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造币厂工人运动点滴
来源：参考网 党史文汇   2018-03-30 09:54:20

　　王勇则

　　清末民初，天津造币总厂在北洋政府的授权下，为全国各造币分厂雕刻机制币祖模。为世人熟知的“袁大头”的钢祖模，也是在这里原创并分发给全国各造币分厂的。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北洋银元局开铸铜元、银元起，至1936年平津修械厂铸造“平字”“津字”等铜镍币为止，天津造币总厂铸币时间跨度超过30年。1921年后改称天津造币厂。期间，曾两度被认定为国家级造币总厂，谱写了中国近代机制币史上的华彩乐章。

　　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从反抗到革命觉醒

　　20世纪20年代前后，天津造币厂工人的处境越来越艰苦，而且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8日发表题为《天津的社会》的调查报告载：“天津造币厂工人约有三百余名，各个人浑身上下都是黑漆一般……一副将破的皮肉、一线将断的灵魂，真不如监狱的囚犯啊!”满是辛酸的天津造币工人与管理当局的积怨越来越深。就等着斗争爆发的那一天了。

早在五四运动结束后不久的1919年7月25日，由谌志笃、马骏、周恩来等站在时代前沿的爱国青年领袖组织和领导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就开会决定，深入天津造币厂及津浦铁路工厂等工人集中的大企业，发动工人加入“工界联合会”。

　　在五四运动和革命青年的影响下，部分接受新事物、新思潮较快的天津造币工人逐渐觉悟，为维护自身利益，也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反抗压迫，也为抵制剥削。于是，跟工头干、跟厂长干、跟黑暗势力干。工人们原来的朴素思维开始日趋活跃、日趋理性，革命斗争也日渐成熟。从一盘散沙地瞎闹到有组织地斗争，天津造币厂工人经历了漫长的革命觉醒期。

　　1922年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全国工人罢工斗争多达百余次，掀起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天津造币厂的早期工人斗争就是在这时代大潮中开始的。

　　天津《华北新闻》1922年4月25日载，天津造币厂工人为维持起码生活，向厂长要求预支一月薪金。经几次恳商，才被迫准予借支。就这样，工人们开始主动向厂长据理力争了。接着他们又提出：“再让我们当牛做马，不光跟你闹，我们还不好好干活儿了呢!”据1923年2月10日报载，“天津造币厂工人按例应得到的旧历年关之酬金，尚未发给”，“以致各工人无不延颈伫候，如农夫之望岁”，“工人因此于本日停工息铸”。

　　“旧历年关之酬金”即年终奖。当时，造币厂管理当局蓄谋改变向工人发放年终奖的惯例，并为此处心积虑，想了不少花招恶意欠薪，引起了工人的愤怒。

　　天津《益世报》1924年11月17日《造币厂竟陷于停顿》载：“员司欠薪已三月，亦末发放分文。又因该厂之停顿，影响西厂炼铜处，亦于日前停工。”该报1925年1月8日《关于造币厂之近闻 司员索薪 厂长易人》又载：“天津造币厂员司，因欠薪日期甚久，饥寒交迫，呼吁无门。曾在该厂工程处会议，推举代表，赴日界吉野街王桂寿宅索薪。乃王氏以该厂已经停工，监督职务解除，竟不肯负责，置之不理。全体员司大愤，又拟开会讨论办法。”

　　1925年11月27日，天津造币厂工人再次罢工，“是夜，1000多工人纷纷要求厂方分给花红(指年终奖)，经该厂执事人调解。工人始行散去，然后派人进行具体交涉”。

　　中共地下党员领导革命斗争深入开展

　　这个时期，天津造币厂工人反抗压迫积极性高涨，罢工斗争有声有色，一浪高过一浪。为什么他们能这么有组织性，讲求斗争的策略且有理有利有节呢?主要是工人中有了党的组织。据当时的地下党员回忆，那里藏着“大共产党”。以中共地下党员为主形成的革命势力、进步组织，就是有力领导造币工人且促使他们实现革命觉醒的中坚力量。

　　在天津党团组织成立后不久，天津造币厂就已纳入共产党人的视线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在天津造币厂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积极分子。

　　天津《益世报》1925年6月16日、6月22日载，天津各界200多个团体近10万群众举行第二次全市反帝爱国群众大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工人共募捐有几万元。工人收入微薄，但支援阶级兄弟则尽力相助。”其中，天津造币厂工人捐款101元。这些造币工人还致函“上海阶级兄弟”说：“杯水车薪，聊补万一，兄弟之责，义不容辞。”

　　天津造币厂党支部是何时成立的，开展过哪些工作?都需要深入查考。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大商埠、军阀桥头堡、国统大城市中，除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员的活动一度有所公开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开展阶段性的地下斗争。天津造币厂的中共党员也是如此。

　　白色恐怖、血雨腥风，要发动工人干革命，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造币厂来说，更难。造币行业是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个重要环节。清末以来，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和严密监管，地下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可想而知。

　　1927年，中共北方区委遭奉系军阀破坏后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顺直省委。随即，组织工作重新开始且不断加强。天津党组织陆续恢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共顺直省委为推动工人运动向纵深开展，恢复了天津造币厂党支部。

　　不过此时，天津造币厂的工人队伍因国内金融货币形势的变化，呈急剧减少趋势。当初那种1000多名工人浩浩蕩荡地行进路上的场面难以再现了。

　　1929年4月14日《顺直省委给中央的信——全省工作情况及省委本身工作》载：“现在，我们组织的有好几个委员会，但参加人，我们尽量的找在业同志及天津工作人员。”其中，“农委由五人组织之，是清玉(省常委候补)、叶尚玉、何凤林、阎怀聘(河东区委委员)及‘C.Y.一人。清玉任书记，善至任秘书。开过一次会，只讨论了本身任务”。“农委”，即中共顺直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29年4月8日，郝清玉任书记。“善至”即叶善枝(原名叶宝成)。何凤林是造币厂工人，这表明，天津造币厂工人也已成长为中共地下斗争的领导骨干。endprint

　　陈潭秋在《中共直隶省委最近工作状况(1929年6月2日)》载：“我们在天津有十六个支部(其中产业支部五个、手工业支部四个、店员支部一个、教员支部二个、学生支部一个、特别支部一个、省委支部二个)。产业支部有津浦、平奉铁路工人支部，裕泰(裕大)工人支部、振兴烟厂工人支部和造币厂工人支部(造币厂在几星期前已关闭)……天津的警察、士兵中也有支部。”

　　尽管那时都是秘密斗争，但在天津造币厂中党的工作却较活跃。晋系军阀占领天津后天津造币厂被晋籍管理人员控制。其时党的工作甚至还处在适度公开状态下。天津军政管理当局有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压迫害得不太明显。不久，山西定襄人、共产党员胡熙庵来到造币厂，住在仁寿里的一所房子里，领导了造币厂的工人斗争。

　　从張友渔撰写的回忆文章可进一步了解胡熙庵从事党的工作的情况。1928年至1930年期间，张友渔在天津市政府任第三科科长，分管社会、文教、宣传等。这位来自山西灵石的中共党员还做重要的党的特科工作，即做统治阶级上层的地下工作及掩护、营救革命同志等工作。他在《我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片断回忆》中回忆当时与胡熙庵关系：

　　和我一道工作的有天津造币厂的胡熙庵。当时，造币厂厂长是阎锡山的妹夫薄以众。胡是薄的同学，担任该厂总务科长(当时一般机关不设局长、处长，科长就很有实权)，起很大作用……当时的天津市长崔廷献是个老官僚，两面派，曾留学日本，各种理论他都研究，也懂一点马列主义。我当时是以左派人物面孔出现，没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常同他谈些马列主义的理论，他也愿意听。他与阎锡山一样，只要你没有直接的行动危害他的利益，你可以讲你的马列主义。宪兵司令袁庆曾曾对人说，他们明知我与造币厂的胡熙庵是“大共产党”，但没办法，因胡被薄以众重用，我被崔廷献庇护。

　　从中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胡熙庵来天津造币厂任职，很可能就是薄以众提携的，至少是积极推荐过，否则胡来津不久就不可能被委以重任。当时的科长就是实权人物。二是与厂长非同寻常的同学、同乡之谊，俨然成了胡熙庵的护身符。胡熙庵的中共地下党身份，一度处于半公开状态。不仅造币厂里肯定有人知道，就是天津市宪兵司令也是知道的。而且，胡熙庵和张友渔一样，都在看似非常危险的环境下，居然找到了不仅可以栖身，还有一些活动空间的安全地带。三是中共地下党当时在天津造币厂周围地区活动频繁。1930年，党的工作受盲动主义影响，地下组织屡遭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天津造币工人也备受鼓舞。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刘少奇于1936年来津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改变了工作方法、扭转了工作作风。

　　已改为冀察绥靖公署修械厂的天津造币厂，也掀起过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4月，天津造币厂筹备复工。据天津《益世报》6月29日《新辅币真相大白》载，该厂“目前所用工人共二百余名，多为以往该厂未停工前之旧人”。修械厂在当时仍有些影响，工人队伍也是中共党组织的争取对象。距天津造币厂不远处的河北法商学院、河北高工、扶轮中学等学校里，师生群情激昂，地下党组织很活跃。这对提高造币厂工人的抗日救亡意识都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