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1）
来源：三亿文库   2017-11-28 14:14:53

　　1935年末，在祖国濒临危亡之际，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场运动和运动中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对推动抗战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战，起过巨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空前的光辉发展。这场运动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示威，中经成立骨干组织民先队，到“三三一”反压迫的抬棺大游行，这是发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正确政策，到抗战爆发，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军政和社会各界共同抗日的第二阶段;从北平沦陷后平津学联和民先队组织学生参加敌后抗战和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8年国民党政府镇压群众运动，运动改变发展策略，这是第三阶段。把“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人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5年秋，对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是生存还是死亡的”时节。四年前的1931年，当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手令，不但使东北三千里江山沦陷敌手，而且使正值初生牛犊的张学良少帅，至今还背有有负国家的愧疚。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踵陆军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当十九路军孤军浴血奋战时，国民政府却发表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错误主张。以当时的局面而言，一面抵抗的这一“面”，实际是大而无当的外交辞令，而一面交涉的这一“面”，却做得很好：5月，国民政府即同日本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的签署，无疑使在关外虎视眈眈、准备越过长城的日本陆军更加有恃无恐。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后，即向张北的长城各口进攻。守卫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的爱国热情，却被蒋介石的“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命令所扼杀。5月下旬，日军越过长城，北平、天津陷入日军包围之中。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依然妥协。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7月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给日本控制华北和平、津打开了方便之门。1935年11月，国民党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也加快了搞“华北特殊化”的步骤，北平已处在沦亡的边缘。

　　国土沦丧的局面，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心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号召全国人民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在挥师北上抗日的同时，并表达了与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民族大义。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和主张，在寻求抗日救亡之路的广大人民群众中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地处国防前线北平、具有政治敏感的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从红军的北上抗日和“八一宣言”中，不但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而且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

　　1935年夏秋，华北地区发生了黄河大水灾。9月，北平学生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清华牛荫冠、师大杜润生等同学携带捐款和抗日宣传品到灾区慰问。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各校抗日爱国活动的发展，把国民党搞垮了的学生组织，逐渐地恢复或建立起来了。

　　11月1日，燕京、清华、女一中等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表达了广大学生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宣言》中说：“‘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藉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诚以国势如此，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负责，奋起救存。”

　　在这期间，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有彭涛、谷景生、周小舟)，在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长青的直接领导下，不失时机把水灾赈济会组织转变为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是彭涛、周小舟、谷景生)，负责人有郭明秋、姚依林、董毓华、黄华、孙敬文、邹鲁风、高惠如等，统一领导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不久，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

　　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5年11月下旬，北平学联党团的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和学联的郭明秋、姚依林、董毓华、黄敬等，多次举行秘密会议。他们在认真分析了形势和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后，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1月26日，国民党行政院任命何应钦为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他们决定借此机会，向何应钦请愿，表达华北学生的抗日救国决心。

　　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评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项议案。各校代表根据议案，发动骨干分子，通过学生自治会，投入了紧张的动员准备工作。

　　清华大学当时党支部有党员蒋南翔、牛荫冠、吴承明和何凤元等，蒋南翔是书记，这是清华的领导核心。11月27日，清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学联请愿游行的提案。由于右派学生捣乱，提案未能通过。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华北就要沦亡的威胁下，12月8日，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主持大会的左派代表人物黄诚、陆璀，中派代表陈元，右派代表司徵，会前有了协商，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全体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清华原来就有合法的学生会，在此基础上又专门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并立即发表了救国宣言，说出了北平学生的心里话：“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又发通电，请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人民投身抗战。这时，学联得知“冀察政

　　务委员会”将在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后，便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救国请愿活动。

　　12月7日，学联在女一中又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会上对请愿游行的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做了具体的安排。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队进城;两支队伍在西直门汇合后，沿途再发动那些尚未行动起来的学校。

　　布置妥当后，代表们虽然热情高涨，但对游所请愿能否成功还是有点担心。当有人提出“不到八百人是否可以取消游行”时，彭涛回答说：形势到了，就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来。他提出，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要由那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首先上街，造成声势，然后就可以到进步力量较弱而又被学校当局严密控制的学校进行动员，喊他们出来参加游行。会后，各校代表把9日的行动计划带回学校，分头动员。

　　燕京大学代表黄华返校后，立即与学生自治会的同学摊开地图，研究各校向新华门进发的路线，并组织了交通队和纠察队。为了不走漏风声，在8日晚9时才敲钟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学联的决定。

　　清华也在8日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组成了队伍。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学院……也都以同样的心情，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在学联所在地的女一中，8日晚，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人又碰头，检查准备情况，并作了分工;黄敬随队伍指挥，姚依林、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和联络;游行队伍在11时到新华门请愿，此后游行到天安门汇合。

　　爱国学生的革命热情，像久被压抑的火山，在古老的北平城迸发了!

　　三、抗日救亡的风暴

　　1935年12月9日，虽然警察当局事先得知了学生游行请愿的消息，清晨就下了全城戒严令，并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在一些街道路口布置了岗哨，但是，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游行请愿的学生们还是按预定计划积极行动起来了。

　　清华在城外30里，为了能及时赶到集合地点，同学们在早晨5点多钟就起了床，沿着平绥铁路，向西直门进发。8点钟左右，清华的队伍和燕京大学的队伍汇合，在半路上还有城外的弘达中学、成达中学等100多名同学参加。但是，到了西直门却进不了城。

　　原来，在队伍到高梁桥时，北平当局根据西郊警察署长林雁宾的报告，已将西直门关闭。西直门城楼上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和二十九军的士兵。为了能与城内的请愿队伍及时汇合，学生们派出代表与军警进行交涉，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领队决定留下两个分队在西直门向居民进行抗日宣传，其余的队伍奔向阜成门，可是，阜成门也关闭了，又转到西便门，还是如此，就又返回西直门。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城区周围的居民和守城军警展开宣传，北平大学农学院的二三十位同学赶来声援，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最后，按照指挥部的决定，由清华女生陆璀站在高凳上向全体同学讲话：“我们今天请愿不成，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动来回答他们!”

　　就在清华、燕大的队伍找机会进城的时候，城内的学生已经按原定计划

　　进行了。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女一中的学生。上午10点多，一二千学生已汇集到新华门前。同学们临时推出中大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东大学生宋黎和师大学生陈泽云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到了中午，何的秘书才出来说，何眼下不在北平，学生的要求可代为转达，并说华北成立政治组织是国家的政策，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等。同学们呼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表示抗议，这位秘书只好缩回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各校代表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总指挥为东大的宋黎，路线定为先去西直门，接清华队伍入城，然后到天安门举行大会。示威队伍由中大学生带头，冲过了西单牌楼军警的第一道封锁线和西四牌楼的第二道封锁线，向前进发。这时，交通员探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军警，并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打散学生。于是，代表们决定改道东行，奔向沙滩、王府井。途中，辅仁大学刘达等100多名同学加入了队伍，到了红楼，又有敲钟临时会集起来的200多名北大学生参加。队伍越来越扩大，到王府井大街时，已超过3000人。

　　当队伍抵达王府井时，一场惨烈的搏斗开始了。军警用水龙头、大刀、木棍等喷射和砍打学生。东大的林泽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砍伤。经过长达二三十分钟的流血搏斗，赤手空拳的学生队伍还是被冲散了。指挥部当即通知学生到北大三院集合。在这里，宋黎传达了学联的意见：从10日起，全市实行总罢课，再准备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后，队伍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各自返校。

　　12月10日，北平的学生举行罢课，在罢课中，学生们首先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并展开了救亡活动。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救亡工作很活跃。清华学生会经常和燕大的学生会(主席张兆麟)组织多种形式的专题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有：“华北如有变动青年应该怎么办?”、“日本侵略华北的方式”、“《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之真相”等。

　　学生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吓坏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北平当局。宋认为学生游行罢课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即是反对他的，因此竭力压制，将警车队和保安队开进了城内外的各重要学校，随时准备逮捕爱国学生。冀察当局还将各大学校长召集在一起，商讨制止学生运动的办法，并在13日发表了《告学生书》。此后，各学校当局举行师生谈话会，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但结果却不如他们所想。当时，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在全体学生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说：“你们一去游行，清华就保不住了。你们应当爱学校。”当时就有一位学生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校，可是更爱国家。”同学们为这位学生热烈鼓掌，搞得校长很狼狈。

　　在此期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在有利的形势下，北平市学联在中共市临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和制定了举行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方案和战斗部署。在12月14日北平报纸刊登出国民政府要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发动一次大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由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指挥，另派代表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扩大影响，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响应。这次示威队伍共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大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大率领，第三大队由北大率领，城外各校组成第四大队，由清华率领，参加学生共约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