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先驱朱学范与上海工人运动
来源：《浦江纵横》    2017-12-04 14:17:33

　　朱学范是工人出身的民主战士，在旧社会中刚柔交错，智勇奋斗，探寻真理，追求光明;朱学范是近代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曾任上海总工会主席、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曾七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并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为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和走向国际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朱学范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积极参与创建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朱学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的部长，为创建新中国的邮电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上海邮务工运的青年领袖

　　1905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初十)，朱学范出生于上海老北门城红桥附近的一户姓朱的职员家中。父亲朱寿山，朱学范排行第七，曾取乳名为“七官”。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烈火燃到上海后，只有14岁的朱学范和同学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演讲和抵制日货运动。1921年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毕业后，在虹口南浔路圣芳济学堂补习英文，虽说只读了一年三个月，但为以后参与国际工运交流有了外语基础。

　　朱学范从小就感受到上海工人的苦难生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在心坎里埋下了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劳工的憎恨。1924年，他参加了上海邮政局招工考试，被录取成为一名邮务生。虽然捧上了邮政“铁饭碗”，但他进一步看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横行无忌欺压中国员工，他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工人谋求福利，争取权益。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朱学范积极参与和组织邮务工人的罢工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指挥这场工人运动斗争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从此，朱学范开始了从事工人运动的生涯。上海工人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三次武装起义，朱学范和其他邮务工人一起，积极投入了起义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遭到极大的摧残，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朱学范仍留在上海邮局工作。为了更好地组织邮务工会，保护工人利益，他于1928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又投入杜月笙“恒社”门下，利用帮会同各路“神仙”交往开展活动。朱学范加入杜门青帮后，自己还组织“毅社”，吸收大批职工入社。朱学范曾坦陈，“自己也是在加入青帮后，对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有了相当认识，对李立三同志的话有了实际的体会，而且在与世界各国工会交往中，深感中国工人运动中遇到的帮会问题及其复杂性，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中是罕见的。”他意识到，因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职工大众更加关心社会活动，感到抵御外侮，反抗中外资本家压迫，已有的兄弟会、姐妹会等组织的力量太小，迫切要求扩大联合，参加爱国运动和一些进步活动。

　　1932年，朱学范参与发起组织全国邮务总工会，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筹委会原定于7月15日在上海召开全国邮务总工会成立大会，因国民政府的阻挠，改为于7月25日在南京举行全国各地邮务工会联席谈话会。作为上海邮务工会的代表，他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朱学范组织上海邮务工人支援抗战，并组建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组织了上海邮工救护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当地邮工纷纷迁到关内，得到了各地邮局的安置，朱学范代表全国邮务总工会对他们进行了慰问。1933年，朱学范同易礼容(曾任中国劳动协会书记长)、赵树声在上海工人、店员中开始组织一个抗日救国的团体“勇进队”。朱学范自己担任“勇进队”队长，同时创建了《勇进》半月刊杂志。“勇进队”的主要活动，除了平时进行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参加、支持了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

　　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并创办《大公通讯社》，专门采访罢工消息、工会活动，发布关于工人运动的通讯稿。

　　1936年元旦，朱学范在《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劳工运动之前途》，认为“我们劳动阶级，在国家无事之秋，是站在民族工业的前线，以与资本主义者奋斗，而为发展国民经济之前锋;一到了国家非常时间，我们又站在民族的前线，以与帝国主义者奋斗，而为复兴民族之大众集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朱学范在从法国马赛启程返国途中的邮轮上听到了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心情非常激动。当时，轮船的餐厅里，原来安排朱学范同日本乘客同桌，朱就向餐厅主管提出，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敌国，我不愿同敌国的人坐在一起吃饭。于是，主管就安排朱学范在另一个桌子用餐。8月7日，到达上海后，朱学范就通过杜月笙等人，开始组建工人抗日武装“别动队”，他亲自担任了“别动队”第三队队长，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上海失守后，朱学范离开上海到达香港。

　　1938年2月7日，朱学范从香港前往武汉，组织工人进行抗日斗争。他先后会见了周恩来、徐特立等中共代表，赞成中共代表提出的共同筹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主张。

　　1938年6月，丹麦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回国途经日内瓦，应中国客人的请求，向国际社会放映了揭露日军南京暴行的电影。当时正在日内瓦出席世界劳工大会的中国劳工代表团团长朱学范聆了听伯恩哈尔·辛德贝格的介绍，获悉闻所未闻的消息，朱把他介绍给来宾们时，特意介绍他不顾个人安危，从可怕的屠杀中挽救数千中国人的生命，并在他来华的护照上写道：“辛博先生中国之友”。

　　国际劳工大会的中国代表

　　朱学范自从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参与发起组织全国邮务总工会工作后，在全国工运中崭露头角。1936年6月，朱学范参加了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随后应邀在莫斯科进行了访问参观，苏联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和劳动热情，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1937年4月，国际劳工组织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纺织工业会议(暨第二十二届国际劳工大会)。6月，在日内瓦召开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由于朱学范受到国际上好评，国民政府认为他人地两熟，还可不再派翻译，省掉一笔外汇，故再次派朱学范出席这两个会议。为出席纺织工业会议，朱在会前对中国的纺织工人的处境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大会的发言中，着重指出了阻碍中国纺织工人改善劳动条件的原因，使国际劳工界初步了解到中国纺织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微薄的工资收入的情况。朱学范连续出席1936年和1937年的大会，得到了世界各国劳工代表的支持，在第二十三届大会上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第一个被选举进理事会的中国劳方代表。

　　1938年6月2日，朱学范作为中国劳方代表出席了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新建国际联盟大厦会议厅的开幕会议，在会上当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1944年4月20日，在美国费城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朱学范得27票(共28票)当选为正式理事。

　　1945年9月至10月间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发了言。在这次会议上，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理事会理事，刘宁一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理事。

　　1946年10月，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决定于11月1日召开“国民大会”。由于朱学范是国内劳工界选出的“国大”代表，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他参加“国民大会”。朱学范毅然决定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不久，朱学范发表《上海声明》，并离开上海来到香港，为维护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朱学范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