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概述（2）
来源：   2017-12-04 11:56:05

　　在这次大会上，通过选举产生了37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执委：毛齐华、正义、管瑞才、高长久、刘子载、施光生、廖似光、白文生、高树林、刘群仙、刘呈云、张如洲、徐金林、李子厚、刘遐令、张文辉、肖彩峰、安玉英、冯如珍、李世臣、杨岐山、旷坚、田茂华、高玉林、易清元、张有福、刘泽西、鱼涌泉、纪志林、祝志澄、高风山、林仲丹、沈镇衍、方占库、张学文、蔡寿彬、刘德林。候补执委：白彦臣、袁海根、孟宪荣、杨生辉、任仲标、杨万清、王化纯、薜兰彬、罗代周。

　　24月，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齐华、管瑞才、正义、刘呈云、刘子载、高长久、李子厚、白文生、张如洲等为常务委员。推选毛齐华为主任，管瑞才为副主任，刘呈云为组织部长，卢正义为文教部长，李子厚为劳动保护部长，高长久为抗战动员部长，刘子载为秘书长，白文生为巡视团团长。

　　1938年10月，党中央为了加强全国，特别是对各根据地工运的领导，以张浩(即林仲丹)为主，成立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筹委会。1939年4月24日，中央职委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成立，由康生任书记(1939年12月为邓发)，张浩任副书记(1942年3月逝世)，刘少奇、陈云、孔原、朱宝庭、刘大超、李卓然、乐少华、高长久，1942年后增加了李颉伯、马纯古等任委员。中央职委经常直接指导边区总工会的工作。

　　边区总工会一成立，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民族解放斗争的使命，把“一切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和巩固边区民主政权”，当作边区工人运动的根本出发点。边区工人在各条战线上，都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为保卫边区、建设边区，支援抗战而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创造了许多英雄业绩给全国人民作楷模。

　　边区总工会在筹备过程中，首先，把边区的工人群众全部组织起来。在边区所有城乡和乡村，都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工会，对工人进行政治、军事和文化技术的教育，培养出一支有觉悟的坚强的工人阶级队伍。据1937年12月统计，全边区已经成立的县工会20个，区工会116个，乡工会546个，加入工会的手工业工人、农业雇工和商业店员共四万八千余人。1938年，公营厂矿企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也成立了10个工会，加入工会的产业工人五百多人，他们在抗战动员的各项活动中，都起着先锋作用。如在农村中，雇工积极地交付救国公粮，带动了各个乡村的农民群众。本来政府预计1937年征收一万担谷子，结果收了一万五千多担糜子，超过了原定计划的一半以上。边区各业工人也自动参加自卫军，他们一面坚持生产，一面参加锄奸剿匪活动。1937年底，一次就有五百六十多名自卫军优秀指战员，主动参加八路军和警备部队，开往前线作战。

　　边区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以后，在政治上取得了主人翁的民主权利，有权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和管理边区的大事。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参议会召开时，在145名参议员中，就有不少优秀工人。工人参议员的产生，完全是由工会主持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到第二次参议会改选时，有更多的工人被选为参议员。据统计，边区一级的有23名，县一级的有 49名，乡一级的有1470名。也有不少工人参加了政权工作。在边区政府各厅、局和县政府中，都有各级工会委员担任重要职务。在工厂里也有不少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任是由工人当中提拔上来的。如乐少华、郝希英、周鉴祥、杨长春、吴生秀、祝志澄、栾佩章、金直夫、彭光伟、李平、邵井蛙、林超、沈信祥、王保华、徐宏文、吴金柱等。在边区公营工厂中的行政、党支部和工会，共同组成三人委员会(或叫“三人团”)，共同决定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工厂的重要事情，都要经过工人讨论，然后采纳工人好的意见，从而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边区总工会成立以后，便积极开展工会组织建设工作。边区工人运动是1937年才开始发展，工会组织大多数是在极短时间内自下而上“搭架子”组成的，组织庞大而松散。发展会员采取登记式，组织不够纯洁，群众基础薄弱。边区总工会从1938年4月后，就着手整理和巩固工会组织。其组织形式是按照产业、职业和地域来组织，如印刷厂、机器厂、摩托修理厂、油厂和泥水、木匠、铁匠、店员、雇农等都分别成立工会。产业和职业工会各有自己系统的联合组织。不论是产业、职业和地域的工会组织，最后均统一于边区总工会领导之下。各级工会成立后，1938年9至12月，便对会员清查与统计。有的区、县工会派干部下农村一个一个的进行登记。

　　1939年3月10日至15日，边区总工会在安塞召开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据统计：这时边区总工会有县工会20个，区工会120个，乡工会648个，工厂工会11个。

　　1940年4月22日，边区总工会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由于边区总工会因为清洗了部分成份不纯的会员，会员有所减少，但工会各级组织有所增加。当时有县工会20个，区工会128个，乡工会678个，工厂工会16个。由于毛齐华、管瑞才等同志调离，会上推选高长久为主任，肖彩峰为副主任。调章萍、张力克、郗占元等同志任劳保部长、文教部长和秘书长。

　　1941年4月11日至21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四次执委 (扩大)会议。自上届执委(扩大)会召开一年来，由于在反摩擦斗争中建立了10个县的工会组织，旧地区也吸收了不少新的工人入会，加之边区工厂的大发展，这时会员总数达到54，969人。县工会发展到30个，区(联保)工会196个，乡(保)工会1，223个，工厂工会61个。

　　1942年5月5日至9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了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据统计，这时有会员56，954人。有分区工会4个，县工会30个，区工会合并为61个，乡工会合并为1，112个，工厂工会70个。

　　1943年5月17日，边区总工会精兵减政，与青救会、妇联会合署办公，成立抗联会。农村各级工会亦并入抗联会，主要由抗联会领导。边区总工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工会转入工厂工会。这时边区总工会原主任高长久因调建设厅工作，改选崔田夫为主任兼抗联会主任。

　　1944年5月1日至25日，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共同在延安召开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由于工厂职工的增加及原有执委的减少，大会于24日补选沈鸿、陈振夏、赵占魁，崔田夫、李颉伯、马纯古、章萍、郗占元、吴生秀、金直夫、张健、刘考生、孙云龙、曹国兴、李凤莲、袁广发、刘安治、郝作明等18人为边区总工会执委，使执委总人数达到49人，候补执委7人。会上还推选7名常委负责日常工作，主任崔田夫，副主任肖彩峰。这时，边区总工会已拥有会员60，956人(其中产业工人达12，538人)。有分区工会4个，县工会30个，乡工会1，057个，工厂工会68个。

　　边区总工会从开始筹备就注意了培养工人干部和培训工人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展开全面进攻，摧毁了我国许多工业中心和铁路干线。战区的工人至少有百万人以上失去了工作，陷于流离颠沛和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他们之中不甘做亡国奴，强烈要求参加抗战，驱逐日寇。可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顾广大工人的要求，对失业工人的生活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拯救这些失业工人，培养工人干部，吸引工人群众参加革命队伍，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党中央派曹瑛、章萍、张健生等同志到武汉、西安等地招工。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筹委会负责人张浩领导，先后在陕西泾阳安吴堡、延安柳树甸，桥儿沟等地举办了工人学校，即安吴青训班职工大队、抗大二大队、延安工人学校，中央党校职工班等。工人学校吸引了大批的全国和海外华侨职工，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在这所学校里，造就了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和工人运动的人材。这对当时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边区的经济建设乃至建国后全国的工人运动、工业建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日战争，1937年11月，边区总工会筹委会就发起组织边区工人合作社。从1989年3月边区总工会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工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手工业工人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工场和作坊，大量吸收外来的失业工人和边区内不劳动的人(主要是吸大烟的)参加生产。在这次会上还作出了《关于农村雇工工会的决定》和《关于工人合作社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雇工工会和发展合作社事业的方针任务。

　　边区原来没有合作社，只有个别的“合伙生意”的组织。边区的合作事业，从1935年底才开始创建，当时在许多区乡都建立合作社，但基础不巩固，曾经一度处乎停滞状态。1938年春，边区政府开始提倡发展生产合作社。边区总工会成立后便进行艰苦的工作，使边区的合作社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据1938年统计，边区共有生产合作社45个，消费合作社171个，还有医药和信用合作社130多个，运输合作社也相继成立。这些合作社在边区充分显示了它们的重要作用，成了边区人民出产、交换和分配的一个中心，沟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经济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边区军民必需品的供应。据在抗战初期统计，纺织合作社组织手工业工人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农村纺妇所生产的大布，要比公营纺织厂所生产的布匹高出一倍以上。由于边区手工业和合作事业的发展，为以后发展公营和军需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善工人生活，巩固工人既得利益，也是边区工会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村的雇工都分得了土地，但耕牛、农具和粮食都十分缺乏，生活还很艰难。1936年“双十二”事变以后，我党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陕北的统战工作正在开始，地主豪绅逐渐回来，又收回土地，追还旧债，雇工处境更加困难。外地手工业工人流向边区，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也成了重要的问题。1937年7月17日，中共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明确地强调：“我们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一方面动员工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在改良技术，增加生产中，改善工人生活，其他方面要利用政治法纪保护工人既得利益”。各级工会都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边区党委的指示，想了好多办法解决工人吃的问题。如组织雇工和失业工人种早粮和瓜菜，调剂春荒;以组织人力耕耘的办法，解决春播缺乏耕牛的问题;神府地区水手失业，工会便募捐粮食给救济。蟠龙镇有四五家铁匠没办法开炉，工会多方交涉，向政府和修械所借钱，帮助他们开了工。在巩固工人既得利益方面，工会主要是根据边区政府的法令，发动工人群众，反对地主、豪绅索偿土地和旧债。仅固临县经重新要回的土地就有2300余亩。工会过去要求私方给雇工的工资、生活福利待遇过高，如有不实行便批判斗争，甚至罚款，使一些私人作坊亏损而停办，工人失业。边区总工会成立，便逐步克服这些过“左”的作法，坚持从抗战的大局出发，既希望雇主相当让步，也说服雇工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在这个时期，由于合理解决劳资纠纷，雇主办作坊积极性高了，工人生产积极性高了，作坊办好了，雇主收入多了，工人的工资也都提高了。与1935年相比较，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泥木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

　　同时，边区总工会成立以后，还重视了战时工人文化教育工作。如在工人集中的地方(城镇和工厂)成立了夜校，农村雇工比较分散，就成立识字组。由于广泛的组织学习，便逐步地改变了边区工人文化落后的面貌。据1939年3月的统计，产业工人有四分之三能识字，有些区、乡干部能写简单的报告，乡村工人识字的也比以前多了一半。此外，各地还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到1939年3月，不少乡工会都有一个俱乐部。据延安县统计，共有俱乐部37处，办得好的是印刷厂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边区战时工人文化教育是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广大工人群众克服了一切困难，为神圣的抗日事业、为中国革命和边区的建设，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和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总之，边区总工会成立的前后，坚持了“一切为了支援抗战和巩固边区政权”的方针，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不仅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赞扬，而且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高度评价。

　　大生产运动中的工会工作

　　边区的工业原来没有基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党制定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积极发展边区工业。1938年筹建了难民纺织厂，接着建立了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八路军制药厂，扩大了石油厂及印刷厂。同年2月，上海工业家沈鸿带车、铣、刨、钻等十部机器到延安，与原有的修械所等合并，筹建了工艺实习工厂。由于军事工业局局长李强和总工程师沈鸿、钱志道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军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边区机器工业开始供应各种机器，其它小规模生产的公营企业，如纺织、造纸、煤矿、硝皮、制灯、制皂、面粉等工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边区公营企业的诞生和发展，对边区工业起着倡导和示范作用，帮助和促进了边区民营工业的发展。据统计，1938年，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及矿场工会数已达10个，会员500余人。由于党和边区政府实行了正确的发展政策，奖励手工业生产，使手工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据统计：1938年边区有群众合股小规模人力开采的私营煤矿共20余处;定边、盐池两县有群众合股经营的盐矿五六处;制鞋、制袜、纺织等合作社6处，社员1000余名;铁匠坊、木匠坊、毡坊、油坊、烧木炭等小规模手工业作坊更是遍于全边区，交通运输(包括黄河水手)及城镇工人都有较快的发展。

　　这样，在边区一支以产业工人为骨干的、有广泛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成长起来，为发展边区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华的策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前途，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以数十万军队，进攻、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使边区的军事弄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被盖。

　　为此，党中央就采取了应急的措施，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并于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次大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是，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动员大会以后，边区军民掀起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高潮。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带头参加种菜、纺线和纺毛，为边区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工会工作非常活跃。运动一开始，边区总工会就成立了生产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既管上面机关单位的生产，又管下面厂矿企业的工业和农副业生产。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分为两套人马，其中一套是专门组织农副业生产的，把所有能够参加劳动的人，都组织起来挖地、种粮、种菜、打柴、纺织、缝衣、做生意，把工农商学兵“聚之于一身”。边区总工会工作人员除了组织工人群众参加大生产外，自己也种粮、种菜、烧木炭、纺毛线，做到了全部自给，减少了政府的负担。1939年3月10日边区总工会在安塞召开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发动各级工会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生产，做到当年秋收后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要求动员全体职工参加大生产运动，多开荒地，增加收成。边区总工会还把改善公营企业工人的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战时生产作为最重要的经常任务。各县、区工会主要是发动农村雇工和农民在一起，扎工、变工开荒，增加农副产品，并且整顿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搞了两次反共摩擦。并且在边区周围修建堡垒，加紧对边区的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更大的困难。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1940年2月×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中国工人》(创刊号)上发表了《发挥边区工人力量》的重要文章，提出：现在摆在边区工人前面的任务，是更加巩固自己的组织，加强自己的教育，保证完成边区的生产计划，克服经济的困难，增加抗战力量，来准备对敌人的反攻。1940年4月，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以全力来加强抗战动员工作，以巩固与保卫边区，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1月26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工会工作方向》、《组织工作方向》和《文教工作方向》等三个重要文件。其中主要是号召边区全体职工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在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拥护中央西北局给边区工会1941年的政治任务。要求各级工会领导工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保证完全实现边区政府当年经济计划;要求各厂工会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和生产技术，发起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要求农村工会要响应政府开荒60万亩的号召，动员工人开荒、改善种植法;动员工人家属与女工参加当地纺织合作事业。并且明确规定：“工会领导方面应着重于产业工会”，指出：“只依靠乡村中的工人是不把工会工作活跃起来的”要“把我们的力量依托在工厂、矿场和工人集中的地区方面来”，要求各县、区工会必须派专人加强这方面的领导。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质量，激发劳动热忱，发挥边区工人创造性，边区总工会于1941年3月颁发了《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和《奖励模范劳动者的办法》。并且成立了竞赛评判委员会，委员中有朱德、李富春、邓发、林伯渠、高自立和叶季壮等。党中央对边区总工会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边区工人群众也是极大的鼓舞。延安附近几十个工厂参加了这次生产大竞赛，而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选出274位劳动英雄，在“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奖励;朱德同志亲自给劳动英雄们颁奖。1941年4月，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由于边区厂矿企业的发展(会员总数达五万四千多人)，会上决定增设边区总工会产业部，进一步加强对边区厂矿企业群众生产工作的领导。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集结几十万军队，企图“闪击延安”。7月7日炮击关中军分区，准备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7月9日，延安举行三万民众大会，动员边区人民行动起来，为保卫边区而奋斗。会后，各工厂工会又分别组织工集会，提出了“加紧生产，准备战斗”的紧急口号。广大职工一致提议每天除10小时工作外，增加义务工一小时，星期天只休息半天。有的提出愿—个人担任三个人的工作;有的提出以十倍的效率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有的全厂职工捐出七月份全月工资，献给党中央作为保卫边区的作战基金等。

　　由于我党在各方面又作了充分准备，蒋介石亲自策划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就被迫停止了。

　　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边区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由于广大职工群众坚持不懈的努力，带动了广大农民群众，使边区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全边区耕地约860万亩，粮食产量约110万石，到1942年，全区耕地面积扩大到1，248万亩，粮食产量增加到148万石。1943年和1944年粮食产量又都分别增加到181万石，除消费外尚余22万石。

　　边区的公营工业、私营工业和合作社营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44年统计，公营工厂发展到97个，职工6，170人。民营工、商、交通运输等事业单位的职工，共有6，364人，全边区有产业职工12，583人。这时，边区能够炼铁、制造强酸、修造机械、生产军需品，玻璃和陶瓷等;边区的煤炭、石油已经达到全部自给，纸张和布匹达到了半自给或接近于半自给。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已完全克服，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边区军民的生活，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特别是边区工人阶级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搞起了边区的工业。这些工业虽然规模还很小，但它的作用确是很大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曾经说过的：“边区的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然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重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从工人运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边区工会为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下，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动员职工进行工业建设，发展生产，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整风运动中总结边区工运的基本经验

　　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春，党中央在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指示中，要求根据地工会以整风精神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问题，研究改进工会工作。根据这个指示，同年5月5日，边区总工会召开了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布置和讨论了工会干部参加整风运动的工作问题。会后边区工会的整风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由于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边区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变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被统治的阶级变为执政的统治阶级。这个划时代的变革，必然引起工人运动方针和工会的性质、任务与作用的变化。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下，工会的任务与作用是什么?早在1935年11月，刘少奇同志就指出：目前工会在陕甘宁边区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一)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二)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三)发动与引导广大工人群众来积极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

　　1937年7月17日，边区党委在“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当前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在发扬工人在过去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性与工会的组织力量，而能在政治生活中经济建设中起坚强的先锋作用，并使工会成为教育工人的学校与改善工人生活的工具——以达到工会真正成为边区人民政权之有力支柱，工人群众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公民。”在讲到发展生产与改善工人生活的关系时说：“我们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一方面动员工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在改良生产技术、增加生产中，改善工人生活。其他方面要利用政府法律保护工人既得利益。”

　　根据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要求，边区各级工会在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在组织上将原来按省和特区系统组织工会，改变为分区工会和直属县工会，把过去按行政系统建立工会改为以工人集中的地方为原则来组建工会。在工作方法和内容上也进行了改革。一切工作都以“抗日高于一切”为原则，健全工会领导机构，确立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建立与健全民主制度，经常检查各级工会的工作;积极地与外地工运组织联系，加强全国工运统战工作，共同进行抗战。特别是各级干部深入基层，面向群众，帮助群众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调动了他们参加边区各项建设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工友们有事都来找工会，有的工人说：“只要工会讲怎样就怎样，工会就是我们的家。”

　　但是，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对于如何在人民自己的政权下面开展工人运动，各级工会的干部都没有经验，都是在探索中前进。加之有些工会干部从白区和中央苏区带来一些“左”的影响，使边区工人运动也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具体表现在：工会组织摊子铺得过大;一些干部忽视了边区特殊的环境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片面的和过分的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一些私营业主负担过重，被迫停止经营，造成工人失业。在一些公营工厂(如振华总厂、光华印刷厂和延安农具厂)的个别工会干部，把新政权下的工会当作向自己工厂的行政领导进行斗争的工具，甚至发动工人怠工和罢工，致使部分工会和行政的关系紧张，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边区工会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上述错误倾向，一开始就引起了党中央和边区党委的重视。早在1939年3月中旬，边区党委就发出指示，批评边区工会工作有形式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倾向，要求边区工会认真研究解决。当时边区总工会有的干部想不通，后来还是接受了批评，进行了研究和改进。同年3月16日，在边区总工会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决定，指出：在今后工作过程中，逐步克服与纠正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缺点，并且明确地提出了目前抗战运动中，一般的中心工作是“努力生产、加紧学习”。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后，汪精卫傀儡中央袍笏登场，抗战营垒中的倒退势力，准备妥协投降的危机日益增长。在这种形势下，1939年8月15日，边区党委又发布了关于开展职工运动的决议，指出：“边区工会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去加紧进行对农村工人，城市手工业工人以及工厂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要求边区工会在这个中心任务下，去抓紧当前的每一个实际任务，去发扬边区工人阶级优良的传统，去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发动边区工人更加热烈地起来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实现最后胜利的总任务而坚持抗战到底。1940年4月，边区总工会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贯彻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在通过的“一般的决定”中指出，工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发扬民主、深入下层的原则下，巩固与扩大组织，加强阶级与民族教育，保护工人的利益，并以全力来加强抗战动员工作，以巩固和保卫边区。”还明确的提出：“组织、教育、保护工人的利益”，是工会工作中有机的三位一体，领导上应时刻注意三者的联系。针对当时工会工作的具体问题，会议还通过其它方面的五项决定。

　　由于日寇对各个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搞反共摩擦，实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1941年提出：要使边区由半自给的地位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地位，以供应抗战和民生的需要。边区总工会在1941年4月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大会总的决定”，提出了“组织领导工人积极参加各种经济建设，发扬工人的劳动热忱，加强工人的技术教育，提高生产效率，完成边区政府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计划，打破敌人想以经济物质的封锁来窒死边区军民的阴谋，这是边区目前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从此，边区工会工作开始走上了新的阶段。不过，整个边区工会工作方针任务的比较彻底的解决，还是在1942年5月边区总工会开始整风以后的事。这个过程，同样是边区工会变革的又一个新的开端。

　　边区总工会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把“领导工人努力生产”，作为工会“第一等重要的工作”，并把响应政府的一切号召，参加各种动员工作，当作是边区工运坚定不移的政治任务。但是，一部分工会干部思想不通，因为他们还坚持原来的“组织、教育、保护工人利益”三位一体的方针。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就不能贯彻执行。为了贯彻党的整风精神，办好公营工厂，1942年5月5日，边区总工会召开了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布置整风，以便发动职工群众深入检查工会工作，改进工会的领导作风。当时工厂内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即有些干部和工人对公营工厂的经济性质和劳动性质弄不清，争论不决。这个问题又恰恰是涉及到工会工作方针任务的问题。因此，会议着重就公营工厂的经济性质和公营工厂中工人的劳动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以便从根本上弄清工会工作方针任务变化的基础。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邓发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公营工厂的劳动性质和职工会任务》的重要报告。在讨论中，大家对公营工厂劳动性质进行了分析，对职工会的方针任务也进行了讨论。最后由高长久同志作了大会总结，对公营工厂职工会提出了四项任务：(1)进行职工教育，提高文化技术与政治认识，向每一工友解释公营工厂劳动的性质及意义;(2)维持劳动纪律，提高生产效率，爱护工厂;(3)团结全厂职工，保证工厂的生产计划完成;(4)与工厂共同协商，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