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2）
来源：三亿文库   2017-11-28 14:18:29

　　城外的清华和燕大等校学生在8点汇集到西直门，但城门紧闭，戒备森严。队伍转而到阜成门，又到西便门的铁路门，途中，平大农学院、孔德中学的学生加入队伍。面对这个铁路门，同学们怒火中烧，大家臂膀挽着臂膀，在“一、二、三”的喊声中，用集体队伍的力量，猛力撞开了紧闭的铁门。铁门一撞开，刹时鸦雀无声，接着就爆发春雷般的欢呼声。他们终于进城了。队伍到了和平门，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并接应了被包围在这里的师大同学，然后一起在珠市口与大队伍汇合。

　　关于城内的情况，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第三大队冲破军警对学校的包围圈，和附近的学校汇合成1000多人的队伍，到南长街时，遭到了军警的水龙头的喷射。一部分同学绕到军警背后将水龙割断，李俊明、朱穆之、杨雨民等，冲上去夺过水龙，反向军警喷射。这样，大队人马冲了过去，在新华门又冲破了第二道防线。虽有同学受伤，队伍还是向天桥开进。以东北大学为首的第一大队和清华、燕大的先遣队伍200多人一起，从北河沿出发，沿途联络了一些院校的同学，到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前接应师大同学突破军警阻拦时，军警用马鞭、大刀向同学们乱抽乱砍，队伍经过多次顽强抵抗，才赶往大会会场。以中国大学为首的第二大队的同学们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方式，赶往天桥。

　　11时左右，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议。

　　当清华和燕大的队伍与大队伍汇合后，这时队伍人数已有2万多人，浩浩荡荡向前门开进。到了前门，军警阻拦，无法进城，便在前门外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由师大的阎世臣担任主席，通过决议，向北平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要求对日宣战和保证不再逮捕屠杀学生。但是，会后，同学们又遭到军警的阻拦和毒打，只好分散回校。这天共有二三十人被捕，400多人受伤。

　　“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虽然遭受了残酷的打击，但北平学生冲破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响亮地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掀起了全国救亡运动的怒潮，配合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划时代的伟大革命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形势，经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除农村中工农武装革命而外)，重新进入新的革命时期。

　　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

　　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立即得到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并进而引发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洪流。

　　与北平距离很近的天津，在得到消息后，法商学院的学生党员朱纪章、郝金贵等，立即去和他们平日一起做抗日宣传工作的杨秀峰、温公健商量，组织法商的进步学生到南开、北洋去串联，决定由法商牵头，18日举行游行示威。

　　这天上午9时，各校爱国学生行动起来了。他们组成了两支大军，一支由海河南边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校组成;一支是海河北边的法商学院、北洋公学院、天津师范学院、扶轮中学、河北工业学院、震中中学等校组成。他们先到市政府请愿，遭到拒绝后，立即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破军警阻拦，沿途高呼抗日口号，散发传单，并向市民做宣传演讲。下午1时左右，队伍齐集在南开中学操场，举行全市学生大会，讨论通过了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派代表慰问北平学生、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提案，并决定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宣布从19日起全市各校总罢课。会后继续示威游行。下午5时左右，示威才告结束。

　　“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各校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迅猛发展，遭到了天津当局的镇压。24日，大批武装保安队包围了法商学院，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扩大抗日救国力量，他们决定与北平学联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朱纪章等人与北平学联取得了联系。双方经过多次商讨和酝酿，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平津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平津及华北地区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历史的上海是在17日得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的。在北平学联举行“一二一六”运动的同时，即派陈翰伯、韦毓梅、陈元等三人到上海通报情况。三人打电话找到了《大众生活》的主编邹韬奋。邹随后又介绍他们与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人见面，还领他们到各校去报告，发动群众。

　　12月17日，上海51所中学的代表100多人集会，成立了上海中学联。会上，韦毓梅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18日，80多所中学的学生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华北自治。这时，已于12月12日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筹备中的妇女救国会、职业救国会联合行动，促使被国民党政府压制的上海大学生冲破阻拦，声援北平。

　　上海离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很近，国民党对上海的大学生实行严密控制，封锁北平的消息，对学生运动采取：“消弭”、“戒备”等手段。即使如此，17日，复旦的几百人仍向上海市政府发动了请愿行动。上海当局见学生运动已经无法“消弭”，便让安插在学生中的“御用”者，采取“转变方策”的手段，主动提出在19日当晚就去游行，妄图使运动按照他们的设想草草收场。面对着这一情况，进步学生商量，如果自己不参加，就会脱离群众，还是应该参加进去做斗争，于是也都去了。虽然“御用”学生事先通知禁止喊口号，禁止唱歌，但群众的爱国热情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到下午7时，上海各大学、中学的学生汇合在一起。队伍路过汪精卫、曾仲鸣住宅时，学生们愤怒地喊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第二天凌晨3时，队伍到复旦汇合，复旦的党员和社联盟员和群众一起加入队伍，由这里出发去市政府请愿。上海当局下令熄灭路灯，并抓去了交大学生李振声等人。游行队伍摸黑在6时才到市政府。在学生们的呼喊声中，市长吴铁城只好与学生对话。同学们把写有“要求制止华北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行动”、“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出兵收复失地”的意见书交到他的手里，并逼迫他答应释放被捕的学生。之后，上海的各中学也发动了游行示威。

　　在这大好的形势下，上海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同盟和中央文委决定，在上海各界救国会筹备初步就绪的基础上，于12月24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有文化、教育、职业、妇女等各界人士和广大学生、工人群众参加的游行示威，由文总党团负责人王翰担任总指挥。

　　24日天刚亮，各学校的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即在南京路组成了4人一列的游行队伍，开始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与英国巡捕进行了搏斗后，沿浙江北路向东方图书馆进发，在东方图书馆广场上，举行了上海市民大会。这次游行以后，建立了经常性的上海各界救国指挥部。

　　在这次游行的前一天，复旦大学的学生在校体育馆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讨逆”。当同学们到了车站，登上列车后，即被军警层层包围。当天夜里，请愿学生发表了《告同胞书》，向广大群众表明时局的严峻：“国家处此危迫之秋，和平早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舍抵抗不足以救亡，唯斗争方可言立国。”并表示，“此次行动，纯为爱国情绪所驱，将以严肃之精神，整齐之步伐，抱最大牺牲之决心，努力到底，冀达救亡图存之心愿。”

　　24日早晨，上海各界及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听到消息后赶来慰问，何香凝也来到车站。她质问前来“劝说”学生的教育局长潘公展说：“学生们要抗日，是爱国的!要说坏人，坏人说是你!”这时，很多前来慰问的学生也加入了请愿队伍，人数已有3000多。

　　火车停开震动了上海市。下午，吴铁城迫于压力，答应开车送学生们去南京，暗中却在青阳港预先埋伏下大批军警，企图拦截。学生们发现了这个阴谋后，再三动员司机闯了过去。车到昆山，特务又用“枪毙”吓跑了司机。复旦和交大的三个同学便自己开着火车，慢慢行进。不料，特务们又采取了拆毁路轨等破坏手段，学生便自己修路。这样走走停停，直至27日车才到了无锡。特务又把前面的路轨拆毁了。学生派代表进行交涉，却被抓了起来，并且派来了一辆火车头，要把列车拖回上海。学生们纷纷下车与他们交涉，有的以卧轨表示决心。最后，火车被拖回了无锡。江苏教育学院的教育长俞庆棠到列车上来慰问;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人也赶来慰问。学生们见前进无望，便在无锡城示威游行。后来，潘公展又从上海赶来“劝说”学生回上海，甚至给学生们跪下。学生就把他扣住。潘没有办法，便提出双方交换“人质”，让他出去，让被扣押的学生代表回来。最后，国民党的军警宪兵将学生押送上火车。无锡的爱国学生冲破军警阻拦，到车站为上海学生送行。车上车下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上海学生走后，无锡各校学生即在公园举行了全体学生大会，宣布成立无锡学生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无锡学生的救亡运动。

　　25日，蒋介石通令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戒严，禁止游行罢课，否则以犯法论处。学生们回到上海后，发表了答吴铁城的《告学生书》宣言，坚决表示：“倘政府不采取确实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保障中国领土完整的步骤，我们绝对不放弃我们的罢课、游行等武器。”

　　上海学生的爱国行动震惊了全国，争取到了社会上较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冲破上海长期被压抑禁锢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并造成了广泛的爱国群众运动。此后，上海救亡运动蓬勃高涨。随着全国学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的成立，形成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巨大力量。

　　在天津、上海爆发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同时，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学生及海外侨胞，都饱含满腔的热情，以各种方式进行声援，在全国形成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巨大革命洪流。

　　五、“平津南下宣传团”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之后，各大中学学生一致罢课，而各学校当局则在国民政府的指令下，纷纷提前放假，企图分散学生的力量。学生运动往何处去，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袭击派出所、夺取武器与敌人斗;有的主张下乡发动群众;还有的主张再像“九一八”那样，到南京请愿去。

　　当时，中共北平工委决定利用这一段时间，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这样，既可把新涌现的积极分子团结在一起，又可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农民中间去。

　　但是，党的这一正确决定当时却不为大多数同学所理解。

　　那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为了分化、瓦解学生运动，以学生到处请愿为由头，让学生选出代表赴南京。一些学生看不出这是蒋介石企图收买学生，反而认为“九一八”那次大批学生云集南京，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次还可利用赴京的机会，扩大政治影响。

　　在各大学都奉命选派“赴京聆训”代表的情况下，北平学联决定召开由各学校代表组成的会议，商讨究竟是南下宣传还是赴京请愿的问题。

　　在会议过程中，赴南京请愿的意见仍然占多数，大会执行主席郭明秋决定休会。经过充分的酝酿，学联党团成员彭涛、黄敬、孙敬文等作了很多解释工作，复会后北大代表刘江凌又作了长篇有说服力的发言，终于通过了组织南下宣传团的决议。同学们按照这一决定，积极进行准备。一方面宣讲南下宣传的意义，另一方面准备宣传品，学唱救亡歌曲，购买下乡用的蓝布工裤和球鞋。

　　宣传团按军事化的方式行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彭涛任党团书记。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职人员。

　　宣传团分四个团，一团由北大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由北大当团长;二团由东大、师大、中大、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长由法商学院担任;三团由清华、燕大、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部领导是黄华、吴承明等;四团是由天津的大中学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宣传的，大多数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共计500人左右。

　　1936年1月3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南下宣传团的团员们，只穿一身棉衣裤，带一床薄军毯出发了。临行前，有的大队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有的进步教授还特意来送别。清华的张申府教授的夫人刘清扬，清晨赶到清华体育馆前，与即将出发的女学生握手话别。

　　宣传团南下后，沿途在大的居民点和集镇进行宣传、访问，召开群众大会和帮助乡村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在广大群众中播撒抗日的种子。当时用的主要方式是唱歌和演节目。唱的歌有《时事打牙牌》小调和苏联的《工人歌》等。《时事打牙牌》是从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歌词是“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哎咳哎咳吆，关东起狼烟”。《工人歌》的歌词是：“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我们的心窝。”

　　南下宣传的四个团在7日、8日分别到达固安集中，但县长不让学生进城，宣传团就在城外开展宣传工作。9日，全体团员在一个大车店的院子里开会，讨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宣传的口号中，到底是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国历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有些人是认识不清的，争论非常热烈。最后，由北平学联的董毓华根据党的“八一宣言”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阐明了为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口号是正确的道理，统一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