搜寻中国士兵，打算将一名被误认为士兵的中国平民带走。住房委员会(安全区委员会一职责部门。——编者注)副主任美国人查尔斯·里格斯一再对日军进行解释，结果被日军军官3次用刺刀威胁，并遭到殴打。12月25日，林查理解救一名中国妇女时，再次遭到日本官兵的殴打(出自《拉贝日记》)。”

　　“在一名日本兵企图爬上躺着3个女孩的床时，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将这名日本兵踢出医院，日本兵拔出枪对准了他(出自《拉贝日记》)。”

　　“1937年12月22日，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一名叫哈茨的奥地利人在试图救一个被酒醉的日本士兵刺伤喉咙的中国人时遭到袭击，克勒格尔被绑起来毒打了一顿(出自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

　　屠杀阴霾外籍幸存者后抑郁自杀

　　虽然在南京大屠杀中，24名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无一人被害，但目睹大屠杀惨状后，他们产生的隐性伤害是难以名状的。很多人患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

　　1938年春，美国传教士、南京国际安全区副主任乔治·菲奇回国宣讲南京大屠杀事实。“演讲中途，我的心一片空白。我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接下来要说什么。”乔治·菲奇说，他甚至记不起回家的路，“南京的可怕记忆也许同我这神经性疲劳有些关系。”

　　作为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的代理负责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多次在日军强奸现场解救中国妇女，日日夜夜在中国妇女的哀告和求助中度过，多次目睹受害者惨不忍睹的尸体。但她仍为不能解决所有中国人的痛苦而产生极大的无助感和反复地自责，患上了抑郁症。从魏特琳的日记可以看出，她的PTSD症状日益严重。1938年下半年后，皎洁的月光总能引起魏特琳的悲伤。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美国自杀。

　　“还有研究者因大屠杀的影响结束了生命，比如张纯如。”张生说，在张纯如写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历史显然是其自杀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