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概述（3）
来源：   2017-12-04 11:57:24

　　这次会议是边区各级工会开展整风运动的开始，也是部分工会干部和部分职工群众纠正错误倾向的开始。会后，即组织基层工会干部对工会方针任务进行了学习讨论;组织工人学习有关文件，帮助和教育他们认清自己劳动的目的和性质;表扬了那些以新的劳动态度来对待公营工厂的劳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埋头苦干，爱厂如家的先进工人;批评了某些错误思想，处分了个别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在这次群众自我教育的运动中，边区工会干部，特别是大量农民出身的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懂得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运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认识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公营工厂的劳动性质，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是把边区的群众组织起来，把边区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劳动大军，来扩大生产运动，来克服一切困难，来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一个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它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主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混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这个报告，全面地总结了党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也总结了根据地工会工作的经验，明确了根据地工会工作的方向，从原则上解决了在革命政权下面，公营企业中党委、行政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工人运动指导思想的重要发展，为根据地工会在整风运动中改进工会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43年3月1日到4月21日，边区政府召开了直属各公营工厂会议。这是一次贯彻边区高干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指示，开创边区工业生产新局面的会议，也是边区工会工作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和中央职委许多领导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了如何加强公营工厂的管理问题，也讨论了如何加强公营工厂内党的支部和职工会的工作。在工厂的管理方面，会议强调“我们的公营工厂是抗战的革命政府的工厂”，“是革命政权物质基础的一个组织部分。”为了供给战时的军需民用，发展边区经济，必须实行“工厂管理一元化”。即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厂内部一切，凡有关生产上的一切问题，他均有最后决定之权。“工厂内党的支部与工会工作，也必须以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为其基本的唯一的内容。一切党内的、工会内的教育与活动，只有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与劳动纪律有帮助时，才有意义，一切违反这个方针的教育与活动，都是有害的，应该停止的。”工厂管理的一元化决定了工厂内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会议决定：公营工厂党支部及职工会的基本方针与基本任务，应当是“同工厂行政取得一致合作来完成生产任务”，为“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减低成本”而努力。工厂会议以后，在邓发同志带领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干部深入工厂第一线，认真贯彻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工会工作方针，检查会员的生产情况和劳动纪律，组织职工讨论生产计划;向行政、党支部反映工人的生产情况和意见。在职工教育上克服了过去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走上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在群众生活工作中，工会发动职工组织经济互助，民主管理伙食，开展储蓄活动，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1944年5月，边区政府和边区总工会召开了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在会上全面检查了公营工厂会议以来的工作，肯定了一年来所获得的成绩，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和已有的基础，确定了三年以内为达到边区工业全面自给和捉高质量的工业建设的任务和方向。这次大会，也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会工作，肯定了工厂会议以来工会工作的成绩，同时对工厂工会在贯彻工会方针任务的方式方法上，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大会要求公营工厂的工会，应在一元化领导之下建立自己本身独立的群众工作。一方面不要在一元化之下把职工会本身独立工作取消了，不要一切用行政命令代替了职工会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职工会不要同工厂行政对立，或把责任都推到厂长一个人身上。职工会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厂长的领导，从下而上的去把一个工厂的生产搞好。这样，使得工厂工会和行政上的关系更加明确，工会和行政的步调更趋一致。但是，在工会执行这个新的方针和工厂实行领导一元化后，对工会怎样保持群众组织的特点;怎样在新形势下建立与自己的组织特点相适应的独立工作体系等等。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研究，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例如：公营工厂职工会的活动与工厂行政工作往往分不清，不是工厂行政包办一切，就是工会在事务方面代替了行政。有一些工厂，工会变成了工厂的附庸，甚至厂长把工会主任当通讯员用，挫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也无形中助长了行政上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终归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会工作整个是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工会的方针任务基本上是随着党的工作中心和边区的环境实际变化而转移的，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工会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干部不能迅速摆脱旧有的“左”的影响，认识上出现一定距离，这仅仅是抗战时期整个边区工会工作中的交流。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正常过程，并不影响边区工会所制定和执行其方针任务的基本正确性。在整风运动中总结边区工会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以后边区的工会工作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在整风运动以后，尽管由于边区精兵简政，精减了大批干部去充实基层，加强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力量，边区各级工会组织的领导工作有所削弱，而基层工会工作仍然开展得很活跃。从边区总工会第六次执委扩大会(1946年8月召开)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基层工会组织整风以后，工作都有了新的转变。各工厂广泛深入地开展赵占魁运动，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在生产战线上涌现了不少的英雄模范人物;各厂矿企业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工人生活也得到适当的改善。

　　边区工人运动的新方向——赵占魁运动

　　1942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这是一个在新政权下“教育工人、推动生产”的新劳动者运动。它是中国工运史上一个重要创举，在根据地建设中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39年—1941年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工会就开展了生产竞赛，奖励劳模，激发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在生产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那时的竞赛是突击性的，竞赛过后往往有一段时间，工人情绪低落，劳动纪律松懈，生产效率下降。特别是1942年5月以后，某些公营工厂中由于个别工会干部闹经济主义，造成工人思想混乱，影响了生产。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延安农具厂工人赵占魁和那些只图高额工资，要求优厚待遇而不安心工作、不努力生产的懒汉是完全不相同的;和那些只顾眼前私利、只顾个人需要、甚至与工厂对立，采取怠工行为、破坏生产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的确是新劳动者的典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决定树立赵占魁为边区工人的旗帜。1942年9月11日，《界放日报》发表了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同年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全边区工人开展新劳动者运动，即赵占魁运动。

　　运动初期，由于有些工厂重视不够，使运动进展缓慢。其中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工作方法问题。1942年12月中职委和边区总工会检查了这段工作，下决心把这个运动普遍、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首先，抓住赵占魁这面旗帜广泛地宣传。运动刚开始不久，有些工人说：“赵占魁有什么了不起呢?走红运罢了。”赵占魁同志是在我们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劳动英雄，是边区工人阶级翻身解放和政治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解放日报》就整版地介绍赵占魁的事迹。赵占魁在旧社会受了半辈子苦，1938年7月，他42岁的时候，才辗转到延安，进入抗大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学习。他开始认识到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懂得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工厂中，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积极苦干。报纸重点介绍了他以厂为家，艰苦奋斗和爱护工厂的财产，关心群众的利益;他任劳任怨，急公好义、认真负责、大公无私;他在工作上不怕艰苦劳累，始终站在最前面，而且又做的最好;他从不夸耀自己、不贪功，每遇论劫行赏的事，他总是让开，认为那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他把为革命多做工作，看成是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抗战与人民需要而增加生产，看作是应尽的义务。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专心一意克己奉公。他团结同志，乐于助人，把自己的钱借给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技术无私的传授给学徒。他当了劳动模范和参议员以后，在执行各种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关心群众利益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更是证实了他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总之，报纸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赵占魁一贯以新的劳动者姿态，站在建议边区的前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模范事迹，是值得大家好好学习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这样赵占魁式的人物。

　　其次，制定模范工人的标准，使工人学习有榜样，奋斗有目标。1942年12月22日，高长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对于今后各工厂应该怎样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还为每个职工参加赵占魁运动制订了奋斗的目标：(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四)爱惜工具、节省材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要求各工厂工会根据上面的模范工人标准，认真组织会员检查自己的劳动态度;希望大家以工人阶级的顽强性来深入开展这个运动。

　　第三，指出开展运动的方向和方法。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说：“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并指出“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1943年11月和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两次英雄模范大会，毛泽东同志都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组织起来”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号召，指出了英雄模范人物的三个作用(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1943年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讲了今后开展赵占魁运动应注意的问题外，同日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边区发展赵占魁运动的可能条件，与今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方向和方法。同年三四月间，边区政府召开直属公营工厂厂长联席会议，邓发同志又在会上发表了对公营工厂党与职工会今后工作的意见;会后，各厂都分别检查工作，深入开展赵占魁运动。

　　同年5月7日，邓发同志又根据运动进展的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他还亲自找中央印刷厂和农具工厂的党政和工会干部谈话，交换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意见，并具体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工作，帮助积极分子订个人计划。从此边区各工厂的赵占魁运动，日益向着更深入、更广泛，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变成了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运动，变成了克服少数工人中存在经济主义，不安心工作的政治运动，变成了一个在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前提下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前所未有的生产竞赛高潮。它不仅掀起了全边区公营工厂的生产热潮，而且私营炭窑与作坊也热烈响应;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将赵占魁运动作为新的劳动者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了。如晋冀鲁豫有甄荣典、晋绥有张秋风等劳动英雄运动。他们就象赵占魁那样，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

　　赵占魁运动在边区普遍开展起来以后，大大推进了边区自给工业的建设，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加了产量，节省了成本。同时改进了工厂企业领导作风，改变了职工们的劳动态度，许多工人对于自己的工厂有了正确认识，树立起工人阶级主人翁责任感，不安心工作的安心了，对工具、原料和一切革命财产爱惜了，对劳动纪律能自觉遵守了，对损坏工具、浪费原料不再熟视无睹了。各个工厂都涌现了一大批以新的态度对待新劳动的先进典型，不少处于落后状态的工人，也有显著的进步。各个工厂、矿场产量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1944年5月，在边区工厂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争取今后两年内达到主要工业必需品的全面自给”的奋斗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会上提出了提高公营企业赵占魁运动的水平，并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劳动英雄运动。明确地提出：过去赵占魁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新的劳动态度，培养新型工人的品质，而且已获得显著成绩。今后，为了适应边区工业的向前发展，赵运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提高一步，应该是劳动品质与劳动技术并重，德才的统一。从此，以群众性的英雄的形式出现，又把赵占魁运动引向新的阶段。在所有的工厂作坊都创造出自己的劳动英雄，作为运动的旗帜，相互学习的榜样。如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在工厂管理人员中开展袁广发运动，在技师中开展沈鸿运动，在工人中开展赵占魁运动，并且又把这三个运动结合起来，向模范单位目标努力。1944年5月18日，邓发同志在《边区工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劳动英雄要做火车头”的号召。他强调说：“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劳动英雄再提高一步，使之成为坚持运动的有力骨干。首先要注意使他们的先锋不要脱离群众，劳动英雄要做火车头，后面就一定要有一大串车厢。”

　　到1944年5月，边区已经有了一些善于管理工厂的干部和二三百个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如难民工厂劳动英雄袁广发;兵工厂劳动英雄孙云龙、范明谦;工艺实习厂劳动英雄黄海霖、王河海;中央印刷厂的女工劳动英雄李凤莲和青工劳动英雄曹国兴等。并涌现了一批学习赵占魁的模范工厂，如中央印刷厂、新华化学厂、难民纺织厂等。1944年5月召开了边区工厂代表大会。这次会上，发表了宣言，号召边区全体职工学习所有的劳动英雄，展开革命竞赛，把赵占魁运动提高一步，创造模范部门，模范工厂和培养无数的赵占魁式的英雄。

　　在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与鼓励下，赵占魁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边区的工人群众以加紧生产，英勇参战的实际行动和劳作精神，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它也成为边区和各根据地公营企业中长期开展群众生产运动的一个确定的形式，为工会领导群众生产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办法，使根据地的工会工作和企业管理跨出了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这个运动不仅在抗战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仍然有很大的影响。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边区总工会和各个解放区工会，热烈拥护党的“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伟大决策，迅速地动员边区和各个解放区全体职工紧急行动起来，“积极生产，武装自卫，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的完全胜利”。1947年3月，蒋胡匪军进犯边区以后，边区生产工作大多受阻，赵占魁运动被迫停止开展。但是，许多劳模在战争中，仍然发挥他们的“三大作用”，都能够很好地适应战争局势的发展，展开他们的工作。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准备反攻力量，1947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号召解放区工人开展新英雄主义的竞赛，为加强解放区各方面的力量而立功。边区总工会和各个解放区工会又动员全体职工群众热烈地开展增产立功运动。这个运动是在赵占魁运动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它是在新形势下新劳动者运动的新发展。比如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是这个运动的目的;它不仅要求在生产的数量、质量和成本等各方面都有提高，而且要求在企业的经营管理、领导方法、干群关系和职工思想、职工生活等方面都要求改进和提高。在思想发动方面，它采取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在提高运动的标准方面，它采取发动职工自觉地订计划;在运动开始以后，它有意识的去组织群众互相挑战，互教互学，避免采用拼体力和搞突击性的生产。在运动中，各级领导特别注意职工的身体健康。帮助职工在思想上、技术上和生产组织上求得逐步改进，以达到既不延长劳动时间又能提高生产的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增产立功运动是在赵占魁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它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历次开展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运动等，还是强调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的三大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边区工人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

　　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全面地反攻阶段。苏联红军把战场推进到苏联国境以外;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反攻也步步逼近日本的国土。侵略中国的日军处境十分困难，但仍要垂死挣扎。当日军向国民党战场进攻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从华北到华南的敌后根据地全面出击。先后对日、伪进行大小战斗两万多次，毙伤敌人二十二万余人，俘敌六万余人，收复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一千二百多万人。这就把敌人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完全孤立和割断，置敌于我战略包围之中。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1944年5月1日至24日，边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检阅边区职工战斗力量和自给工业，确定了为达到边区工业全面自给和提高质量的工业建设的任务和方向，讨论了关于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原则;关于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工厂企业化等等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问题。会后发表大会宣言，号召全体职工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工业，打倒日寇”的号召，充分发挥边区工人的力量，完成两年内工业品完全自给和改善质量的任务，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6月间，全边区各工厂开展了以改进质量，提高产量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竞赛。《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工业生产大竞赛》的社论，对这次竞赛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次由12，000职工参加的竞赛，是完成工业品自给的关键，1944年12月22日至次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共有476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大会。朱德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举世称道。对于这一奇迹，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决定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他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过去起了带头、骨头和桥梁作用，鼓励他们今后要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进步;提出了边区和整个解放区在两三年内要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任务。全边区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贯彻和实施了边区制定的各项方针，从而，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对敌进行大反攻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

　　边区总工会在积极组织工人群众，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努力增加生产，准备反攻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又利用日、伪军处境困难的有利形势，再次致力于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活动。

　　早在1938年，边区总工会就发表了“二七”十五周年纪念的宣言，呼吁“中国工人组织统一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斗”。但是，国民党拒绝这种合理的要求。2月23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知，借口“未经合法登记”，强令解散“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十多个抗日救亡团体。3月5日，在朱学范的倡议下，中国劳动协会等团体在武汉发起建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边区总工会筹备会立即电贺该会筹备会的成立，表示“期望全国工运统一，集中力量，一致御侮。”并派刘群仙、廖似光到武汉参加筹备工作。由于国民党统治当局阻挠和破坏，迫使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于同年5月2日宣布解散，抗战初期统一全国工运的尝试宣告流产。但是，边区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了促进全国工人运动统一的斗争。

　　1945年2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为独立与民主而战》的社论，提出了准备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2月10日，边区总工会做出了发起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决定，并致电各解放区职工会，邀请代表来延安，商讨与筹备联合会成立事宜。同时发动边区各工会组织，讨论同年《解放日报》“二七”社论及本决定，提出意见。

　　不久，晋察冀、晋绥、晋冀豫边区和山东总工会都先后复电，表示：我们完全拥护《解放日报》纪念“二七”社论的精神，以及边区总工会关于发起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决定。并推选代表前来延安参加筹备。

　　5月22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会在延安正式成立。会上一致推选邓发、崔田夫、朱宝庭、李颉伯、赵国强、王志远、李砥平、张修竹、康永和等九人为常务委员，邓发为主任、崔田夫为副主任，李颉伯为秘书长。

　　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敌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第二天，解放区对敌展开了全面进攻。延安各兵工厂工人们大为振奋，继续努力生产，为支援前线日夜修制武器。边区的新中国工厂等厂矿职工，为支援前线胜利反攻，开展生产突击，工作时间由每天十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并修改了奖励条件，以适合突击运动的开展，以提前完成任务，支援前方，保卫边区。

　　8月15日以后，边区大部分工人和工会干部随解放区军队向沦陷区大进军、去开辟新的解放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边区总工会的肖彩峰、章萍、张力克和郗占元同志相继调往新解放区和边区兵工厂工作。

　　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共一百零五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当然也有国内外其它各种原因)，才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胜利结束，其余的都是以我国丧权辱国而告终。中国抗战的胜利，是我国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极大地锻炼了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也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和边区的职工队伍。

　　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区工人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就是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独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1945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及时的分析了战后的国内形势。针对美蒋反动派正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反革命策略，他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这个方针基本点是“争取和，准备打”，不管是“和”还是“打”，都应当自力更生，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敢于和善于同美蒋反动派作斗争，从此，边区工人阶级和各个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这个时期边区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动员边区工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组织自卫武装力量，准备痛击国民党挑起新的内战。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1945年9月13日，邓发同志在重庆中国劳协招待会上，指出“今后我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方向，即为创建和平、进步、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

　　9月×日，邓发同志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发言，代表解放区工会宣布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八项主张。同时，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也制定了纲领，要求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工会，扩大与巩固解放区职工组织，促进全国职工运动的团结与统一，共同争取国内和平，力促民主联合政府的实现;动员解放区职工积极参加恢复和扩大解放区工业建设;提高解放区职工劳动热忱，组织劳动竞赛，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发展职工政治、技术、文化教育等。

　　1946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社论，又明确地提出现阶段解放区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用最大的努力来恢复与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以实现保卫解放区和争取全国和平与民主的伟大任务。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边区总工会热烈拥护我们党的“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伟大决策，迅速地动员边区全体职工紧急行动起来，“积极生产，武装自卫，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的完全胜利”。8月16日，边区总工会召开了第六届执委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1944年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以来边区工会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检讨了缺点;通过了边区工会今后的工作方案，要求各级工会进一步团结与动员全边区职工配合自卫战争，发展边区工业，保卫边区。为了贯彻执行以上任务，会上决定：边区总工会必须经常直接领导边区各公营工厂的工作;了解各级工会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协助生产主管机关进行动员与调整生产中各项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准备反攻力量。1947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了社沦，号召解放区工人开展新英雄主义的竞赛，为加强解放区各方面的力量而立功。边区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热烈地开展增产立功运动。

　　由于边区的大批干部和工人中的骨干力量，在“八一五”前派往各个新的解放区工作，各级工会组织面临着重新调整组织的任务。边区总工会要求各个工厂以及各业工人较集中的地方，按需要与自愿组织工会，并依照不同的行业和地区，分别组织工会小组或分会。在新的斗争形式下，边区总工会派出干部加强基层，使组织机构更加精干，任务更加具体，党、政、工的关系更加紧密。9月间，边区又召开了各工厂联席会议，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查和讨论。采取了一些适应战争环境的措施。如党政工领导机关合一办公，在人员、经济和器材上统筹调用。当国民党匪军胡宗南部向延安进攻时，各厂得到上级撤出延安的命令，在十天内就把机器，物资，全部坚壁和转移。等到敌人进占延安时，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

　　从延安城附近撤出来的职工们，一手拿工具，一手拿枪，坚持开展战时生产和武装斗争活动。如兵工们撤出延安，一部分人组成修械队，将笨重的机器改成轻机床，用人背和马驮随军活动，一有空就修抢，复装子弹、制造地雷和手榴弹;年轻力壮的职工就组成工人游击队。当时转战陕北，有正式番号的工人游击队，就有四纵队独立二支队，支队长吴生秀、政委白士俊、参谋雷思俊。下辖三个大队。第十一大队队长刘子谋、政委章信白、参谋许磨，下辖五个中队，共543人，有机枪9挺、步枪147支、手榴弹420枚。第十三大队队长李颉伯、副队长武肃、参谋长陈希文。下辖8个中队，共432人，配备有小炮8门、步枪228支、机枪4挺、手榴弹954枚。子横游击大队队长刘思俊、副队长袁广发、政指刘邦彦，郝耀亭。下辖5个中队，共279人;配备有机枪10挺、步枪200支、小炮5门、手榴弹414枚。他们的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护送物资、修理枪支、生产弹药(包括地雷、手榴弹)，供应军需给养、转移家属等。同时，也配合解放军对胡匪展开游击战。他们经常在敌人据点周围活动，扰乱和监视敌人;阻击敌人的出动;掩护老乡收割麦子，把敌人困在城中，人无菜吃，马无草料。

　　西北战场，蒋、胡匪倾剿出犯，兵力达四十三个旅，约二十三万多人，我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独立第十三大队(全是兵工)在敌人占领延安后，便撤出安塞，到五十里外的唐家河、杨桥川一带继续生产。二中队生产手榴弹，三中队修理步枪和机关枪。一中队负责警戒和偷袭敌人，或护送转运物资到安全地带。为了完成任务，他们经常和敌人打遭遇战。但他们对地理情况熟悉，每次都机动灵活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并且安全地转移。有一次，敌军一个营的兵力，距二中队和三中队生产场地仅二十里远。为了保护物资不受损失，工人游击队，配合地方兵团包围打击敌人，将敌一部分消灭，另一部分逃窜，而我工人游击队没有一人伤亡。独立第十一大队全是轻工业系统的工人。他们的一个中队(被服厂工人)，从1947年 3月到9月，袭击敌人二十多次，俘敌三十多名，缴获步枪十七支，冲锋枪一支，轻机枪三挺，子弹二千多发，毛驴六匹，面粉五百余斤，自己无一伤亡。子横游击大队曾配合正规部队打波罗镇，歼灭敌人二个营以上，使敌人不敢出横山城增援。麦子熟了，在瓦窑堡城内的敌人打了几百把镰刀，准备到城外的农村抢割麦子。但在子横游击大队多次的袭击下，把敌人打回城去，再也不敢出来了，保护了城外农民的麦子。

　　黄河水手工人及其游击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1936年，他们在红军东征、西征中，曾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次自卫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日夜摆渡部队，搬渡枪炮弹药、转送伤病员到后方，押送敌人被俘的官兵，搬运各种战时物资等。在摆渡过程中，有不少人被胡匪打死打伤，也有一些船只被打翻的，但他们毫不畏惧，勇敢的坚持搬渡岗位。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人民战争，消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共一百一十二万多人，敌人成了强弩之末。为了抓住这个有力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我军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8月12日，边区总工会派人到黄河沿岸组织黄河水手工人，把后方机关、学校和伤员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转移到河东去。从佳县大会坪至延川县延水关的七百多华里内，七百多名水手工人，不分昼夜地抢时间转运人员和物资。当最后一船正在装好待发时，敌人赶到就疯狂地打枪开炮，水手工人冒着弹雨划船，把全部人员和物资运到东岸。但水手工人张候本、王区回光荣牺牲了。为此，毛泽东同志亲自会见了桃花渡的水手工人，并且同他们照像留念。

　　工人游击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号召下，都强烈的要求参加战斗。但是，边区政府和解放军司令部很少给予任务，要求他们保护技术工人，继续开展战时生产活动，保证前线的需要。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在说服干部不要组织技术工人参加大的战斗时指出：“技术工人是我们的宝贝，你们把人拼光了，将来接收大城市，建设新中国怎么办?”

　　从1947年3月到8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边区人民的支援下，经过五个月的连续作战，歼敌两万五千多人，敌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减弱。8月20日，我军又于沙家店歼敌六千余，使西北战场也由内线防御转入向外线反攻。8月23日，我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不得不从陕北抽调主力南下应急，在陕北战场只好采取防御的态势。1948年以后，我主力兵团挥军南下，直捣关中。1948年4月西府战役打响了，陇海铁路已经为我军所控制，宝鸡已处于我军包围之中。此时，延安守敌弃城南逃。4月21日，延安宣告光复。8月，西北局决定恢复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并指定马汉三，杜延庆，荐举干部，重搭班子，筹备西北总工会，以配合西北野战部队对敌进行最后的大决战。

　　1949年5月1日，由边区总工会发起，邀请晋东南总工会，晋西北总工会，兵工部总工会，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工会代表会议，成立了西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会上选出贾拓夫等29人为委员。5月5日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贾拓夫等11人为常委，贾拓夫为主任，杜延庆为第一副主任，吴子渝为第二副主任。至此，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3年解放战争中不论在战争的准备阶段、防御和进攻阶段，边区全体职工同边区人民一道，在增加生产，参军参战，运输物资，缝衣制鞋，拥军优属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正如西北军政委会在致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贺电中所说：“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英勇奋斗，艰苦卓绝，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西北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十分伟大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总工会筹委会于六月中旬从延安迁至西安。边区大批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随军挺进西南和西北，去接收大城市，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

　　从1935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边区各级工会组织，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十年多的摸索，创造了在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的作用。为了创造这些经验，有多少工运干部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有些同志献出了生命。

　　我们今天研究总结这些经验，目的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继承发扬革命传统，更好地完成工人阶级面临的新的伟大历史任务。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对当时情况了解很少，收集资料也不全。这篇概述的历史事实，我们的分析判断，差错很难避免，恳请当年战斗在边区工运战线上的领导同志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把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史弄清楚，搞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