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抗日救亡斗争
来源：百家号   2018-03-30 09:25:06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强大，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却始终起着先锋的作用。在“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长辛店地区的工人，立即动员起来，向宛平、广安门、南苑等地运送了大批的枕木、铁板、铁轨，并帮助宛平驻军构筑阵地。卢沟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抽出了大批劳力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送情报，运送伤员，并且积极向军队提供粮食、饲料。甚至连磨刀师傅也到军营为部队的伙房磨刀。

　　在“廊房事件”中，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干津夫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除了昼夜加班为前线输送军队和物资外，还抽调了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在香港，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从8月15日至10月15日，20多艘日本轮船上的600多名中国籍海员毅然离船回国。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前夕，广大工人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帮助政府和爱国资本家向大后方迁运了大批的工厂和物资，大大减少了经济损失。

　　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和当地进步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日军占领租界之前，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其中在金融界，组织了“银行业职员联谊会”，有会员约5000人;在洋行华籍职工中组织了“华联俱乐部”，有会员约6000人;在店员中组织了“益友社”，有社员万余人;在电车工人中组织了“电车工人消费部”，有成员千余人。上述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了数干名男女加入新四军。截止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占领租界，各种组织均被取缔，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被迫采取分散的方式进行。

　　华北部分地区沦陷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秘密工作的开展，广大产业工人或参加八路军，或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工矿单位建立的工人游击队就有40多支。太原失守前，中共党员薄一波等人通过与阎锡山的关系，在太原等地组织了以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自卫队，是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铁路、阳泉煤矿、榆次纱厂等单位工人，都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后来合编为榆太游击支队。济南失守后，山东淄博煤矿向八路军输送了4000多名兵员，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游击队，配合山东的八路军作战。地处华北与东北咽喉地带的开滦煤矿工人万余人，1938年3月举行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七八月间，唐山、赵各庄、村西、开滦等矿工人7000余人，举行抗日大暴动，暴动工人一部分由节振国率领转入农村加入冀东人民抗日联军，一部分由于武器装备太差，缺乏训练和有力的组织指挥而溃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次暴动，对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9月，山东淄博地区矿工将日军发电总厂炸毁，烧毁淄川洪山煤矿，使日本侵略者损失20余万日元。以青岛纱厂工人为主体建立的峙山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峙山一带袭击日军，给当地日军造成很大威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较之全国其它地区的发展更为深入。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据1939年至1940年的统计，晋察冀边区有县级工会31个，会员约7万人;陕甘宁边区有县级工会20个，会员2.7万余人;晋东南、晋西南、山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都有基层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军、参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春，通过晋东南各级工会登记的参军和支前的工人就有3万余人。同蒲铁路有工人8000人，直接参加八路军的在700人以上。北岳区19个县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间，工人参军的有5270人;

　　冀中区在1941年的一年中，工人入伍的有4300多人;山东淄博矿区，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12月，有4000多人加入八路军或游击队。广大工人除直接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活动，为战胜敌人的包围、封锁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作贡献。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工人70余人，到1941年发展到6400亲人。工业发达区和中心城市沦陷以后，一些工人带着机器来到根据地，他们不要边区政府任何投资，自己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逐步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各种军民用品，满足根据地的需要。

　　三、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妇女奋然而起，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使中国妇女深深懂得，要发挥妇女的作用，首先在于组织起来。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过去个别分散的斗争，通过各种组织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

　　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是“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倡议于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在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知名人士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杨虎城夫人等。

　　成立的当天，何香凝宣布该妇女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立即分别通电各省，要求各省也成立相应的妇女组织。

　　1937年8月1日，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参与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成立当天，宣布该会的宗旨是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才尽力”，为“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17页。]

　　该会成立后，也致电全国，要求各省成立分会。在该会的号召下，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以省长、市长夫人为首的妇慰分会。

　　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与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相同的。为了统一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前者于1937年8月4日主动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慰分会)。据9月中旬的统计，该分会有团体会员20余个。上述两个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初，由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沦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其中儿童尤甚。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刘清扬、沈滋九等人，联络各党派和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广东、广西、安徽、四川、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甘宁边区以及香港、南洋各地华侨社会，都建立了“中国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到庐山举行妇女工作谈话会。中共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参加了会议。会中，宋美龄提出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并扩大成为全国性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庐山妇女工作谈话会的召开，是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由以反共为宗旨向以抗日力宗旨的一个转变。“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出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宣扬封建道德的思想灌输运动，其目的在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工具，是一个反共组织，宋美龄将其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组织并容纳了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形成了左、中、右各派力量联合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改组后的“妇指会”，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沪会战周年纪念时，该会仅在武汉一地就动员了400多个团体，组织了380多个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保卫武汉宣传活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妇指会”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

　　1939年3月发动了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