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记忆】珞珈学子成为救亡运动先锋
来源：武大新闻网   2024-09-21 11:35:21

　　武大的青年学生一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侵略军在中华大地横行时，他们再次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亡的壮歌。

　　救亡活动的先声

　　1931年9月18日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东北迅速沦陷。

　　一向具有爱国传统的武大青年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强烈要求校务委员会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敦促国联依照制裁公约，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10月2日，武大学生成立了武大抗日救国会，决定出版抗日刊物，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义勇军”从事实际的救亡运动。会后不久，武大500名师生到国民党武汉行营请愿，要求发给武器，以备抗日。1932年9月，他们签名发誓，坚拒购买日货，还开展了募捐活动。1931至1933年，他们共募捐现款3600元，棉背心1016件，毛巾1300条。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学生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团结起来，学生陈宽、叶君健、李厚生(李锐)、郭佩珊、石秀夫、魏泽同、曾昭正等组织了各种同乡会、读书会。他们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以及《救国时报》、《大众生活》、《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他们为救亡而展开的各种活动，为“一二九”运动在武汉的展开，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危急时的呐喊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退让，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向华北进逼。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救亡运动。

　　消息传来，武大的青年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工学院机械系学生李厚生，收到一封从北平辅仁大学寄来关于“一二九”运动情况通报的信，立即将信写成大字报公布于众。大字报贴在文学院(现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墙上。在旁边挂上一把菜刀，旁边贴着纸条：“撕掉者以汉奸论处!”。12月17日，李厚生、郭佩珊、石秀夫等以工学院机械系二年级全体学生的名义，向教师发去信函，希望能够联手教师共同抗日。

　　在武大青年抗日活动的影响下，武汉各校的青年学生们联合起来，达成成立共同抗日组织统一领导全市学生运动的共识。 12月17日 ，武汉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等53所学校共120余名代表，在私立华中大学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江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决定12月20日举行三镇学生联合大游行，到汉口日租界去示威。武汉大学此时实际负责游行工作的是李厚生、郭佩珊、潘乃滨等人。他们安排李声震、魏同泽等人去汉口做准备，迎接从武昌游行过来的学生。李厚生将自己的床单、被单做成袖章、横幅，等待游行的开始。

　　12月20日凌晨6时，在李厚生、王前、汤钦训、潘基质、林祥威、张中翦等人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学生们乘民船到达汉口的江汉关。由于宪兵、警察的阻拦，三镇学生未能汇合。21日学生请愿使用轮渡，湖北省政府迫于压力答应。22日，三镇学生经过几番周折终于会合，便立即展开游行，为23日的大规模游行奠定了基础。23日，武昌各校的学生8000余人，迅速从汉阳门码头分乘四轮到达王家巷码头与等待在这里的汉口一万余人会合。然后沿交通路、江汉路行进，到三民路孙中山像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市民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学生队伍很快到达租界，高呼口号：“打倒倭寇!”“日本鬼子滚回去!”表达了学生们不畏强敌，誓死爱国的决心。

　　救亡运动的曲折

　　日益高涨的武汉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者的不安，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学生运动的发展。于是，学校里有了复兴社分子、CC分子的活动身影。因此，直至“七七”事变爆发，武大学生运动进入了曲折发展阶段。

　　然而，学生们的革命活动仍在继续。进步学生成立了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王前选为总干事，李厚生、石秀夫、潘乃滨、魏同泽、李汝俊、谢文耀等选为干事，继续领导学生运动。之后，李厚生主编出版了会刊《救中国》。同时成立了战时经济、国防化学、救亡教育、中日问题、军事无线电等各种研究会，聘请相关领域教授指导。

　　为了进一步扩大救亡运动的影响，武大学生救国会决定开展更广泛的宣传活动，走进工厂、农村。1936年4月1日，有武大学生参与的“武汉学联扩大宣传团”，向鄂城葛店镇进发，一路向村民宣讲国家形势，还在街头村尾张贴标语，举行通俗易懂的演唱会，使沉寂的乡村出现了生机。他们在葛店活动一周后返回。葛店宣传周活动，引起了政府的恐惧。4月8日，湖北省政府和武江警备司令部通令，要武汉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带领该校学联代表前来华中大学开会。会议强令解散武汉市学联，从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从此，武汉学联转入地下。

　　正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派人前来领导武汉学运，使遭受挫折的武汉学运又活跃起来。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1936年上半年，武汉大学的一批学生又秘密进行了组织，李厚生、郭佩珊、石秀夫、谢文耀、刘西尧(刘锡尧)等人，组织成立了“九·一八公社”，由郭佩珊、李汝俊负责。1936年秋天，朱九思、万国瑞、姚树森等考入武汉大学，壮大了革命队伍。9月，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在化学系实验室秘密成立，青年教师刘彝凉、蒋文骥、唐世博及学生李厚生、郭佩珊、石秀夫等参加会议。郭佩珊、谢文耀、魏泽同、姚树森被选为负责人。青年救国团的成立，为武大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群众、思想及组织基础。

　　青年救国团成立后，首先要求改选学生救国会，以补充新的血液。经过姚树森、李厚生等人的活动。经过选举，学生救国会的十几位干事，大部分为青年救国团成员。祝映璜、郭佩珊被选为总干事。

　　学生救国会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它们不断派人在校内寻衅滋事。1936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张公甫来校插班，经常对学生救国会的同学进行挑衅。一次，张公甫与学生救国会的干事鲍光华因政见不同，发生争执，鲍光华因人高马大将张公甫痛打了一顿。国民党政府借题发挥，要求严惩打人学生。迫于压力，王星拱校长不得不将鲍光华开除。

　　为使救亡运动持久深入，武大学生救国会组织了时事座谈会、歌咏队、话剧团等学生组织。李厚生主编的《救亡壁报》，内容短小精悍、丰富多彩。潘乃斌、钱祝华主编的《武大学生》由生活书店公开出版。歌咏队在理学院的阶梯教室唱响一首首救亡之歌，其中《五月的鲜花》最为动人。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如今的东北沦亡了七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煎熬，失掉自由更失掉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怒恨，我们期待着一声怒吼，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拳头。震天的吼声惊起不幸的一群，一起挥动拳头。”

　　1936年11月，武汉秘密学联在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领导下成立。武汉大学的李厚生、万国瑞参加会议，李厚生还主持了会议。会议决定出版秘密刊物《武汉学联》，李厚生、万国瑞负责该项工作。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1周年，武大的学生在学生饭厅举行了纪念活动，魏泽同主持会议，郭佩珊作了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工作报告。其他学生也份份上台演讲，宣传抗日。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武大的学生公开予以庆祝，李厚生、潘乃斌主编的《救亡壁报》，及时报道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

　　全面抗战后的奋斗

　　“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武大的青年学生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8日，武大学生救国团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平已经绝望，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不久，成立了“抗日问题研究会”。9月，董必武、郭述申、陶铸等来到武汉。10月，他们以武大“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会”为基础，发展了刘西尧、朱九思、潘乃斌等一批同学加入共产党。

　　1937年12月28日，青年救国团在武昌成立，武汉大学早在1936年就建立了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这时成为青教团的一个分团。郭佩珊、朱九思参加了成立大会。谢文耀成为青年救国团训练部门负责人。1938年3月25日，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口中山路总商会大礼堂开幕，武汉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武大抗研会两个单位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周恩来、董必武、陈诚、冯玉祥等国共要人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当日军步步向武汉逼近的时候，武大的不少学生纷纷奔赴抗日的各个战场。1937年，周继颐、汤钦训、朱九思入党后去了延安。1937年12月，潘乃斌、王晓云、聂之俊、谢文耀、鲍光宗、顾大椿等去了陶铸在应城汤池创办的训练班学习。刘西尧、李声振、曹诚一等去了方毅在黄安七里坪创办的训练班学习。李汝俊、郭佩珊先后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万国瑞、李厚生先后去了北平寻找党组织。

　　纵观武大青年学生们的上述活动，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先锋和主力军的作用，对于唤醒民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前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应为后人铭记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