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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人运动
来源: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张映武   2017-12-14 16:39:32

  宋兆真(右一)从香港回来后,曾在技工学校任辅导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兆真赴港潜伏时拍的照片。

  宋兆真今年已92岁。

  1954年,宋兆真(后排左一)参加抗战前期老同志党史座谈会时的留影。

  “抗战”地下情报工作者、92岁宋兆真讲述惊险潜伏故事

  “抗战”期间,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斗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沦陷后的广州,开展地下抗战工作。既要同日寇作斗争,又要时刻提防国民党特务的侦查和迫害,这些地下党员克服重重困难,为配合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日前,曾参与地下情报斗争、现年92岁的宋兆真向记者讲述了抗战时期那些惊心动魄的潜伏故事,带我们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文/图:张映武

  深入敌后:

  利用邮局截获情报

  宋兆真1921出生于顺德,后被家人送给一对老夫妇抚养,12岁那年她来到广州,在一姓宋的人家那里做佣工。“我15岁时突然收到‘养父病重’的通知,回去后才发现受骗了,养父母想把我嫁给一个50多岁的人做小老婆。我死活不肯,趁他们不注意逃回广州,后来在宋家姐妹的帮助下去了香港。”她回忆道。

  “抗战”爆发后,宋兆真目睹难民的悲惨遭遇,毅然选择返回广州,加入了省市妇女抗日同志会。“我回广州后住进海珠北路枣子巷4 号,那是一栋三层楼房,是当时省委机关的一个活动场所,房东是中共党员岑冰薇。那时,日寇飞机常轰炸广州,我们组成救护小组抢救受伤的群众。”不久,岑冰薇介绍宋兆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抗日青年先锋队,分成东、西、北三个区队,宋兆真被分在东江区队,开展敌后抗战工作。后来,宋兆真辗转到达肇庆,被安排到中共西江特别委员会机关的交通站,与地下党员陈彦祥以假夫妇身份开展工作,“我主要负责这几方面的工作:密切关注几个办公地点的安全状况、西江特委领导与直线党员的联系和传送文件资料。”

  当时西江特委的书记是刘田夫,国民党在附近安排了很多特务,四处查探共产党员的活动。宋兆真告诉记者,陈彦祥的公开职业是高要县邮政局局长,他利用工作的便利,查获了许多国民党特务省内的秘密邮件、军邮,为掩护西江特委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每遇到信上写着某某人收等暗号或代号的信件,陈彦祥就乘人不备取出来,交由宋兆真转交给西江特委机关领导,“若有党员需要联系西江特委机关,只要投一封信到高要邮局,很快就能与我方的人接上头。”

  宋兆真说,当时潜伏在国民党64军司令部的日文翻译员刘周屏,是绝密的共产党员,由刘田夫直接领导。“但是他们不方便经常见面,我就成为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系人,并化名为宋小静,与地下党员黄芷香互相配合负责联络。”

  假扮村姑打进国民党政工队

  有一段时间,宋兆真多次往返肇庆、韶关两地,向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秘书兼党支部书记陈健汇报最新情况,这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次,在返程途中,宋兆真发现有三个特务跟在身后,她不敢回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寻找摆脱他们的机会。“途中遇到很多准备搭船的人,我立即挤入一群妇女当中,和她们一起往码头方向走,并且帮她们背小孩,假装是她们中的一员。”谁知,那三个特务也跟着上了船,宋兆真只好跟妇女们不停地拉家常。船靠岸后,宋兆真继续随坐船的妇女往前走。“那几个特务也很有耐心,跟着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折腾了大半天,最后终于放弃了跟踪,我这才敢返回驻地。后来地下党员刘周屏获悉我被列入了黑名单,西江特委的领导决定让我撤出肇庆。”

  1940年,宋兆真根据组织的指示,设法进入在三水、花县两地的国民党第二游击区伍观淇的部队内工作。“那时已有几名党员隐藏在那里,而且多数在国民党的上层做统战工作,组织交代我设法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一个支部小组,发展成员,伺机而动。”在地下党员陈肃立的帮助下,宋兆真扮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姑娘,成功进入国民党的政工队。“进去后我假装什么都不懂,事事听从他们的安排,空闲时就暗中在队内摸查情况,很快我就了解到政训室已经有两个共产党员,三人商议后组建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杨成章是政训室干事,支部成立不久就发展了陈狄波入党,我们就在队内开展统战工作。”

  潜伏广州:从军统内部获取信息

  1942年前后,宋兆真被调到德庆县,配合县委书记邓俊贤开展地下工作。邓俊贤在该村当小学教员以掩护身份,其间,他们两人在工作中产生感情,结为夫妻。1942年底,广东粤北省委遭到破坏,省委宣布全省地下党员暂时停止活动,“当时我已怀孕,老邓家在广州,因此我们决定回广州伺机而动。”

  邓俊贤回广州后继续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办了间私塾。后来,在共产党员司徒敏的介绍下,宋兆真被安排到纺织厂细纱车间工作,那是一间由日本人管制的工厂,管理很严格,厂里包括她在内共有三个党员,他们各自单线联系,根据指示开展工人运动。“不过因为一天要工作12小时,经常没有空余时间,开展工作遇到不少困难。”

  没多久,邓俊贤在组织的安排下,顺利打进了国民党军统局广州情报站,负责反敌特、统战的工作。“为让老邓尽快在军统内部立足,地下党组织有时也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配合他向上级交差。老邓和潜伏在军统内部的另外两名地下党员组成了一个情报小组,他们在军统内部负责搜集、过滤有用信息,及时把重要的、有价值的材料传递给地下组织。”

  考虑到邓俊贤工作的重要性,组织安排宋兆真从旁协助,夫妻二人开始奋战在隐蔽战线上。“做隐蔽战线的工作非常辛苦,我和老邓各有分工,即使是夫妻,很多工作上的事也不能互相告知对方。老邓平时的工作非常忙碌,在家经常伏在桌上不知写着什么内容,有时用米汤或特殊的药水在纸上写,经常写到深夜。第二天,再由我交给指定的地下党员。”

  智斗日军:打哭女儿躲过搜查

  潜伏的过程中处处充满风险。“因人手紧张,我除了做老邓的助手外,还负责运送当时广州市委的宣传资料。当时,广州市委大量散发印有抗战宣言的传单,我不但要运送,还要负责散发,多次遇到日军的审查。”宋兆真说。

  一次,宋兆真出门去送一份情报资料。当走到宝华路、长寿路一带时,突然遇到日本鬼子的戒严大检查。宋兆真那天正好背着女儿出门,手里提了个篮子,上面放破旧的尿布作掩盖,下面就藏着那份资料。情况危急,宋兆真不容多想,在靠近封锁口时,出力打女儿的手脚,女儿痛得大哭起来,宋兆真指着孩子向日本兵比划了一下,意思是孩子有急病,要找医生看病。“女儿哭得很厉害,日本兵听得心烦,轮到我时不检查便放行,那些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女儿因惊恐过度,真的患了大病,民间叫做“急惊风”,水泻不止,又没钱医治,几天后才送到医院救治,但为时已晚,孩子入院两天后就不幸去世了。这成为她心头永远的痛。

  广州解放前夕,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情报处的陈恭、李金锡带邓俊贤夫妇到东山区华南分局谈话,指示宋兆真和邓俊贤暂时不要公开身份,到香港继续做地下工作。“解放军进入广州城那天,我们非常激动,但只能远远地看着,什么都不能做。”宋兆真说。

  他们根据指示先后抵达香港,以做小生意为名开展工作。邓俊贤到香港的主要任务是策反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实际上是一件艰苦和危险的工作。“老邓为此煞费苦心,为了与这帮人接近,取得他们的信任,他有时还得跟他们一起赌博,在作风上也得模仿这帮人,就跟现在警匪片中的卧底相类似。”宋兆真每星期都要回广州一次,将邓俊贤在香港搜集到的情报和策反工作情况汇报给上级。一直坚持到1953年,他们才被调回广州,结束多年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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