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学生运动老照片：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让政府头痛不已
来源：百家号   2023-08-31 16:59:39

　　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 1935 年 11 月 26 日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

　　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

　　北平的学生，向来走在救国运动之前沿。“华北自治”有亡国灭种之危险。北平各大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大中学生，出于爱国义愤，自发组织学生联合办事处，于12月9日集体到新华门居仁堂，向何应钦请愿，反对实施所谓“华北自治”，反对组织所谓“防共委员会”。事先当局已有所闻，在街头重要位置，满布军警，在学生们出发时，各校均有学生被捕，以期阻止学生前往。但学生们义愤填膺，全体冲锋到达新华门。学生请愿要求：反对秘密外交，公开中日外交;反对领土破裂;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及爱国运动的自由;立即停止一切内战;不得任意搜捕人民;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

　　北京高校全出动

　　北平的清华、燕京两大学，在西城外二十余里的地方，为了参加这次学生运动，早上6点就出发，全体男女同学，以及时参加大会。等他们到达城门外，各城门均已关闭，无法入城，只得派代表参加。各校请愿学生，得此消息，全体整队，由新华门居仁堂出发，往西过西单牌楼，再往北走，想去迎接清华燕京两校学生进城，沿途高呼口号：“反对假借民意的华北自治”、“保全国家领土及行政之完整”、“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但是本直门、阜成门、西便门、广安门、东便门、德胜门，早已紧闭城门，无法外出，请愿学生们只得转路由西四牌楼，往北走护国寺，到辅仁大学，迎接那里的学生。

　　此时，参加的学生有东北、中法、师大、平大、中大、民大、北大、美专、市女中、温泉、敬业等四十余校，约有8000人。后来又由辅大转走北大，再由北大出发游行示威。沿途军警密布，如临大敌。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有不少受伤，有七八十人被捕。是日北风呼啸，寒冷刺骨，但请愿学生们精神抖擞。散会后，各校代表即集合在北大第三院，开会讨论以后的行动，并决定即日起罢课。因军警压制请愿学生，并擅捕学生，击伤学生，引起学生愤慨，拟联合全国各地学生，扩大此救国运动，以再接再厉，取得最后胜利。

　　“一二.九”运动后，又有两次大游行，是这次运动的延续。受北平学生运动影响，上海、南京等地也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

　　看一组当年拍摄的老照片

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黄敬在电车上演说

北平学生请愿运动，事前当局已有所闻，帮严加防范，如临大敌

游行队伍

北平南下请愿学生团出发

被捕的学生代表

　　西直门演讲的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

 

　　一二九学生运动背景

　　1933年1月1日日军占领热河，1933年4月15日日军进犯河北，1935年5月29日《何梅协定》签订，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1935年11月24日冀东、内蒙脱离中央，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主权丧失。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北平学生“一二.九”救国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北平的学生，向来走在救国运动的前列，“五四”运动如此，抗战民族危亡时刻也如此。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为“五四”以来最大的学生运动，同样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之后西安事变发生，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学生自发还是中共策划领导下的?长期以来讳莫如深。在1995年全国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之际，《北京日报》发表谷景生(当年“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的纪念文章《一二.九与党的领导》，被多家媒体转载，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很多学者开始对这段历史重新研究。

　　据《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等研究文献，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北平成立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李常青为特派员，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学生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壮大抗日统一战线，并成立了半公开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

　　由学联出面，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学生请愿活动的原则、方法和请愿路线，都由北平临时市委进行周密的部署的，比如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也是谷景生和彭涛等人商议拟定的。在其后的“一二一六”大游行中，临委策划了讲演及撤退计划，让有口才的黄敬在游行队伍到天桥汇集后，跳到电车上演说。他讲完后，就由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他回到队伍中。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这么来的。黄敬是共产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当时以学生的身份在北大学习。

　　胡适曾经力劝学生好好学习

　　当时的北大，学生们无心上课，高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越是危难时刻，学生越该静心读书，先“把自己铸造成器”，然后才能谈救国。

　　他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城里造城外的谣言，城外造城里的谣言!可怜!”他写作《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一文(载于1935年12月15日天津《大公报》)，肯定学生们 “血气方刚”之“壮举”，但规劝学生回校学习，不要以罢课对抗政府。他同时指责“少数人”散布“谣言”对学生罢课的鼓动，认为是一种“浅薄的煽惑”，而广大学生 “轻信”“盲动”“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

　　大势所趋，胡适也无能为力

　　1935年最后一天，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这天下午，蒋梦麟主持全校大会，讨论“复课”与“放假”问题。到会者只有600人，主张复课者寥寥。胡适重提“要在敌人威胁之下照常读书”，下面嘘声一片，有人甚至骂他“汉奸”。胡适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但在当时的气氛下，血气方刚的学生们是听不进他的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