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记忆：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宝鸡“工合”运动
来源：搜狐网   2019-02-24 10:34:08

　　现代史上著名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自救运动，是为解决失业工人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生产抗战军需物资而成立的组织和开展的活动。他们生产的大批军用物资和民用物品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有成效的贡献。

　　1938年日本侵略者对上海及各大城市狂轰滥炸，当时，中国微弱的民族工业，几乎全被全部摧毁，东北、华东、华北、华南等大部分地区沦陷。由于陇海铁路修通到宝鸡，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工厂纷纷迁入内地，大批失业工人和亲属子女流离失所，成群结队的难民逃往内地和宝鸡。当时迁入宝鸡较大的工厂有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大新面粉厂、雍兴铁工厂、雍兴纺纱厂、31兵工厂等等。与此同时，西安和沦陷区的流亡学校也纷纷迁入宝鸡地区，如西安西北高级机械专科职业学校迁到凤县之后，相继又有东北竞存中学、竞存小学迁入凤翔。河南大学由开封迁卧龙寺底店、姬家店，焦作工学院迁虢镇，商丘高中迁贾村原大韩村，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有河南迁赵家坡，青年职业学校迁益门镇，陆军测量学校迁六川店。此外，还有河南盛城中学、省立西安二中、省立华县农业职业学校、河北小学、浙江小学、齐鲁小学、复兴小学、励行中学等20多所学校和一些新闻单位也先后迁入宝鸡地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威尔士等一些进步人士，一起讨论如何能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贡献自己力量时，提出在大后方开展建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动，组织失业工人和难民们实行生产自救运动的构想，很快得到美国人斯诺和他的夫人派克斯诺的赞助，这一建议也很快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路易·艾黎任顾问，负责实际工作的总干事是刘广沛。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创始人路易·艾黎，系新西兰人，1927年3月30岁的他，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在大江南北调查、走访，看到中国大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百业凋敝，劳苦大众穷困潦倒、民不聊生的生活惨状，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无能和贪污腐败行为深恶痛绝;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从而坚信只要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和共产党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曾经协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去革命圣地延安采访，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路易·艾黎几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还同宋庆龄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结识了鲁迅、茅盾等文艺界名人。

　　“中国工合总会”成立后，随即派人分赴西北、西南、东南筹备建立三个大区办事处事宜。1938年8月下旬，总会安排路易·艾黎，带领工程师吴去非及主任卢广绵，从汉口到宝鸡，于8月23日在宝鸡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简称“西北工合” ), 领导着西安、兰州、天水、南郑、韩城、宝鸡、凤翔、双石铺等16个事务所。卢广绵任办事处主任，总会顾问路易·艾黎和工程师吴去非协助卢广绵主任的工作;刘大作任副主任。下设秘书室、视察室、总务科、行政科、会计科、福利科、妇女工作部、教育福利委员会等;又设立了供销管理处、军毯制造管理处、运输处、实验制造厂，以及工合各种培训班、纺毛管理站、儿童俱乐部、工合期刊编辑部、工合金库、工合消费合作社、工合医院、工合食堂、工合招待所、工合子弟小学、工合业余话剧团等附属机构。各附属机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为各合作社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

　　同时，组织流亡在宝鸡地区的失业工人、难民成立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接着聘请工作人员，招收有志青年，组织各种业务和技能培训。很快“西北工合”在西北各地成立的“工业生产合作社”达2000多个，安置了近20万名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成立的合作社有机械、制造、铁器、木器等40余种大的产业和行业。

　　“西北工合”在宝鸡下设了双石铺、宝鸡、陇县、凤翔等事务所。作为“西北工合”所在地的宝鸡事务所成立之初，成立了264个生产合作社，时有社员3500余人。生产了一部分军需用品和生活用品，生产产值达1亿6千万元。至1945年已设有弹毛厂、纺毛站、织毯厂、采木厂，还开办了织布、铁器、织袜、印刷等合作社。宝鸡生产合作社成立初期，一次就供应给抗日军队价值10万元的军用物资，药用纱布、药棉、绷带各3万磅;25万条毛毯;价值24000元的服装;千件军用大衣等。双石铺事务所开办了机械、纺织、造纸、制革、砖瓦等合作社。路易·艾黎还在双石铺杨家坪创办了培黎学校。“宝鸡工合”运动不仅解决了一大批难民、伤兵、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而且很快为抗日前线部队解决和支援了大量抗战军需用品。宝鸡办事处仅生产军用毛毯达83万条，解决了前方将士的燃眉之急。

　　工合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批对敌斗争的物质产品。1939年8月，“工合总会”及“西北工合”同军政部军需处签订了第一批军用毛毯40万条合同，由“西北工合”承担了30万条。1941—1945年连续签订了三批合同，承制毛毯60万条，总计100万条，其中“西北工合”承担了80万条。1938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军用棉大衣。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组织社员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赶制军需大衣，终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这一紧急任务，打包运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毛主席曾经对工合在解放区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工业合作社……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1940年，作家老舎从四川北上抗日前线途径宝鸡，创作了《双石铺——宝鸡》、《宝鸡车站》等充满爱国热情的诗篇。1941年10月，作家茅盾路过宝鸡时，感慨万千，写了一篇散文《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足见宝鸡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工合运动遍及西北、西南大后方和各革命根据地。生产出了各种军需民用品，有效地满足了抗战前线的需要和群众生活，毫无疑问得益于国际友人、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是，国民党把工合运动视若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打击、破坏工合运动。如，1941年夏天，国民党逮捕了“西北工合”办事处副主任、军毯制造管理处主任刘大作和供销管理处经理侯敬民、西安事务所主任徐维藩。在马营“工合”纺织站工作的共产党员章若雾、李怀信、刘维州、乔积玉和工作人员李华，被关押在西安劳动营，工合组织受到严重破坏。1942年，国民党再次逮捕刘大作、“西北工合”妇女部会计董平、宝鸡工合小学教师卢金声3人，关押在西安。又派大批军、宪、警包围工合办事处，掠夺文卷、信札、图书、报刊、杂志几麻袋。路易·艾黎也被特务监视。随后国民党将一批三青团骨干分子被安插在“西北工合”各部门。中共组织为了保护这些共产党员人身安全，将他们陆续调离“工合”。从此，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工合运动逐渐处于低谷状态。

　　抗战胜利后，以手工业为主体的，带有民主、民族、民间性质的工合运动，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工业合作社的规模迅速衰落，一部分管理人员和外地工人辞职返乡，大部分合作社交地方管理。1952年“工合总会”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已将其全部档案和财产移交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接管。至此，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合运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用它卓有成效的业绩为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谱写出了光彩夺目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