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工人在抗战相持阶段,坚持隐蔽分散斗争　　
来源：天津图书馆   2017-12-04 14:22:10

　　1938年1O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深感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不足，背后占领区遭受八路军严重威胁，便被迫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进攻，把主力转向后方战场，回师华北，以求巩固占领区，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诱降为主的方针，对后方抗日民主根据地施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动摇和反共活动，同时加剧。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蒋介石则以对外转向对内的战略，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到1943年，蒋介石配合日伪军的扫荡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亦称三次磨擦)。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遇到严重困难，处于沦陷区的天津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

　　1938年8月以后，中共河北省委撤出天津，中共天津市委撤销。新成立的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负责三个敌占城市和北宁、平绥两铁路沿线党的工作。天津市内成立“城委”，在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坚持秘密工作。“城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党的外围组织，扩大党的影响，输送革命青年、工人、知识分子，提供各种必要物资，支援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就地发动爱国抗日力量，打入工厂、企业、学校、团体，在群众当中开展隐蔽的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

　　天津“城委”在194O年建立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先锋队” (简称“青抗先”)，在此基础上，1941年发展党员建起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市内党支部。1942年8月，市内的部分革命青年与中共冀中区八地委取得联系，7月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起党的外围组织“天津青年抗日救国会” (简称“青救会”)，1943年8月，根据中共冀中区十地委的决定改名为“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天津抗联”)。1944年，“天津抗联”建立了党组织。到抗战胜利时，“天津抗联”会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党员有五六十人。1944年，中共冀东区委派干部进入市内与爱国青年联系成立“天津民族革命联盟” (简称“民联”)。这些革命组织虽然不是专作工人工作的，但都以联系工人群众为工作重点，派出自己的成员分赴工厂、学校、机关以至伪军、伪警中开辟工作，联系群众，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当时，公大七厂、双喜纱厂、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晖东制鞋厂、兴满胶皮厂、恒源纱厂、高源铁工厂、天津银行、天津铁路东站等单位，都有这些组织，特别是“天津抗联”的成员到那里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并形成一定的力量，影响很大。

　　总的看来，中共平津唐点线工委、天津城委和中共冀中区委、地委这一段时期在天津市内的工作方向和方针是正确的，虽然工作开展是点点滴滴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但党的影响扩大了。党的秘密工作十分艰难，特别是日本侵略军对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锁，“利用租界”开展抗日活动受到严重威胁。　　1939年6月14日，日本侵略军把英法租界通往日租界及中国管界的七个路口全部封锁。直接原因是租界内抗日活动甚为活跃，尤其是天津联合准备银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汉奸程锡庚被刺身死，日军要求引渡凶手未成。英法租界被封锁后，因受阻而不能上班的工厂工人、店员，职员、码头工人等达十万人。伪天津市公署也承认“工人受害非浅”，说“津市租界问题因英方缺乏诚意，致酿成施行严密检查，隔绝交通”，“工人不能通过到厂工作，势必停歇。厂方既蒙受重大损失，而工人又均失业，生活困难”。7月24日，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终于通过谈判达成《有田、莱克琪协定》。英方承认日本在华有镇压抗日活动之特殊需要，保证在治安与经济方面同日本方面合作，并引渡了被捕之抗日志士。从此，日本侵略军多次进入租界，搜捕抗日爱国人士，许多中共党员及工作人员遭逮捕、杀害，利用租界坚持抗日救国斗争更加困难。

　　随后，日伪当局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在实行“良民证”、“临时旅行证”、“严禁收听短波广播”的基础上，接连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3O日到4月5日，主要进行户口检查，搜捕抗日分子，强化保甲制度。第二次从7月7日到9月6日，历时两个月，“对市民发放居住证，进行大检查”，“对窝棚住民及乞丐发临时户籍证明书”，成立“剿共工作班”、“反共视察班”、“警探网”等，强行“自肃运动”，以镇压抗日活动。第三次从11月1日到12月25日，主要加紧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和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成立“经济调查班”，清查“津市现存各种重要物资细目”，设岗加卡“控制物资外流”，以保证“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需要。第四次从1942年3月3O日到6月15日，历时两个半月，以“东亚解放”为目标，厉行“剿共自卫”，建立。“大天津市公署《通告》。东亚共荣圈”。在此期间，天津文化汉奸、记者出动，大量开展反共、奴化宣传报道。伪警察局成立“保甲自卫团”，监视市民行动。第五次从1O月8日到1O月底，要求“肃正思想”、“剿灭共匪”、建设华北”、“安定民生”、“完成大东亚圣战”。

　　但是，这一次又一次以“反共”、“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的“治安强化运动”，并不能达到其“掌握民心”、 “保证兵站基地”的目的，也挽救不了其走向失败的命运。

　　天津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生活在最底层的天津各业工人和劳动群众更是不甘心。广大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十多个小时，所得收入不能养家糊口，下工之后还不得不去当小工，扛河坝(即当装卸工)，拉胶皮(人力车)。生活没保证，生命也没保障，工厂象一座集中营、活地狱。据老工人们回忆，日资经营的工厂残酷统治工人的毒辣手段不下十几种。例如，日本工头随便打骂工人，时常有人被打聋、打伤、打残废;侮辱人格，罚工人下跪，甚至还往身上撒尿;强令工人长时间双手举重物，以至晕倒不醒人事;强迫工人“勤劳奉仕”，加班加点、打连勤、连轴转;克扣工资、口粮，施行饥饿政策;扣上思想不良、嫌疑分子等罪名送红帽衙门(日本宪兵队)或白帽衙门(日本警察署)惩治，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转为“劳工”去服苦役，惨死他乡;豢养汉奸、特务、工贼监视和控制工人私立刑堂，用“吊打”、“狗咬”、“过电”、“暴晒”、“冰冻”、“灌凉水、辣椒水”等手法镇压工人;发展一贯道、圣贤会等反动会道门，搞迷信，实行精神麻醉。

　　天津广大工人是有民族骨气的，并且具有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他们奋起反抗，不畏强暴，展开各种分散、隐蔽的斗争，巧妙地对付日伪当局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斗争。在最艰苦的岁月，天津工人的斗争一时也没有停止。抗战初期，“天津工人抗日救国团”发布《告工人书》，号召工人“不能无边的忍耐，斗争和战斗才是对付敌人的唯一办法”，这深深埋在工人们心底，时时激动着工人们的爱国斗争热情。天津广大工人从日伪法西斯统治的现实中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为了生存、为了民族，必须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打跑敌人，不受亡国气。出于民族义愤，为了生存下来，天津各行各业工人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各种形式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纵火焚烧工厂、仓库、物资、轮船，烧得敌人胆战心惊

　　公大六厂在1938年底发生一场大火，一号仓库储存的几千包原棉全都化为灰烬，数千平米的仓库烧成一片瓦砾，火势借助大风，烧断高压电线，造成全厂停工。事后虽有郭长年等四位地下工作人员涉嫌被捕，但是这个厂仍不断发生火灾。1940年4月17日的一次大火，烧毁原棉两千包，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

　　塘沽码头工人对来来往往载运物资的日本轮船进行秘密的破坏，先后有玄武丸、阳明丸、营口丸等一些日轮及轮上各种物资被火焚毁。194O年6月，生产军需品的特三区九纬路日本被服厂发生一场大火，熊熊大火足足烧了近两个小时。1943年11月，大华皮毛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纵火烧毁厂房五间和机器设备，工人常德会在这次斗争中遭逮捕。1944年以后，这种破坏斗争在易燃易爆的工厂又活跃起来。公大七厂原棉仓库经常出现火情，1943年、1944年发生大小火灾不下几十次，敌人急得发了疯，但仍然找不到“放火人"。后来敌人把原棉的存放办法改为先露天堆放一段时间然后再入库保管，可是露天堆放的原棉垛照样“起火”。敌人乱抓“嫌疑犯”，实行“毒打”，“假枪毙”，仍然找不到“放火人”。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7月，厂里又发生一场大火，一夜之间，把线毛车间烧成一堆瓦砾，逼得一个值班的日本工头投火自尽。一起又一起、一处又一处的烈火，烧掉敌人的工厂、物资、原料，烧得敌人胆战心惊，搅得敌人后方日夜不安宁，天津工人对敌人的民族仇恨借此有所发泄。

　　2、巧施妙计破坏敌人军工生产

　　中共冀中区委城工部发出指示：“凡是生产军用物资的地方和交通运输的要道，我们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每个有良心的中国工人对直接用于侵略中国的敌人的军工生产，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破坏。天津工人充分利用自己掌握技术这个有利条件，巧斗敌人，破坏军工生产。天津升恒机械厂是日本侵略军的一个军械修造所，那里的工人用巧妙的手段进行暗中破坏。有两个老工人先秘密作试验，成功地把步枪“撞针”的沾火工艺，由镪水沾火改用人尿沾火，撞针的硬度虽可达到合格标准，但是使用几次之后就“变形”，“枪打闷口”。这个办法很快传开，工人们干活时，装得很卖力气，好似在开展比赛。日本工头见此情景非常高兴，还夸奖工人“大大的好!” “金票的大大给!”工人们巧妙地蒙骗了日本工头，做到破坏军械生产“不露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生产自行车的昌和铁工厂，一部分车间改产步枪、刺刀、迫击炮弹等军工产品，这个厂的工人也采用稳蔽办法进行破坏，一个时期生产的炮弹，次品废品占一半以上。1943年，泰兴纺纱厂工人对抗敌人“多生产军毯支援大东亚圣战”的命令，暗中用拆掉抽水机传送带、捣毁发电机等办法，使全厂经常因无水无电而不得不停产。天津公大七厂接受一批试制军用药布的任务，工人们想尽办法把设备搞出毛病，经常造成卡梭、断线。后来，日本工头亲自到车间，两眼盯住工人干活，师傅们就暗暗踩住坠砣，使布面绷得紧紧的，不多一会儿，“咣哨”一声，线又绷断。日本工头转移到别的机台上“试验”，照样不行，结果改产军用药布没有成功。

　　天津铁道工厂工人秘密采取“延误修车时间，降低修车质量”的办法，破坏修理铁甲车的工作。这个厂每进一辆待修的铁甲车，工人们便大拆大卸，本来只需要“中修”的，非变成“大修”不可。这样，既可拖长修车时间，又可借词多领新的零件、部件。修理时不用领来的新零件，专用旧零件应付，如利用报废油箱、坏油压机、滚张圈。经一拖再拖而修好的铁甲车，表面看上去很好，实际用过几天、跑上几趟便不能再用，必得返修。一辆铁甲车这样往返修上几次，就得报废。军管天津发电厂工人经常巧妙地损坏一些重要的设备和备件，破坏发电生产，给工厂企业的生产带来威胁。内外化学厂生产制造炸药用的甘油，这个厂的工人以破坏截门为手段，故意使甘油大量流失。有一次因“截门坏了”，一下子顺着地沟白白流走十吨多甘油。生产军用胶鞋的兴满胶鞋厂、生产军用食品的二菱酱油厂等一些中小型工厂，工人们也巧妙地开展破坏生产的斗争。在为日本侵略者加工军需用品的中国工厂，工人们也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如仁立毛织厂为日军一八二0部队加工军毯，因工人一再破坏，一直不能“按期交货”，拖到日本投降也未完成任务。三条石大街有些为日军加工军需品的小工厂那里的工人们同样采取巧妙的行动，进行了有效的破坏。

　　3、反抗压迫、反抗暴力的斗争

　　日本侵略者拿中国工人当奴隶，随便打骂欺侮。有良心的中国工人都恨透日本鬼子，被迫豁出生命同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194O年4月，新港有个叫山崎的日本工头，迫害中国工人最厉害。三十多名修筑防波堤的工人一怒之下，把山崎国住劈头盖脸一阵痛打，然后拉他去见大领班告状，说“不把山崎调走工人都不干了”。凶恶的山崎得到惩罚，工人斗争获得胜利。1944年北支自动车株式会社有个日本工头林山富，外号“林斜眼”。经常打骂工人，作恶多端，工人恨之入骨。有两个工人挨他的打最多，决心教训教训他。一天晚上碰巧这个家伙喝得醉醺醺的，便上去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捆上手脚，抡起大棒子狠揍，打得“林斜眼”昏死过去，并给他嘴里填满马粪。从此厂里再也没见这个坏蛋，别的日本工头也不敢再逞凶了。

　　1943年5月，塘沽三十多名码头工人同横行霸道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一场流血斗争。斗争中有一工人被砍死，一工人被砍三刀受了重伤，后被踢下水。码头工人英勇不屈，决心再战。没过几天，那个打人的本鬼子被打死在偏僻荒地里。日本工头看见中国工人心齐、英勇，都吓得再不敢明目张胆地欺压中国工人。

　　一位姓毛的新港工人在东大沽突然被抓上日轮“安东丸”当苦力，他与同轮上的华工渐渐认识，经过秘密串联，大家决心团结起来，准备举行暴动，杀掉轮上日本鬼子后逃跑。1944年2月的一天夜晚，船行在海上，以毛姓工人为首，全船华工一齐动手，把日本鬼子全部捆绑投入大海。大家事先商定，日如果遇上敌人海上巡逻艇，宁愿投海也不被捕受辱。经过一夜的漂流，“安东丸”到了山东半岛蓬莱解放区附近，他们把满船物资交给当地人民政府，然后大部分人员自愿参加了八路军。反暴力、反追害斗争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横行霸道在六号门、发电厂、大丰桥畔都发生过类似的斗争。日本侵略者确实也因这种斗争而受到教训，张牙舞爪、横行霸道的气焰有所收敛。例如昌和铁工厂一个老工人暗地在枪膛里放了“东西”，日本鬼子一试枪，枪膛爆炸，鬼子被炸得头破血流。他们明知是工人干的，但也不敢追查，生怕受到更厉害的报复。

　　4、反饥饿斗争

　　1942年前后，天津市粮食供应日益紧张，《庸报》也公开承认“米象珍珠般稀少，柴象肉桂般昂贵”。1942年生活费用指数上升为1936年的六点六倍多。生命如何延续，已是沦陷区天津工人面临的最严重问题。1942年7月，被日军接管实行“军管理”的和记蛋厂里，有的工人偷点东西充饥，被发现后，一律吊在院内三棵老槐树上毒打“示众”;最厉害的被关进冷库，受零下几十度的”冻刑”。有一个加油工腹中无食，干活时从高处摔下，当场死亡。工人马老头祖孙两人因饥饿太甚抓了一把干蛋粉吃，日本工头发现后，用“背口袋”的方式把马老头活活摔死，用凉水灌得马老头的孙子胃裂而死。随着敌人的残酷镇压，工人奋起展开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1942年2月2日，天津纱厂布场“津字班”工人举行反饥饿罢工，并甩“梭子”、 “纱管”同日本工头“战斗”，为首的工人被捕送往日本宪兵队。工人坚持斗争不屈服。表示“厂里发的杂合面我们吃了拉稀，无力气干活”，“不配给优质的玉米面绝不上班”。斗争结果，工人得到优质玉米面二十二斤，被捕工人也获得释放。1944年5月26日，这个厂的粗纱工人用“集体歇班”形式举行又一次反饥饿罢工斗争，严正抗议克扣工人的配给粮食。罢工斗争坚持数日，造成粗纱停产并影响其它工段。日本资本家持枪率领厂警到工房挨家搜查，强迫工人上班。工人躲起来不露面，坚持”不发齐优质玉米面、不增加工资，绝不上班”。日本资本家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粗纱工人的要求，对二十六名粗纱工人每人发给玉米面二十斤，补发一日工资。工人斗争胜利后复工。

　　1942年6月，二菱酱油工厂生产军用酱油任务本来很重，但日本资本家却蛮横地强迫工人吃土玉米面和酱油残渣豆饼做成的窝头，工人奋起斗争。把根本无法吃的窝头领来全部摔在地上，举行反饥饿的“罢哑吧工”斗争。大家静坐，不吃钣，不做工，不说话，表示抗议。日本资本家被迫出来作揖求和，答应立即改善伙食。盐业工人劳动强度大多生活很艰苦，物价又不断上涨，实在忍受不了资本家的压榨多。常常奋起斗争。比较大的一次是1944年4月汉沽盐滩工人的罢工斗争。汉沽盐滩工人的这次反饥饿、反盘剥斗争特意选择在春晒旺季大好生产时机。全体盐工西从八卦滩，东到海辛庄，一百多里长的盐滩，全部“扣筐”罢工，斗争持续二十天。最后因日本资本家和滩灶户“着急要盐”，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每人工资增加两石米。大沽坨地的坨工、驳运工，新河滩的马力机工等，先后举行联合罢工，抗议敌人克扣配给食粮，也取得一定胜利。

　　越演越烈的工人反饥饿斗争，逐渐由以工厂为单位发展成若干广联合的行业斗争。194O年2月，侯家后金店胡同商益印刷局工人成立工人生活团，发起要求本行业各印刷局资本家给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行业性反饥饿斗争。另一次大规模的行业性反饥饿斗争发生在1941年5月，全市四十多家地毯工厂一千五百多各工人参加，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大罢工。

　　天津地毯工人常年受中外资本家的层层盘剥，生活极为困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后，其施行的种种经济“统制”，资本家又全部转嫁到工人头上。地毯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一1日三餐窝(头)稀(粥)成(菜)，每天工资几毛钱，吃睡都在机架前，昼夜干活不停闲，生老病死没人管，一到年节净裁人”，这就是地毯工人的生活写照。日本帝国主义对英法租界的封锁，特大水灾的发生和瘟疫的流行，物资奇缺，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以及中外资本家借口随便解雇工人等，使得地毯工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在难忍难熬的死亡线上挣扎。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地毯工人，不甘心当牛马做奴隶，决心奋起，为争生存，为求活命，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展开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罢工斗争。1941年5月，几个有觉悟的工人自动联合起来，秘密列兄弟厂串联，酝酿请愿和罢工的行动计划。通过串联，赞同斗争的单位和群众越来越多，意见也比较集中，几位发起人决定立即准备行动。5月1O日开始，美古绅洋行地毯五厂工人张和、辅有地毯厂工人安忠信、李振元等分头到有关兄弟厂商量斗争的步骤和具体目标，集中起来形成四条：(1)增加工资，每平方公尺六角，(2)改善伙食，每日午餐增加一个炒菜多(3)设立工人宿舍，维护工人健康和卫生;(4)不准随便解雇工人，若要解雇必须发三个月工资。各厂工人按这四条分头找资本家交涉，以观动向，同时起草“呈文”。5月12目，由已有联系的十几个厂各推选两名代表共三十多人，到新民会工人分会海河办事处请愿，采用“合法”手段要求解决工人困难。新民会海河办事处表面上“同情”工人的要求，而背后却把“呈文”转给资本家的天津地毯同业公会“处理”。三天后，资本家聚集于同业公会会长开设的下瓦房大丰地毯厂，开会讨论对策。他们议定，地毯业“因受欧战影响，生意恶劣，工人要求难以接受”。工人们得知要求被拒绝后，便由原三十多名代表中推选出刘振槐、张和、吴学周、李振和、安忠信、孙景余等六人负责，再次携带“呈文”直接去天津新民总会请愿，要求协助。新民总会以治安强化运动期间不得随便闹事请愿为借口，不予受理，让代表仍回海河办事处去解决。至此，工人代表意识到，用合法手段请愿已无望解决;为了求生存，只有团结起来;大胆斗争。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秘密通知各厂工人按规定时间，统一行动举行联合罢工，不获胜利，决不复工。5月17日下午联合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首先是六名代表的所在工厂，接着有义同、新新、和记、聚康等工厂三四百工人宣布罢工。到5月2o日，又有恒立成、玉兴成、协立、泰隆等一批工厂工人参加罢工，据新民总会统计，参加罢工的有四十多个地毯工厂、职工一千五百多人，当时，报纸曾声称有全市各地毯工厂四千多工人参加罢工。罢工的方式，有的工人离厂，有的工人上班不干活，有的到处串联诉说工人的痛苦生活，使没参加罢工的工人也实际处于怠工、停工状态，因此，全市地毯厂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地毯工人的联合罢工斗争持续了四天，震动了天津海河两岸，鼓舞了天津人民的反目斗争。日伪当局万万没有料到地毯工人竟敢在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公开举行行业性的联合大罢工，他们既感到、“突然”，更“十分震惊”。伪警察局惊呼：此次罢工时间同在五月十七日下年其非有统率指示者，焉有如此共同行动”。

　　新民总会害怕深究他们的责任，急忙出面“调解”，对工人和资本家双方进行恐吓、威胁，命令双方妥协，以尽快平息这次罢工风潮。新民总会一面命令资本家让步，许给工人增加一些工资，“劝解”工人复工;一面又暗中请出日本宪兵队干涉，强迫地毯厂限期复工，声称如不复工定要“严加惩办”。因此不少工厂工人被迫于5月21日复工，但也有些工厂工人因未达到预期斗争目标，名为进厂复工，实则在厂里“观望”动静，并未真正开工。

　　新民总会把联合罢工“尽快平息”之后，立即要求伪天津市政府查办这次罢工的煽动者，并提出嫌疑分子名单。警察局受命派出大批特务人员“广布探网，追查搜捕嫌疑分子” 在全市范围展开活动，各分局派出所干警也到罢工各厂进行调查，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要查问或拘捕;并在有的工厂附近实行戒严。顿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海河两岸。由于罢工领导人获悉追捕他们的消息较早，未等敌伪当局下手，即已离津他去。警察局上上下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抓到主要的工人代表，便逮捕了与罢工有关的十余人。日本宪兵和新民会海河办事处主任中村(日本人)等都亲自上阵，但是终于因为日伪当局认为的“主要罢工煽动者”共党嫌疑分子张和、安忠信等人，早已逃匿无踪，无法拿获归案”，不得不以“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各厂罢工工人因厂方部分的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同时又因无人继续领导罢工，便先后进厂复工生产。

　　这次天津地毯工人的联合罢工，就其时机、规模及组织来说，在华北沦陷区的大城市中是罕见的;虽然未能取得完全胜利，但在天津工人中和天津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日伪统治十分严厉之际，组织如此公开的同盟罢工，应该说是不够策略的，幸好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5、消极怠工

　　天津工人反抗日本侵略者压榨和奴役，普遍采用的斗争手段是消极怠工。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度日、从事集中营式劳动的天津各行各业工人，大都以磨洋工、浪费原材料、损坏工具设备、生产废品、制造事故等方式进行斗争。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消极怠工的对敌斗争，而且常出现“无头案”。特别是在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或有地下党组织的纺织业、化工业、机器业、轻工业的许多工厂中，进步工人以秘密结拜“干姐妹”、 “盟兄弟”，组织“读书会”、“话剧社”“京剧团”、“武术队”、“球队”等形式团结群众，开展消极怠工斗争。工人们时而商定“当天交多少产量”，大家就都交“一样”的，而且少得可怜，日本工头查不出“领头人”多时而大家“泡茅房”、机器开慢转、拨、“亨司表”、油孔里放砂子，故意制造麻烦耽误生产。喷漆工人则不声不响地把油漆整桶整桶地倒进地沟。工人群众摸透日本监工巡查车间的规律，便派人放哨，“鬼子来了干一点，鬼子走了散半天”。有一个拥有七百台布机的纺织厂，每天仅仅产布二百匹。码头装卸工人故意不按规章操作，乱砸乱碰，损坏敌人物资，他们把七吨大锤吊起砸断了轮船上的大梁，以致装卸被迫停止，工人们乐得撤下来看热闹。铁路上的司机司炉工人更有办法，他们常常在运行中特意把机车炉门打开不关，多加煤，火烧得很旺，可就是“不上汽”，结果煤耗加大，行车速度减低。

　　1941年6、7月间，有一百二十多名失业地毯工人被新民会以“救济”为名骗裂小孙庄日军仓库当苦力，天天装卸物资，早晨天亮开始干活，直到晚上天黑为止，不准回家，伙食只给混合面窝头加咸菜。于是大伙不约而同地干活磨洋工，日本监工来了就装着卖力气干，他一走大伙就休息。有一次扛黄豆装火车，大伙故意摔麻包，把黄豆撒满地。还有一次进仓库码垛时，工人看满仓库的洋酒、罐头、饼干，便商量好派出岗哨，观察日本监工的动静，其余人便撬开木箱分吃牛肉罐头。后又发现有糖水梨罐头，大伙用钉子打眼，专喝里边的糖水。大家吃喝个够，然后又把木箱、罐头盒原封放好，不留痕迹。遍及各行业的种种消极怠工，广泛而有效地破坏了生产，舸击了敌人。

　　6、支援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天津工人把共产党瓴导的抗日根据地看做是自己斗争胜利的依托和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希望。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对天津市的抗日斗争从多方面关怀和支持，天津人民也尽量想办法，找机会支援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冲破天津日伪当局的禁运和封锁，天津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天津工人曾先后帮助与配合根据地派遣人员开辟“大红桥码头”使之成为秘密运输物资的水上启运点。估衣街的中西大药房把许多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材源源不断转到根据地。河北大胡同的益兴顺文具工厂为根据地提供油墨、纸张、文具、印刷等各种物资。振兴席庄、天利贸易行是根据地采购人员的秘密联络点，有二十多名盐业工人奔赴根据地帮助那里开展盐业生产;三条石有许多工人经常与来往的家乡人联系，帮助他们购买并运回必要的生产设备，并且有几十人回家成了那里的武工队员;塘沽新河材料厂工人多次向渤海区游击小队提供成吨的铁管、钢丝盘条等五金器材。1942年到1945年，新港工人从仓库中“拿”出约二百多吨钢材支援渤海游击队从海上运走。

　　在抗战八年间，天津工人与抗日根据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向往抗日根据地，只要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东亚共荣圈”。在此期间，天津文化汉奸、记者出动，大量开展反共、奴化宣传报道。伪警察局成立“保甲自卫团”，监视市民行动。第五次从1O月8日到1O月底，要求“肃正思想”、“剿灭共匪”、建设华北”、“安定民生”、“完成大东亚圣战”。但是，这一次又一次以“反共”、“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的“治安强化运动”，并不能达到其“掌握民心”、 “保证兵站基地”的目的，也挽救不了其走向失败的命运。

　　天津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生活在最底层的天津各业工人和劳动群众更是不甘心。广大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十多个小时，所得收入不能养家糊口，下工之后还不得不去当小工，扛河坝(即当装卸工)，拉胶皮(人力车)。生活没保证，生命也没保障，工厂象一座集中营、活地狱。据老工人们回忆，日资经营的工厂残酷统治工人的毒辣手段不下十几种。例如，日本工头随便打骂工人，时常有人被打聋、打伤、打残废;侮辱人格，罚工人下跪，甚至还往身上撒尿;强令工人长时间双手举重物，以至晕倒不醒人事;强迫工人“勤劳奉仕”，加班加点、打连勤、连轴转;克扣工资、口粮，施行饥饿政策;扣上思想不良、嫌疑分子等罪名送红帽衙门(日本宪兵队)或白帽衙门(日本警察署)惩治，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转为“劳工”去服苦役，惨死他乡;豢养汉奸、特务、工贼监视和控制工人私立刑堂，用“吊打”、“狗咬”、“过电”、“暴晒”、“冰冻”、“灌凉水、辣椒水”等手法镇压工人;发展一贯道、圣贤会等反动会道门，搞迷信，实行精神麻醉。

　　天津广大工人是有民族骨气的，并且具有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他们奋起反抗，不畏强暴，展开各种分散、隐蔽的斗争，巧妙地对付日伪当局野蛮的法西斯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