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为了保证军事运输,扩大侵略,十分重视铁路沿线的统治。大站驻军,沿线搞“爱路村”,不时派去售货车,装载各种货物,到各站去卖,收买人心。足见铁路工会工作的重要,既配合抗日武装斗争,又保证党的通讯交通。我把各站的工会联系以后,满总认为已有条件建立呼海铁路工会。
在巡视呼海铁路时还和海伦县党的组织发生了关系。北杨为了我在海伦好存身.给我介绍了雷严同志(也叫李耀),他是满族人,原在齐齐哈尔省立中学读书,“九·一八”后失学,参加了抗日活动,入了党,后来牺牲了。雷严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孙余九,他正在一个山林队为抗日游击队的工作进行改组。孙的爱人和孩子住在雷严同志的家里。
十五、海克铁路土木工人斗争
1933年12月初,有大批修海克铁路(海伦至克山)路基的土木工人,来到哈尔滨向日本资本家“大仓组”要工资,住在道外五至七道街客栈。我正从呼海铁路巡视回来,老曹同志分配我领导这场斗争,王景侠同志也参加了。
日寇占领东北之后,抓紧修建铁路。因为这是它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而海克铁路则是它首先建筑的铁路之一。铁路的土建路基包给了日本资本家“大仓组”,工人叫它“大柜”。日本资本家又包给许多中国把头,工人叫“二柜”。这些把头在春天到关内唐山一带,招骗上千工人、农民(大部分是农民)来这里修路,讲明工资每天一元,包管路费、劳动用具。农民算计一下,干上一年,还能剩些钱回来,于是报了名。这些把头在日寇的保护下,把工人装进闷罐车,拉到海伦至北安一线,强迫劳动,并有日军监视。锹,镐、箩筐都在工人工资内扣除,背弃原来讲明的条件,干了半年多,只发过几次两三元的零用钱,不发工资。工人还不断受日军的打骂,中途有跑的。上冻收工,“二柜"说“大柜”不给工资,骗工人来哈尔滨找“大仓组”(“大仓组”在道外八道街有办事处)。我和王景侠到客栈见到工人,问清情况,告诉他们如何斗争。这些农民工人,不同于鹤岗煤矿工人,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对我还有怀疑,把我当做经纪一类的人,说什么“你给我们要下工资,给你分一份”。经过再三讲解,他们懂得了工会的道理。我还说,要工资应工人团结起来自己要,不能靠别人。我们组织了代表会,让他们找“大仓组”要工资。工人们包围“大仓组”两次。柜上说大仓到大连去了,他不在没有人主事。斗争时老曹和我都到了“大仓组”附近。随后我们知道“大仓组”和把头们串通起来,二柜把头们得到了钱,而日本资本家跑了。我们发动几十个工人到日本领事馆,要领事馆把大仓叫回来,给工人发工资。
对于这件事,我还通过《滨江时报》一个记者,党员写了一个稿子,把“大仓组”不给工人发工资情况登在《滨江时报》上。社会上的人都气愤这件事。
我在领导这场斗争时被捕了,以后的结果不知道。王景侠同志后来告诉我。“工人得了很少的钱,以无可奈何的心情都回家了。”这是日寇残酷剥削、欺压工人的罪行之一。
十六、同皮鞋工人一起被捕
1934年1月份,我领导海克铁路土木工人斗争,戴平万同志领导皮鞋工会,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组织皮鞋工人到抗日游击队去;二是在皮鞋工人中进行“募捐一架飞机给红军”的活动。这些工人住在道外升平街路南一个三楼层上,睡在楼板上,一层楼是客栈。这个楼对面是道外警察署派出所。
皮鞋工人中有一个人,想当便衣特务,已和道外警察署联系了,要他立个功就用他。他对我们皮鞋工会有所觉察,在十几天前,这个人到工会会员住地(即升平街)串门,躺在工人铺上假装睡着。我们几个会员粗心大意,议论去游击队的事。张启天同志认为这人并未睡实,可能听到此事,戴平万同志将此事报告给满洲总工会,决定通知皮鞋工人立即搬家,过了一周,没有出什么事,大家又以为这人没有听到,就麻痹大意,也不再打算搬家。
我和戴平万同志住在马家沟巴陵街,工作对象虽然不同,可都在道外,我也去过皮鞋工人的住处。1月16日下午,我要到土木工人处工作,戴平万说,他约定这天中午和皮鞋工人接头送宣传品,因为没有别的事让我替他捎去,他就不去了。实际上。皮鞋工人十五日晚上就被逮捕了,共捕去七个人。侦辑队知道有人和他们联系,便躲藏在工人住处,楼下客栈和对面警察所。我去时,也就被逮捕了。这件事的发生,一是麻痹,二是我们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
十七、结 语
1932年和1933年,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省会和铁路沿线,继续向东北进攻、侵略,人民横遭残杀,到处掀起武装斗争。哈尔滨工人的罢工斗争接连不断,我们领导的大罢工运动就有四起。哈尔滨总工会由小到大,以至有了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使哈尔滨总工会组织有了向前发展的基础。
但是当时工作还有许多问题:工会领导没有深入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长期的战略和策略,只是急于组织斗争罢工。在斗争、罢工之后,忽视了建立和巩固工会组织和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以备在敌人残酷统治和困难时期工会仍然能存在下去坚持斗争。
在工会组织上,尽看到东北斗争的蓬勃发展形势,忽视了在敌占城市工作的特点,没有让干部争取合法地位,结交社会朋友,长期隐蔽下去,使广大工人运动不脱离党的领导。在工作中缺乏秘密工作经验,忽视秘密工作的原则,致使敌人破坏一点、牵扯一大片,造成1934年的大破坏,使工会失去领导,组织活动自然停顿。再一个缺点就是不善于利用合法组织和合法斗争,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扩大工人阶级队伍,扩大抗日斗争。当时如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我相信满洲的工人运动、抗日斗争,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王守贤同志1932年7月来东北,1933年曾在满洲总工会工作。参与领导了闻名全国的电车队、皮鞋工人罢工运动,1934年被捕入狱,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涯。解放后,王老曾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山西省政治学会会长,山西省伦理学会名誉会长。本文是他最近撰写的关于工人运动的回忆录,转载于《黑龙江工运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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