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领导、组织和推进工人运动,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强调“党在工会中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决议的制定和贯彻,使中国工人运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指导,工人阶级、工运干部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在组织上,针对行帮会党普遍存在的事实,明确提出组建各种产业工人工会,强调党对工会的领导和独立进取的政策,以避免工会所发动的政治斗争与党的纲领不相符。在策略和行动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当时社会的性质,民族、阶级的矛盾特点和革命发展的趋势,并从中制定与完善工运的方针、任务和策略,保证了工人阶级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目标明确、进退有据和行动一致。
当时政治环境迫使党的活动只能是秘密的,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下,决定成立一个公开的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机构,后将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系由日语借用引入,日语“劳动组合”即工会之意,“书记部”是秘书处之意)。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挂牌办公,并出版了机关报《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要“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逐渐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和领导单位,并陆续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设立了分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1922年5月1日至5月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邀请全国各地各党派工会团体,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大会在广州河南机器维持会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173人,代表110多个工会组织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等。大会顺利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订立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中国在相当期间内的劳动运动,只作经济运动不与闻政治案》《尊重劳动节及儆戒工界虎伥案》《规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案》以及《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公众临时动议)等10项决议案,其中前3项决议案具有较强的全局性和前瞻性。大会还通过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工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大会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通过了以产业组合组织工会的原则,对起步时期中国工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次大会为全国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逐步走向团结统一创造了条件,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出现了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高潮。1922年1月12日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这次全国性罢工高潮的起点。在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组织领导下,从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曾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等条件,但始终未得到答复。海员们于1922年1月12日下午5时开始举行罢工,人数多达3万余人。同时,海员工会领导罢工工人封锁香港,断绝粮食及日用品供应,动员10万名工人离港回到广州,使123艘轮船被迫停驶,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商店关门,香港变成了一个“死港”。2月1日,香港政府出动军警,封闭海员工会,逮捕罢工领导人,并将火炮对准海员工会,抢走海员工会的匾牌。3月4日,几千名罢工工人成群结队,携家带小,离开香港步行回广州,当行进到九龙沙田时,遭到英国军警的射击,打死6人,打伤几百人,造成了举国震惊的“沙田惨案”。这一残暴野蛮行径激起了工人们更猛烈的怒火,罢工势头更加强大。工人们团结一致毫不妥协的态度显现了巨大的力量,束手无策的香港当局不得不向工人让步,3月8日,香港当局取消了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送回工会匾牌,释放了被捕工人,增加海员工资一成半至三成,抚恤沙田死难者家属1000元。至此,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在华中地区声势和影响更大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5月1日,在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的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俱乐部初建时有会员300人,后发展到700多人。1922年9月11日,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保护俱乐部、发清积欠工人工资等三项条件。路矿当局不予答复,9月14日工人俱乐部组织安源路矿1.7万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废除把头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以及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17条要求。为了扼杀罢工运动,路矿当局采取了拉拢、企图暗杀罢工总指挥李立三等各种手段。同时出动军警包围工人俱乐部并与工人发生激烈冲突。最后,通过工人全权代表刘少奇、蒋先云等到戒严司令部谈判,路矿当局被迫答应罢工宣言中提出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增加工资等13项条件。罢工取得胜利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会员发展到1.3万人,组织也进一步走向正规和严密,工人夜校等也有了很大发展。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由于方针策略得当,组织严密,万众一心,从而取得了“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圆满胜利,成为当时罢工斗争的典范。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这次全国性罢工高潮的顶点,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1922年,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沿线16个车站都正式建立了工会,会员达3万余人,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当筹备委员会如期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竟完全撕毁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派军警包围会场,阻止代表进入。全体代表和来宾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军警包围,冲进会场,他们在荷枪实弹的包围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并决定于2月4日进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
1923年2月4日中午12时,全路3万多名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交通线陷入瘫痪状态。1923年22月7日,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如火如荼之际,吴佩孚调动2万多名军警,在长辛店、汉口、江岸和郑州等地,对罢工进行了残酷镇压,造成中国工运史上最悲壮的“二七惨案”。其中壮烈牺牲的烈士共有52人,受伤者达300多人,百余人被捕入狱,千余人被迫流亡。其中,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著名劳工律师、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等为工运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会大多数遭到破坏或被迫转入地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也被查封,从北京秘密迁往上海。
“二七惨案”深刻、生动地教育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它使党认识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严酷统治下,单凭工人阶级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工人运动要蓬勃发展,必须寻找同盟军,必须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开展武装斗争。因此,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的帮助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还制定了新的、进步的劳工政策:“制定劳动法,改良劳工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同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工会法规——《工会条例》由孙中山亲自颁布。它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打破“二七惨案”以来的沉闷局面创造了条件。共产党人利用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工农部担任领导职务的合法、半合法身份,积极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并很快走出低潮,呈复兴之势。国共合作之后,国民政府管辖的广东地区工会工作迅即得到有声有色的开展,如组织整理了原先派系分歧很大的工会,先后成立了广州工会联合会、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被封闭的铁路工会很快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京汉路、京奉路、京绥路等工会组织相继恢复。1924年2月7日,在“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宣告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全国其他地区各行各业的工人运动也陆续开始复苏,并彼此呼应,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在逐渐高涨起来的民族革命中,工人要有独立的阶级组织,即成立工会以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共四大的决议推动了组建全国性工会组织运动的发展。
125年5月1日至7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当时最大的四个产业和地方工会联合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81人,代表着166个工会与团体和54万名有组织的工人。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与同时召开的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并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撤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组织,还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在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中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对于即将到来的规模更加空前的工运高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今广州越秀南路93号)
中国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广泛投入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拥护和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发动工人群众广泛投入抗日战争,参与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动员工人群众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新劳动运动,组织工人群众在国统区开展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积极支援前线,英勇作战,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历史功勋。
1935年10月,在党中央和刘少奇的领导下,撤了原全总苏区执行局,建立了全总西北执行局,着手恢复和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苏区工会。1936年2月,正式建立了陕北省总工会,并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县、区、乡各级工会,会员达到1万余人。总工会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救济失业工人,改善工人生活,组织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参军参战,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正式打响。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提出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定出了工会运动、工人斗争的方针、策略。由此,中国工会运动、工人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广泛蓬勃发展。
▲守卫卢沟桥的战士在掩体后面准备战斗,资料图
在华北地区,工人群众很快建起了山西工人自卫旅、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淄博矿工武装队、河北磁县工人自卫队、唐山工人特务大队等工人抗日武装。抗战时期,仅华北各地就有200至1000人的工人游击队26支,200人以下的有200余支。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活跃在敌占区,用游击战的方式,抵抗着日寇在占领区的统治,打击了日军的进攻,给正面战场以切实有效的支援。在党的领导下,在正确的工人运动方针指导下,抗战时期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以最高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来直接参加到民族解放战争的系列中。
在上海、武汉、青岛等中心城市,那些原在日本工厂、日本轮船上工作的几十万中国工人则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与敌人斗争。当日军的铁蹄快要蹂躏到那些沿海的工业城市时,无私无畏的工人群众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跋涉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帮助国民政府和民族资本家把几百家工厂、几十万吨机器设备搬到数千里外的内地,为建立大后方战时经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广大工人群众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下,为了民族存亡,勒紧自己的裤腰带,积极募捐、献金,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以微薄之力给全民族抗战奉献资金、物资上的支持。
中国工人在抗战中不再是受苦受难的劳工形象了,他们虽然脸上菜色依旧,身上鹑衣百结,却是一支勇猛的队伍,一支顽强的力量,是抗日救亡怒潮中的中流砥柱,他们高唱着战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投入抗日救亡的战斗中。
▲抗日根据地开展赵占魁运动,资料图
在抗日根据地,工人们为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开展了赵占魁运动。赵占魁原来是同蒲铁路介休修理厂的铁工,曾受尽剥削压迫,过着半生困苦与屈辱的生活。抗战开始后,日寇占领了介休车站,他拒绝为敌人工作,冒险逃出虎口,转辗到了延安,进了抗大职工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学习。当他有了觉悟以后,深有感慨地说:“我的血快要被人挤干了,而今才找到了自己的家!”从此,他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真正地看做是自己的家,他以当家作主的态度对待根据地的一切事务和工作。无论工作多么辛苦,他从无怨言,不计较工资待遇。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鼓励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会组织工人群众进一步开展了以赵占魁为旗帜的新劳动者运动,同时围绕各阶层人民,支援前线,以实际行动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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