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人运动
来源：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张映武   2017-12-14 16:39:32

　　宋兆真(右一)从香港回来后，曾在技工学校任辅导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兆真赴港潜伏时拍的照片。

　　宋兆真今年已92岁。

　　1954年，宋兆真(后排左一)参加抗战前期老同志党史座谈会时的留影。

　　“抗战”地下情报工作者、92岁宋兆真讲述惊险潜伏故事

　　“抗战”期间，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斗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沦陷后的广州，开展地下抗战工作。既要同日寇作斗争，又要时刻提防国民党特务的侦查和迫害，这些地下党员克服重重困难，为配合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日前，曾参与地下情报斗争、现年92岁的宋兆真向记者讲述了抗战时期那些惊心动魄的潜伏故事，带我们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文/图:张映武

　　深入敌后：

　　利用邮局截获情报

　　宋兆真1921出生于顺德，后被家人送给一对老夫妇抚养，12岁那年她来到广州，在一姓宋的人家那里做佣工。“我15岁时突然收到‘养父病重’的通知，回去后才发现受骗了，养父母想把我嫁给一个50多岁的人做小老婆。我死活不肯，趁他们不注意逃回广州，后来在宋家姐妹的帮助下去了香港。”她回忆道。

　　“抗战”爆发后，宋兆真目睹难民的悲惨遭遇，毅然选择返回广州，加入了省市妇女抗日同志会。“我回广州后住进海珠北路枣子巷4 号，那是一栋三层楼房，是当时省委机关的一个活动场所，房东是中共党员岑冰薇。那时，日寇飞机常轰炸广州，我们组成救护小组抢救受伤的群众。”不久，岑冰薇介绍宋兆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抗日青年先锋队，分成东、西、北三个区队，宋兆真被分在东江区队，开展敌后抗战工作。后来，宋兆真辗转到达肇庆，被安排到中共西江特别委员会机关的交通站，与地下党员陈彦祥以假夫妇身份开展工作，“我主要负责这几方面的工作：密切关注几个办公地点的安全状况、西江特委领导与直线党员的联系和传送文件资料。”

　　当时西江特委的书记是刘田夫，国民党在附近安排了很多特务，四处查探共产党员的活动。宋兆真告诉记者，陈彦祥的公开职业是高要县邮政局局长，他利用工作的便利，查获了许多国民党特务省内的秘密邮件、军邮，为掩护西江特委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每遇到信上写着某某人收等暗号或代号的信件，陈彦祥就乘人不备取出来，交由宋兆真转交给西江特委机关领导，“若有党员需要联系西江特委机关，只要投一封信到高要邮局，很快就能与我方的人接上头。”

　　宋兆真说，当时潜伏在国民党64军司令部的日文翻译员刘周屏，是绝密的共产党员，由刘田夫直接领导。“但是他们不方便经常见面，我就成为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系人，并化名为宋小静，与地下党员黄芷香互相配合负责联络。”

　　假扮村姑打进国民党政工队

　　有一段时间，宋兆真多次往返肇庆、韶关两地，向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秘书兼党支部书记陈健汇报最新情况，这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次，在返程途中，宋兆真发现有三个特务跟在身后，她不敢回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寻找摆脱他们的机会。“途中遇到很多准备搭船的人，我立即挤入一群妇女当中，和她们一起往码头方向走，并且帮她们背小孩，假装是她们中的一员。”谁知，那三个特务也跟着上了船，宋兆真只好跟妇女们不停地拉家常。船靠岸后，宋兆真继续随坐船的妇女往前走。“那几个特务也很有耐心，跟着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折腾了大半天，最后终于放弃了跟踪，我这才敢返回驻地。后来地下党员刘周屏获悉我被列入了黑名单，西江特委的领导决定让我撤出肇庆。”

　　1940年，宋兆真根据组织的指示，设法进入在三水、花县两地的国民党第二游击区伍观淇的部队内工作。“那时已有几名党员隐藏在那里，而且多数在国民党的上层做统战工作，组织交代我设法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一个支部小组，发展成员，伺机而动。”在地下党员陈肃立的帮助下，宋兆真扮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姑娘，成功进入国民党的政工队。“进去后我假装什么都不懂，事事听从他们的安排，空闲时就暗中在队内摸查情况，很快我就了解到政训室已经有两个共产党员，三人商议后组建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杨成章是政训室干事，支部成立不久就发展了陈狄波入党，我们就在队内开展统战工作。”

　　潜伏广州：从军统内部获取信息

　　1942年前后，宋兆真被调到德庆县，配合县委书记邓俊贤开展地下工作。邓俊贤在该村当小学教员以掩护身份，其间，他们两人在工作中产生感情，结为夫妻。1942年底，广东粤北省委遭到破坏，省委宣布全省地下党员暂时停止活动，“当时我已怀孕，老邓家在广州，因此我们决定回广州伺机而动。”

　　邓俊贤回广州后继续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办了间私塾。后来，在共产党员司徒敏的介绍下，宋兆真被安排到纺织厂细纱车间工作，那是一间由日本人管制的工厂，管理很严格，厂里包括她在内共有三个党员，他们各自单线联系，根据指示开展工人运动。“不过因为一天要工作12小时，经常没有空余时间，开展工作遇到不少困难。”

　　没多久，邓俊贤在组织的安排下，顺利打进了国民党军统局广州情报站，负责反敌特、统战的工作。“为让老邓尽快在军统内部立足，地下党组织有时也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配合他向上级交差。老邓和潜伏在军统内部的另外两名地下党员组成了一个情报小组，他们在军统内部负责搜集、过滤有用信息，及时把重要的、有价值的材料传递给地下组织。”

　　考虑到邓俊贤工作的重要性，组织安排宋兆真从旁协助，夫妻二人开始奋战在隐蔽战线上。“做隐蔽战线的工作非常辛苦，我和老邓各有分工，即使是夫妻，很多工作上的事也不能互相告知对方。老邓平时的工作非常忙碌，在家经常伏在桌上不知写着什么内容，有时用米汤或特殊的药水在纸上写，经常写到深夜。第二天，再由我交给指定的地下党员。”

　　智斗日军：打哭女儿躲过搜查

　　潜伏的过程中处处充满风险。“因人手紧张，我除了做老邓的助手外，还负责运送当时广州市委的宣传资料。当时，广州市委大量散发印有抗战宣言的传单，我不但要运送，还要负责散发，多次遇到日军的审查。”宋兆真说。

　　一次，宋兆真出门去送一份情报资料。当走到宝华路、长寿路一带时，突然遇到日本鬼子的戒严大检查。宋兆真那天正好背着女儿出门，手里提了个篮子，上面放破旧的尿布作掩盖，下面就藏着那份资料。情况危急，宋兆真不容多想，在靠近封锁口时，出力打女儿的手脚，女儿痛得大哭起来，宋兆真指着孩子向日本兵比划了一下，意思是孩子有急病，要找医生看病。“女儿哭得很厉害，日本兵听得心烦，轮到我时不检查便放行，那些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女儿因惊恐过度，真的患了大病，民间叫做“急惊风”，水泻不止，又没钱医治，几天后才送到医院救治，但为时已晚，孩子入院两天后就不幸去世了。这成为她心头永远的痛。

　　广州解放前夕，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情报处的陈恭、李金锡带邓俊贤夫妇到东山区华南分局谈话，指示宋兆真和邓俊贤暂时不要公开身份，到香港继续做地下工作。“解放军进入广州城那天，我们非常激动，但只能远远地看着，什么都不能做。”宋兆真说。

　　他们根据指示先后抵达香港，以做小生意为名开展工作。邓俊贤到香港的主要任务是策反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实际上是一件艰苦和危险的工作。“老邓为此煞费苦心，为了与这帮人接近，取得他们的信任，他有时还得跟他们一起赌博，在作风上也得模仿这帮人，就跟现在警匪片中的卧底相类似。”宋兆真每星期都要回广州一次，将邓俊贤在香港搜集到的情报和策反工作情况汇报给上级。一直坚持到1953年，他们才被调回广州，结束多年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