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故都北平,爆发了一场学生爱国运动。六七千名大中学生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冒着反动军警的水龙、警棍,冲上街头,向国民党当局请原,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此为起点,一场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展开。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三十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一再退让,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鲸吞东三省、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后,一九三三年初派兵侵占热河,并越过长城线,直逼平津城下。在强敌侵入内地的情势下,南京政府再次屈膝妥协,于五月三十一日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军退回长城线,但南京政府“间接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使冀东成为中国不能行使主权而日本却可用飞机侦察和“其他方法”进行活动的“非战区”。
一九三五年夏,日本侵略者更悍然发动华北事变。它以天津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长支持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为借口,于五月二十九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从华北撤出东北军、中央军和党兵三团,撤消国民党党部;严惩杀人者,赔偿被害人损失;解散排日团体,取缔排日教育;河北省政府从天津遣往保定,等等。六月十一日,日方送来“党书”,详细列出了日本提出的各项要求,并要求何应钦(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代表蒋介石,高桥坦(日本驻北平武官)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分别在“觉书”上签字。在日本武力恫吓下,蒋介石又一次妥协退让,何应钦七月六日覆信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这就是史家所说的《何梅协定》。
当夜,两个师的中央军队由北平南撤汉口。在察哈两方面,日本侵略者以中国驻军会一度逮捕两名日本特务为借口,强迫中国当局于六月二十七日与其签订《秦土协定》,主要内容有保证日人在察省自由来往,取消察省的国民党政权,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全部撤离察哈两,察省主席撤职等。总之,到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国民党的军政力量已被撵出冀察两省。
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又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晋、绥、鲁五省正式脱离中国版图,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六月二十七日,它嗾使汉奸白坚武率钱甲车队炮击北平丰台;十月二十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策动香河暴动,企图成立“自治政府”;十一月二十五日,几百名流氓在日人唆使下在天津围攻中国机关,驻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说这是华北民众“要求自治”,警告中国当局不许用“武力镇厌”。同一天,汉奸殷汝耕认贼作父,在通县挂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招牌,把冀东“非战区”二十二县作为辖区,宣布脱离中央,实行“防共自治”。与此同时,大批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集结,以武力相威胁。为迎合日本的“华北特殊化”要求,南京政府撤消了北平军分会,华惫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冀察和平津置于中国一般行政区之外,实行自治性管辖。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北平学生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鼓舞下,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十二月九日,北平六七千名大中学生行动起来。城内各校学生突破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和拦阻,聚集到新华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国民党当局请原。由于学生们的爱国正义要求遭到拒绝,他们义愤填膺,开始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走到王府井南口时,反动军警用大刀、水龙、木棍、皮鞭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当天,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城外的学生队伍被阻于城门之外。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一面与守城的军警作斗争,一面向群众进行抗日爱国宣传。第二天,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
十二月十六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这一天,一万多名北平学生冲破敌人的包围袭击,与手持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反动军警多次搏门,胜利会师天桥。在这里举行的有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与会群众热血沸腾,一致要求: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组织民众,工农兵学商共同抗日;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华北自治。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动当局对爱国学生再次进行镇压,当天被捕的有二三十人,受伤的近四百人。由于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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