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抗日救亡风云录
来源：光明日报   2016-06-02 11:36:14

“一二·九”当天，北平爱国学生在新华门前，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20多年前，我结识了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和他的妻子孔祥瑛，意外地得知他们相识在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里，一二·九运动是他们的媒人。我把这段历史写进了报告文学《钱伟长》，从1995年元旦开始在《科技日报》连载。当时科技部的部长朱丽兰看到拙作后，每天细心地剪下报纸，攒成厚厚的一沓，亲手送到钱伟长手里。钱伟长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兴奋地像个孩子。从此，一二·九运动这粒种子就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田。

最近，我系统地采访北平抗战，发现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是北平抗战的一大亮点。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亲历者、地下党员王若君和知情人刘铁城，走访了运动的亲历者金肇野和吴涛的亲属。中国大学原校友会负责人刘铁城还亲自给我画了北大一二三院在一二·九运动时的方位图。20多年前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那粒种子发芽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在我的心里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亲爱的读者，我将用作家的笔如实地告诉您我所知道的故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北的侵略，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和二市（北平、天津）脱离祖国独立，华北沦亡迫在眉睫。

北平的青年学生对华北危亡有切身感受，勇敢地冲在第一线。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周小舟、彭涛及中共河北省委驻北平特派员李长清等人领导下，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宋黎等人积极组织指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北平地下党催生一二·九运动

北平抗战，一二·九运动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大学是北平学生抗日运动的基地，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成立，机关设于北平女一中。此时，北平地下党力量逐渐壮大，积极发动群众，是一二·九运动的催生婆。北平学联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通过各高校的学生会酝酿更大规模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5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的策划会在燕京大学召开，与会者有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女一中的代表。

1935年12月9日的清晨，北平的街道上寒风刺骨，冷冷清清，行人戴着棉帽，裹着棉袄、棉裤，蹬着棉鞋行色匆匆。北平一片肃杀之气，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打着哈欠刚刚上岗。突然，从缸瓦市一带的小胡同里冲出了一队打着横幅的学生，这是中国大学学生领袖、共产党员董毓华、白乙化率领的队伍，他们头戴礼帽、围着围脖，身穿长衫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接着，同学们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由北向南行进，董毓华和白乙化走在最前列，董毓华高呼口号，白乙化手举中国大学校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100多名学生边走边散发传单。警察前来阻挡，董毓华指着中国大学的校旗说：“我们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为了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日本出兵华北，不愿当亡国奴，我们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军委北平分会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我们这是救亡的正常行为，请放我们过去。”

警察执意不肯，董毓华与地下党交通员联系后发布命令：“目的地是新华门，路遇阻拦可以化整为零，不一定保持队形。”

队伍立刻分散开来，警察首尾难以兼顾，走到府右街南口，董毓华看到警察林立，就与白乙化等人迎着警察走去，说想通过这个路口到新华门，交涉未果，董毓华和白乙化指挥同学们三人一组分散行动。学生们一分散警察就抓瞎了，群龙无首，不知如何应对，中国大学的学生绕道穿过胡同率先抵达新华门。就在这时，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过来了，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东北大学、女一中、艺文中学、镜湖中学等学校的学生按照预定时间陆续抵达新华门。中国大学的学生之所以能够冲破军警封锁线，在请愿队伍中最早抵达新华门，一是因为地利之便，他们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离新华门最近，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因警察关闭西直门城门被堵在了城外。二是因为中国大学有一批爱国教授，经常向学生宣传抗日思想，中国大学的师生中有33名烈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仅有的70名党员中，中国大学就有10名，进步势力影响深远。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中，中国大学的黄松龄、吴承仕、张申府、董毓华、黄诚、史立德和白乙化都是组织者和领导人，中国大学的33名烈士中，有11人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

2000多名学生聚集在中南海门口要求何应钦出来接见请愿学生代表，当面向他递交请愿书，向国民党北平当局和平请愿。然而新华门戒备森严，何应钦不露面，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派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应付。侯成说何应钦去了西山，他一定会向其转达学生的意见，请各校学生立即回校好好读书。此刻，武装摩托警察已将学生们团团围住，强迫学生回校。

与此同时，传来东北大学的学生在西直门大街同警察发生冲突，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被警察拦截在西直门外的消息。董毓华、宋黎、史立德等人当机立断，决定改请愿为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指挥部决定游行队伍以回校为名离开新华门，沿西长安街，经过西单、西四牌楼，转向沙滩，然后到天安门集合。

学生们从新华门向西走去，警察尾随着学生，不断用皮带抽打他们，同学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华北自治”“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口号。白乙化和一位同学一道举着横幅，走在游行队伍前列，走到六部口时，遭到武装警察毒打。大刀队骑车而来，下车不分青红皂白就用刀背砍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消防车也来了，高压水龙头向学生射来，水很快就冻成冰。学生们却挽着手臂迎着水龙头前进。遭到军警镇压后，同伴扔掉横幅，白乙化打倒了几个军警，继续举起横幅，率领同学们迎着警棍、大刀和皮鞭前进。

同学们沿着西长安街进入西单、西四，边走边呼喊口号，走到护国寺时，从辅仁大学冲出约500名学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他们继续向沙滩走，边走边喊：“北大恢复‘五四’精神”。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三个院，一院在景山东街，二院在沙滩北街，三院在北河沿，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极富鼓动性，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黄敬带头参加游行，接着北大又冲出来200多名学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大家八路纵队，手挽手、肩并肩向东交民巷前进。据中国大学学生甘一飞回忆，他们到达新华门时已有2000多名学生，游行中加上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后达到3000人，沿途不断有社会各界人士加入游行队伍，最后参加游行的勇士达到一万人。董毓华急中生智让大家向王府井走，把学生分成若干演讲小队，向市民宣传抗日。队伍走到王府井时，从王府井南口到八面槽挤满了人，大批警察开始用自行车堵截，皮带抽打，水龙头冲袭。董毓华机智地夺过水龙头喷向警察。同时秘传口令将游行队伍化整为零，再到北大三院操场集合。

在北大三院，北平学联主席团宣布：一、通电全国，要求各地各界响应一二·九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二、宣布北平大学、中学从明日起开始罢课，以示抗日救国运动之决心；三、抗议当局无理镇压学运，要求抗日救亡集会结社之自由。

中国大学逸仙堂的血衣展览

一二·九运动，表面上看是北平学生在游行示威，其实幕后推手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12月16日成立，中共北平地下党将计就计，决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发动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北平学联成立了游行示威指挥部，做了严密部署。1935年12月16日，北平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示威游行，一万多名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再次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师范大学、第三中学等学校组成；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求实中学、贝满女子中学、两吉中学、河北高中、竞存中学、精业中学、温泉中学等学校组成；城外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学校和弘达中学二院等学校组成第四大队；董毓华和白乙化率领中国大学学生从学校西花园跳墙，接应弘达中学一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作为第二大队向预定集合地点天桥进发。遭军警、宪兵多次阻拦后，他们指挥学生化整为零，全部安全到达天桥，参加了抗日大示威。白乙化以勇猛无畏赢得“虎将”称号。首先出现在天桥集合地点的是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一中、东北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北京大学学生突围遭到军警殴打，女二中学生翁燕娟（国民党秘书长翁文灏之女）被刀砍伤。各校学生赶到天桥集合，从天桥向正阳门进发，在正阳门前召开了全市人民群众大会，强烈要求：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二、组织民众、工农兵学商共同抗日；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四、反对华北自治。大会决定到六国饭店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从西便门冲入城内，向天桥进发，他们走到珠市口时，刚巧其他各校学生从天桥游行到这里，两支队伍汇合成大军，沿着前门大街向东交民巷前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在一二·一六运动中，黄敬攀在电车上向群众演讲，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大学的宋黎在旁边望风，积极宣传抗日。这次抗日游行示威队伍比一二·九那天更加壮观，堵塞了交通，致电车停运。到达前门时，学生们遭到军警鸣枪堵截和刀砍，被迫在前门外广场上召开了大会，接着游行示威，直到晚上学生们才返校，途中又遭军警毒打。董毓华（王仲华）、黄诚、白乙化、史立德、甘一飞、吴文启（吴涛）、朱其文、王波等中国大学学生同时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一二·一六运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中，许多爱国学生被打伤，仅中国大学就有100多人受伤。为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行，北平学联决定在中国大学举办受伤学生血衣展，中国大学的地下党员与北平各校联络，举办展览。

1935年12月22日早晨，北平的气温只有零下5度，8点钟，北平各校代表来到中国大学的礼堂逸仙堂，只见墙上挂满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中学生游行的照片，最吸引人的是西长安街的照片，学生们和水龙头、大刀搏斗，照片拍摄得非常真实。在礼堂的后墙上，钉了一排钉子，每个钉子上挂着一件血衣，血迹是同学们在游行中遭到刀砍、木棒袭击流血染红的。在血衣上方，悬挂着白乙化书写的“血淋淋铁的事实”的横幅。讲台前放了一张病床，床上躺着参加一二·九运动当天被大刀刺中没有痊愈的女学生翁燕娟。

几十名受伤的同学架着双拐、头缠纱布进入会场，有的同学当场脱掉衣服，展示身上的条条鞭痕。100多件血衣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讨法西斯暴行！”“为被打伤的同学报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集会，这个集会是北平学联的创意，并委托中国大学学生会负责组织。董毓华和白乙化是中国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他们组织同学到各学校和医院征集血衣，走访受伤同学的家长，100多件血衣拿到了中国大学，使集会显得肃穆庄严，那些被挡在城外没能参加游行的学校代表看了血衣和照片，尤其是看到翁燕娟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都要惨遭毒手，全场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董毓华代表北平学联向大会介绍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情况，他从华北形势讲起，条理清晰地谈到了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那天还有外国记者在场，董毓华要求外国记者声援北平学生，同时要求所有的参会者宣传这次会议的精神。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不怕流血牺牲，要坚持不懈地把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

董毓华的报告不仅在中国大学学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北平各校学生代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多的学生团结在学生会周围，使中国大学长期成为北平城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据点。

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团沿途播撒抗日火种

北平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如火如荼，使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何应钦感到震惊，采取措施釜底抽薪，他下令让北平学生提前放假妄图使学生运动瘫痪。共产党偏偏要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吸收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骨干分子参加，把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农村点燃。真是将计就计，你不提前放假我还不好停课去农村发动群众，你一提前放假可给爱国学生提供了方便。姚依林派中国大学学生甘一飞到天津北洋工学院土木系送信，要天津学生配合南下宣传团活动。

1935年12月底，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北平学联主席、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董毓华和东北大学的宋黎、北平师范大学的江明一道担任“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总指挥。姚依林在中国大学组织南下宣传团向南京政府请愿，董毓华和白乙化熟悉中国大学的环境，时刻掩护姚依林出入中国大学，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由北平学生组成的200多人的抗日救亡“南下请愿示威团”，从正阳门东车站出发，准备到南京示威。大部分南下宣传团的学生需要步行。1936年1月一个沾满露珠的新鲜的黎明，苏醒的太阳像一只刚出蛋壳的小鸡，浑身上下泛着毛茸茸的光晕，南下宣传团开始从北平出发，风餐露宿，由北平经南苑、黄村来到河北固安、任丘、雄县、霸县、保定等地，运用歌咏、活报剧等形式与农民和小学教师联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快到保定时，北平学联听说国民党当局在宣传团回到北平车站时要逮捕彭涛，姚依林立刻派甘一飞到保定找宣传团，让彭涛在长辛店下车。

他们一路向南，步行700多华里，历时20多天，沿途播撒抗日种子。正是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同学们深深感到光是北平学生有抗日觉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必须发动农民，农民的觉醒才是抗日队伍的坚强后盾。南下宣传团密切了北平青年学生与农民的关系，酝酿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的成立。南下宣传团除了步行的，还有骑自行车的学生，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亲口告诉我他曾和21位学友一道组成自行车队，从北平骑车南下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扣押。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在他们的影响下，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后，在清华大学公开张贴启事，宣布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1日，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很多爱国青年都是“民先队”成员，后来在胡宗南身边卧底的我党优秀谍报干部熊向晖当年是清华大学“民先队”的负责人；钱伟长也在南下宣传队返回后，与自行车队队友一道加入了民先队。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北平学生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中，走在了全国学生的前列，这是北平学生的骄傲，也是北平人民的骄傲。北平人民在抗战年代发出了正义的吼声。

（作者为报告文学作家，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孙晶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