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点燃古城抗日烈火
来源：六合档案   2020-09-17 14:27:56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的阶段。1937年8月，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其后江南各省的游击队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分别开赴抗日前线。

　　当年8月，周恩来、朱德、博古、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到达南京，经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争取释放了关押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的政治犯1000多人，其中有陶铸、钱瑛、帅孟奇、王鹤寿、刘宁一、刘顺元、惠浴宇等。这些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有的分配在南方各地工作，多数则转往延安。博古指示成立中共南京市委，李华任书记。

　　重新建立中共南京地方组织

　　大敌当前，南京人民热情组织志愿运输队、战地救护队，支援前线。学生、工人上街宣传、募捐，慰问伤兵。南京和从平津流亡的学生还共同组织宣传团到安徽、湖北宣传抗日。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内迁，中共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分批撤离武汉。南京市委及多数党员也撤往后方。12月上旬，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军队浴血守城。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南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中数月之久。日军在南京肆无忌惮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企图以武力扑灭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六朝古都惨遭蹂躏，残垣败壁，满目荒凉。

　　日本将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并先后炮制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南京成了日为统治的中心，军警宪特机关林立，全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5月，新四军从安徽东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一支队进逼南京，后达茅山，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迅速在高淳、溧水、江宁、六合、江浦一带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

　　由于南京沦陷前，中共南京市委和大批进步青年，随着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撤离南京，有的去了武汉，有的去了延安，使南京城内的党组织及其活动中断。从1940年起，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陆续派了20多名党员到南京，重新开辟工作。按照中央关于在敌占区应“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力求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刘峰、朱启銮分别以经商、教书为掩护，负责南京小组(1944年5月改为南京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们利用各种合法形式广交朋友，团结教育周围的进步分子，积极审慎地发展党员。到日本投降时，江苏省委系统南京工委领导的党员有80余人。

　　这期间，苏皖、苏中、淮南、皖江区党委，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同南京的爱国学生、工人建立联系，安排骨干到新四军驻地参观学习，发展优秀分子入党。女学生王秀琪等在茅山根据地入党后，回南京组织了“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等秘密外围团体。1940年7月，苏皖区党委派妇女部长舒诚来到南京，于1942年初建立了南京特支，不久改为南京工作委员会，舒诚任书记。

　　在江苏省委和苏皖区党委的领导下，南京各系统的党组织利用合法的组织，开展各种进步活动，团结了大批群众，使他们潜移默化地逐步觉醒，一批批地走上革命道路，不断地壮大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开展“倒樊”和“清毒”运动

　　1940年7月，伪国民政府为了粉饰太平宣布“中央大学复校”。中共苏皖区委和江苏省委为领导沦陷区人民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相继派出党员在中大招生时乘机打入。1942年秋，伪南京市市长、“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南京分会”会长周学昌授意他的亲信在中央大学组织“学生互助会”，名义上归“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南京分会”领导，借以培植其个人势力。这是南京第一个公开学生组织，地下党员方焜、张杰、何广鑫、庄佩琳等先后打入“学生互助会”，逐步掌握了领导权。他们出版刊物，举办补习班，召开座谈会，开展文体活动，自办图书馆，宣传爱国思想，秘密传阅进步书籍，使“学生互助会”成了党联系广大学生的纽带。利用学校的社团组织“青年救国社”，他们团结中央大学学生，抓住校长樊仲云勾结私商贪污学生伙食费的行径，游行请愿，迫使汪伪政府将其撤职。

　　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为了培植私人势力，在中央大学成立了“青年模范团”，并于1943年冬组织“干字运动实践会”，自任会长。但是其实权同样为中共地下党员所掌握。他们举办寒假生活营、出刊物、演话剧，通过这些“官方”同意的活动，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广泛联系群众。

　　1943年冬，林柏生策划利用学生，以禁烟为名，同侵华日军争夺鸦片专卖权。党组织趁机通过厉恩虞、王嘉谟等青救社员和积极分子，发动大、中学生数千人，两次上街游行，开展“清毒运动”。他们向群众宣传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受列强野蛮侵略的百年国耻，号召禁烟;在游行途中，砸烟馆，砸赌场、舞厅，没收烟具赌具，然后集中焚毁。寒假中，又在“白面大王”曹玉成家中抄出大量海洛因，迫使汪伪政府将曹枪毙。清毒运动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打击了敌人，伸张了中国人的志气，受到人民的拥护，也锻炼了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进步力量。

　　清毒运动在南京取得胜利后，中大学生又拿着林柏生的介绍信前往上海，向上海大中学生介绍南京清毒情况，推动上海发起禁毒运动，并很快在其他沦陷区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清毒运动”影响深远，震撼了整个沦陷区，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工商青年的抗日活动

　　1943年夏，中共南京工委委员，19岁的姜秀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南京三轮车公司当了售票员，发动三轮车公司工人开展抗日斗争。这年冬天，利用资方要求工人负担车辆修理费用之机，开展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党组织。后她离开三轮车公司在店员中间建立“读书会”，开展店员工作。通过业余文化补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到抗日根据地学习等方法传播革命思想，培养抗日积极分子。

　　汪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第一期高级训练班公开招生时，中共上海学委派党员叶再生考进了这个训练班，并取得训练班负责人的信任。1944年夏秋之间，叶再生组织了“南京市工商青年联谊会”，推举汪伪宣传部林柏生为会长，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朱晶华、南京市商会会长葛亮畴等人为副会长，而实际工作由叶再生负责。工商青年联谊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组织戏剧爱好者演出进步话剧，设置图书馆，开办职工补习学校，很快吸收、发展了近两千名会员，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1945年6月，工商青年联谊会仿照“运会”举办寒假生活营的办法，举办了历时一期一个多月的职业青年生活营，吸收100多名会员参加，借来100多支枪早上进行军事体育锻炼，饭后各自回单位上班，下班后再来听报告、参加讨论和开展文娱活动。在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和学习教育中，许多积极分子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孟广鑫、刘明诂等先后加入了党的组织。

　　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

　　1942年初，经过努力，中共地下组织在下关车站、华中运输公司下关营业所等单位扎下了根。1944年3月，又建立了浦镇机厂党支部。地下党员利用同工种、同车间、同乡等关系，采取拜把子、成立兄弟会等方法，密切相互关系，共同消极息工，破坏生产。当时，厂里流传一个顺口溜：“一个人放哨，其他人在车底下睡觉;小便半小时，大便半个工;东摸摸，西混混，糊弄鬼子磨洋工”。全厂1000多人，每月只能修理2台机车和10节货车，且质量很差，跑不了多久又得回厂修理。有的工人利用乘车不买票的规定，索性跑单帮，既可赚钱解决生活困难，又可对付日本人。地下党员陆华，在一天深夜放火烧毁了下关车站的一个大仓库。日本宪兵把当夜值班的中国工人全部逮捕，但始终查不出纵火者，不得不以“渎职罪”把当班的日本职员遣送回国。

　　1942年7月，在新四军第2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以下关铁路工人为主要成员的“华中铁道工人抗日行动委员会”(简称“工抗会”)正式成立。工抗会会长为张锦棠，向工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吸收进步工人入会，秘密开展抗日斗争;发动工人息工、制造事故，破坏敌人交通运物;截取敌人军用物资，如枪支、弹药、通信器材、棉纱、布匹、商品等，送往根据地;搜集日本军事运输情报和敌伪驻军情报，及时送到根据地。

　　1943年夏天，工抗会会员赵景升在三牌楼日军仓库搬出十几箱子弹，隐藏在附近的小水塘边，准备运往根据地，不料被敌人发觉，日本宪兵押着他去寻找子弹。他为了不让子弹落入敌人手里，跳上飞驶而来的列车，被日本宪兵开枪击中，壮烈牺牲。抗战胜利前夕，他们把从根据地带来的宣传品，趁天没亮在跑头班车之机，从和平门车站到中华门车站沿途散发，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

　　1942年，八路军派徐楚光来南京。经湖北同乡、黄埔军校同学介绍，徐楚光在南京以“黄埔同学”为基础，频繁出入京都社交界，广交国民党军官，利用各种关系积极物色、争取有影响人物，建立统战关系和情报网，迅速打开了局面，并谋得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上校战术教官的位置。

　　在担任军校教官期间，徐楚光结识了汪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洪侠原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队长兼教官，因校内派系斗争被免职。后通过外甥女婿陈光中的保荐，出任了汪伪参赞武官。徐楚光以民族气节相勉励，对洪侠进行宣传教育，使他同情革命，结为好友。不久洪侠介绍了汪伪军委会军事司少将科长，其真实身份则是蒋介石派在周佛海身边工作的周镐、原国民党27军预备第8师师长陈孝强等与徐楚光认识。

　　1943年底，在徐楚光的努力下，一个由日本人为名义领导，维持铁路沿线治安的“护路总队”成立，南京洪帮帮主朱亚雄任总队长，徐楚光任督察长，地下党员张冰(化名王禹声)担任护路总队情报组组长。由于朱亚雄忙于上层活动，护路总队实际由张冰负责。1944年，徐楚光又利用关系成立了由地下党员掌握的“苏北猪只税局”，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水上交通运输线。苏北猪只税局和华中铁道护路总队的建立，有效地打破了敌人的“清乡”和封锁，购回了根据地急需的药材、纸张、棉纱、百货等物品，便利了沦陷区大城市和新四军根据地间的情报和物资往来。1945年8月，根据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要求，他大智大勇，成功地策动汪伪警卫三师师长率领3000多人在六合起义，加入了新四军。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从1938年3月起，西里龙夫以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与几名打入敌营的中共党员共同组成南京情报组，多次将获得重要战略情报送往延安。如1939年10月，获知日本大本营对华军事方针和政治方针;1941年9月，获知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准备;1941年11月，侦知满洲和华北日本陆海军大批南调，太平洋可能发生战事等，为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42年夏，西里龙夫和情报组的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日军逮捕，西里龙夫在日本被判处死刑，后因日本投降未予执行。

　　至1945年，南京周边相继建立了六合县、江宁县、溧高县、高淳县、江浦县、上元县抗日民主政府，顺利地完成了从城外到城内，从江北到江南对南京市区日伪军的战略包围。在南京城内，至1944年6月，苏皖区党委系统的发展党员50余人，分为2个独立中心支部。江苏省委南京工委1944年5月党员人数约80余名，除南京城区工作外，还兼管芜湖、镇江、扬州等附近城市的开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