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陈潭秋在莫斯科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多维思考
来源：《新疆党史》    2017-11-28 14:10:47

　　一、关于运动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全国各地学生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更加激化了这一矛盾。时评“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陈潭秋虽然当时身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①，但对这次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发展前途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发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占领华北(成立傀儡式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节节退让，中国正处在由半殖民地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千钧一发的危机的时候;发生于南京政府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严厉禁止反日运动的时期;发生于全国民众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一致迫切要求‘救亡图存’的时候;发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提出组织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以后。”因而，一二九学生运动相比之前的学生运动“更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它将在中国救亡运动史上写下最光荣的一页”。

　　二、关于运动的意义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内各地不断爆发反日运动，局部地区武装抗日也已发生，但这些都没有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运动，陈潭秋认为一二九学生运动恰恰是中国民众在民族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不甘国民政府“睦邻”布告和“反日”禁令而爆发的民族解放斗争性质的爱国运动，是爱国学生在“上海战争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的第一个当头痛击”，它为即将到来的全中国广大民众武装抗日救国战争拉开了序幕，并带有“全民运动”的性质。

　　三、关于运动面临的困难

　　陈潭秋是五四运动培养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有着丰富的从事学生运动的斗争经验。他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初，即看到此次运动“不能不使日本强盗担忧，不能不使卖国贼丧胆，不能不使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这次学生运动”，他提醒青年学生务必要充分注意来自四个方面的困难。

　　第一是欺骗。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曾经数次提出一些欺骗的口号，可最终还是被事实所揭穿。蒋介石所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纯属一套自欺欺人同时又愚弄人民的障眼法。1935年10月、11月“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相继成立即是对其“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的无情嘲弄。广大爱国学生对教育部1936年1月召集的中学以上校长及学生代表会议的抵制，即说明仅依靠欺骗的办法，已经很难生效。

　　第二是分散。国民党当局针对学生的特点，采取提前放假和延期收假来分散学生，企图削弱学生运动的社会影响面。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山东、河南等地都先后采用这种办法以“避免救国运动的扩大”。但结果适得其反，“北平学校提前放假，学校停止伙食，许多学生不愿归家，满街觅食，继续爱国运动;许多地方学生会决议，在假期中回家学生进行农村运动，唤醒民众，一致救亡”。这说明国民党当局所采取的分散的办法，不但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避免爱国运动的扩大”。反而将这一运动实际扩大和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了。

　　第三是分裂。在这次学生运动中，宋哲元、吴铁城告学生书中都说：“有阴谋家利用学生运动”，中央社说：“上海学生运动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从中捣乱”，或是说学生受少数人的压迫等等。利用运动中学生阶级成分复杂——由地主到工人阶级都有;宗教信仰不同——教会学生与非教会学生;以及政治思想分歧——比如说奉行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等;——从中挑拨离间，使学生互相对立，甚至发生内讧，由分裂学生来破坏学生运动。但一二九运动消除了过去那种教会学生与非教会学生的对立现象，消除了过去那种争意气、闹派别的现象，学生们有了比较整齐的步骤和一致的主张。学生群众已经在过去失败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特别是在亡国灭种的惨痛现实前不断警醒自己，已经觉悟到没有内部的一致就不可能战胜凶恶的敌人。国民党当局分裂的手腕也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第四是屠杀和压迫。这次学生运动在开始的时候，虽然宋哲元用了快枪、警棍、水龙头来对待学生，而其他地方(如沪、汉、京、粤等地)为了欺骗群众控制运动起见，暂时还没有拿出看家本领来，反而假惺惺表示其爱护学生运动的丑戏(如吴铁城等)，然而一到了运动开展，他们控制不了的时候，马上就板起面孔，张开血盆大口来吞噬这些爱国青年(自然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与鼓励，更增强了他们的决心)。所以在平津宋哲元借口“共产党希图暴动”，继续不断地杀伤和拘捕学生;在山东则武装押解学生回籍;吴铁城则假借“不逞之徒想利用青年，酿成祸变”而用铁甲车囚禁赴京请愿学生回校;陈济棠更大演其流血惨案;在上海、南京、汉口三大城市，则以“维持秩序，防止共党扰乱”的理由宣布戒严，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和散发宣传品。这样的行径不但没有能够压平学生，反而使学生更坚决地奋斗;用“反共”作借口来屠杀学生，不但没有取得社会的同情，反而激起社会更大的愤怒。

　　四、关于运动的目的与实现方法

　　陈潭秋针对当时社会舆论中对一二九运动目的的一些错误认识进行了反驳，指出很多舆论都是不了解学生运动的目标，而发出的近乎近视的观察。以阶段性的运动成果当作学生运动的最终目标，无视学生运动已经政治化的现实，通过指出学生运动所谓的“目标”，自觉不自觉地降低学生运动的意义和缩小它的范围。他认为一二九运动的真正目的在于“救亡”，总括起来就是：(一)要求出兵讨逆与实力抗日;(二)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三)要求保障民主自由。这些是全国一致的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实现救亡的最初步要求。救亡的真正目的是武装抗日收回失地，达到国家的完全独立与民族的彻底解放。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基本问题：

　　1、要有巩固的团结与一致的步骤。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在北平学生发动与领导下，已经普遍到全国的范围，而且一致拥护北平学生所提出的要求条件，各地学生不断进行和加强各自的组织——如北方的学生联合会办事处，武汉三镇的学生救国联合会，及各地学生救国联合会等。但当务之急还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动员参加运动的教会学校学生联络所有教会学校的学生，把他们都吸收到这次运动中来。二是由回家的学生分途进行宣传，把这次运动更加广泛地扩大到全国所有较小的城市和乡村中的中小学去。三是要更加特别注意防备敌人的分裂和破坏的阴谋。陈潭秋已然清醒认识到学生中阶级成分的复杂与政治派别的分歧，是学生运动的一大弱点，如果这些弱点不设法补救，再加上敌人的挑拨离间，则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就难保不发生分裂和破坏，特别是其中与日寇和卖国贼有关系的成分，更易发生动摇和叛变。为此必须首要在学生内部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不分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就抗日救国这个最高原则达成共识，至于过去彼此间的嫌隙和小的意见上的分歧，彼此都应站在“御侮”的立场上，互相让步，互相谅解，或直接以公开的民主的方式求得解决和一致。对于那些甘心做敌人奸细，公然破坏运动的少数分子，则应给予无情的打击，揭破他们的奸谋诡诈，要使他们成为群众的公敌，再不必施行其破坏伎俩。

　　2、要有灵活的策略与正确的口号。陈潭秋觉得过去的学生运动多半是采取罢课、示威、请愿，与军警流血冲突，这几步简单的步骤，结果使得学生中的领袖分子与坚强干部，大批被杀、受伤、被捕，群众也因之解体，运动随之消沉下去;同时要检讨过去所提的口号，是不是过高和过早的口号，这种口号在运动的初期还未必能获得广大群众的了解和接受，反而成为当局压迫运动的借口，结果使运动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很快地被压迫下去。一二九运动所提出的口号是全国一致的要求，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使得当局也无法直接用来作为压迫的借口。在具体策略上，一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公开的场合来开展学生运动，要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来使全国民众更加清楚了解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真相。二是要考虑采取长期坚持斗争，一方面经常有一部分学生(或用轮流的办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和帮助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派代表与各界发生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复课，上课的内容则应当改变，要着重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各方面侵略中国的事实，要研究中国政府屈辱外交的事实及原因，特别要研究抗日救国的实际办法，要学习军事，要学习与抗日救国有关系的各种知识。

　　3、要进行武装抗日的要求与准备。抗日救国不是空口白说的事，不是赤手空拳所能做到的事，务必要动员全国武装力量和武装全国民众才能做到。一二九学生运动要向这方面努力。男女学生仅仅学习军事和看护知识远远不够，必须(一)向政府要求发给枪支，武装起来组建学生救国军;(二)要求政府武装全国民众，立即作抗日的军事动员;(三)各地学生还应直接地派代表或用电报、书函向各军事机关及地方驻军官长呼吁，督促他们实现民众的要求，从内战上撤下来，履行他们御侮卫国的神圣职责。

　　4、要进行基本群众的发动和组织。抗日救国是伟大的全民的事业，仅靠学生绝对不能完成，必须动员全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民众，组织反日的全民统一战线，特别是要动员最广大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队伍——广大的工农群众。这次学生运动，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他们向外界要求援助，组织了宣传队到工人市民中去宣传，北平步行南下学生，决定沿途宣传和组织民众，以及许多地方学生会均有“假期中回家学生进行农村运动”的决议。但是虽然目前各大城市的工人(上海、武汉、广州、镇江等地)，某些地方的农民，上海十四法团以及九十三个同业工会都已经积极起来响应，但是学生们还没有把这项工作看作是最中心的基本任务。另外，当前军队中的工作，还没有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军队是抗日救国的实在和直接的力量，只有发动他们，才能最有力最快的实现“停止内战，对日作战”的口号，这是今后学生运动应该特别着重注意的，应当是与发动工农商界同时并重甚至更重要的工作。

　　五四运动肇始，学生运动已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中的一个有力因素。五四运动过后中国日益深重的国难现实，以及国人所期待的建立以民主自由为导向的“新型社会”迟迟难以实现，共同构成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学生运动也成为社会激进变革运动的折射。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学生运动愈发受到国民党当局压制。1930年国民党的训练部取缔了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其严格管理。中日冲突爆发后，学生更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学生一直是这个国家最热心的爱国群体之一。在1931～1932年和以后在1935～1936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国民党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这些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1]。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学生运动，同学生日益疏远，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很多人日后变成了共产党员，从而也壮大了中国共产党中知识分子的力量。

　　陈潭秋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对于“学生运动”这一政治形态的优势与“短板”极为了解，为积极引导学生运动为党的阶段目标和中心任务服务，他在莫斯科期间即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一二九运动进行了深刻思考，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这些最终和革命实践本身一道成为党日后指导学生运动的宝贵经验。

　　回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这个途径，摧毁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将新的阶级引入政治，建立起一个与以往根本不同的观念形态和社会基础上的新政权”。[2]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看清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类似“细胞与细胞核”的本质，在不断加强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打开与不同社会集群交流的通道，以持续不竭的“脉冲”轰击反动政权这一“细胞核”，加速其“裂变”分解，并同时通过三大运动推动各主要社会集群互相联动，以催化推进社会革命“聚变”，夺取革命胜利的总目标。

　　① 张祺：《良师益友——忆潭秋同志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参见《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① ② 〔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