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5）
来源：三亿文库   2017-11-28 14:29:43

　　中央北方局在研究了形势后，决定发动平津学生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中共天津示威的林枫、易吉光、彭涛、李启华等进行了研究部署，确定游行的时间在5月底前后;游行队伍不进入日租界，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游行时的口号要体现我党的政策，以扩大党的影响。

　　5月28日，天津学生高举“反对日军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抵制日货，制止走私”、“清查海河浮尸”、“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大示威。当队伍遭到保安队和警察阻拦时，学生们把专为军警印刷的传单散发给他们，有的学生则对军警讲道理，反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反而伤害自己的同胞兄弟?由于作了这些宣传，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游行学生举行了近万人的群众大会，通过了发动全国工人总罢工、商人总罢市等议案。

　　由于这次游行是在华北日军的大本营举行的，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但显示了华北青年学生反抗日寇统治的决心，而且直接打击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野心，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6月13日，北平学生为响应天津学生“五?二八”游行示威，发动了游行示威运动。这次运动对激发二十九军的爱国热情，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斗争中，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清查海河浮尸”的口号，造成了平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的新局面。沿街的二十九军也为学生的抗日热情所感动，所以，他们虽然沿途阻拦，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毒打学生了。同时，民先队员们所学到的军事知识也发挥了作用，在游行中采用了一种灵活的迂回前进的“穿插战术”，叫做“头调尾，尾调头”。当先头部队遇到顽强障碍时，立即改变方向，后卫带头从旁绕道前进;再遇到阻拦时，新的先头部队又变成后卫。这样灵活的渗透，使军警根本无法阻拦。

　　“六一三”游行后，利用这一大好局面，民先队和爱国学生把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到了国民党部队。学生们利用一切机会和二十九军接近、联欢，表扬他们在喜峰口抗日的爱国行动;日军于11月3日在北平城郊举行军事演习之后，市委发动社会上层和二十九军内部，影响和推动二十九军进行了两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学联组织学生热烈慰问，并且向官兵献旗，使二十九军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的大好局面下，北平学生又发动了进一步体现统战思想、团结国民党军政的“一二一二”大游行。

　　1936年12月12日的北平学生大游行，原本是准备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12月9日举行的，游行指挥部由市委黄敬、学委高承志和民先队总队长李昌组成，李昌任现场总指挥。但12月9日这天，正赶上段祺瑞的大出殡，城内戒严。为了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李昌建议指挥部将游行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

　　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日本加紧进攻的形势下，站在国防前线的北平广大爱国学生推动时局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发展。因此，这次提出的口号是：“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

　　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充分运用了游击战术。清华、燕京头天都派了先遣队员进城以接应大队;各校学生为避免一出校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也不在学校集合，而在好几个地方分别集合，最后汇合在东皇城根。

　　游行的队伍在东华门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要求宋哲元接见。下午1时，游行队伍在北大一院操场集合，传来保安队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对学生训话。李昌回忆说：“那时我们还拿不准宋的态度是否真诚，也担心宋是否会借此机会镇压，但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救亡运动的合法性，下午2时左右，我还是指挥队伍开到了景山。当时，冀察政务会办事的人很是粗野，队伍进入景山公园，他们就把大门紧紧关上了。我当时心里硌噔一下，很担心他们要对学生实行镇压。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怕当官的没来，学生一走，他们交不了差。事后我又了解到，在外面负责指挥的黄敬，也以为可能发生屠杀学生的惨案。为防止万一，他在外边动员了有关的上层人士，又通知中外记者到景山采访。北平市委的李雪峰、安子文也到景山附近观察事态的发展。”

　　后来，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同学们讲了话，除了为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辩护几句外，一再表示他们也是抗日的，希望同学们谅解。这样，这次集会游行完全取得了合法地位，当天在城内整队游行，高呼口号，再也没有军警阻拦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

　　十、西安事变后全国救亡运动的新形势

　　在北平学生酝酿“一二一二”大游行的同时，西安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这次运动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2月9日清晨，西安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阻拦。当一名小学生被特务打伤后，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决定到临潼华清池向前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得知后，令张学良对学生进行镇压，“格杀勿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张学良亲自驾车追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们回去。站在队伍前列的东北大学的学生表达“我们愿为祖国而死!”的心情，同学们在痛苦声中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誓雪国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也激动地哭了。他向学生们许诺：“我并不是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在一个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我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3天以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变立即引起国民党内部和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借讨伐张、杨之机，以亲日派首脑汪精卫取蒋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力主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立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在学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就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演变的前途及学生的希望和任务举行了3次座谈会，并于19日发表了《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和平解决，反对任何借口的内战;各

　　党各派联合起来，立即对日作战;召开全国救亡代表大会，实行民主政治;要求蒋张合作抗日等4项要求，并向同学们呼吁：“我们认为非全国和平团结，无以挽救危亡;同时我们又认为非全体同学和平团结，更无以作全国先导。”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时局如此迅速曲折的变化，在北平学生界引起一些波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则利用这一机会，在12月25日对救亡运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他们将人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危机消除而称庆的心理，狡猾地转换成庆祝张、杨悔过、领袖脱险的活动。他们发动市民鸣放鞭炮，并集合部分右派学生举行火炬游行。次日，又令各中学放假游行，并操纵成立了所谓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为避免鱼目混珠，人们称之为新学联，实为伪学联)。伪学联依靠政权的势力，准备以暴力打垮各校学生会和民先队。25日晚，清华“护校团”擅自搜查民先队员宿舍和救国会，把搜到的《清华周刊》和一些救亡书籍，在操场上付之一炬。师大的“饭团”(以投靠国民党来拿津贴谋出路的少数学生)欧打师大民先大队负责人阎世臣等。但是，由于各校民先队的有组织的行动，这股不可一世的气焰很快被阻止了。

　　但是，要打退国民党的政治进攻，还要把广大同学团结到学联和民先队周围，孤立反动势力。学委经过充分地酝酿，提出了“生活路线”，作一些以抗日为内容的群众文化福利工作，以团结绝大多数同学。最突出的是春季野游。学联和民先队在1937年的春假中，组织同学到西山一带旅行，采取演出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抗战。第一次是去香山。游山后，崔嵬和张瑞芳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第二次去温泉，参加的人更多。这次在现场排演了一幕《公审七君子》的活报剧，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压迫救亡运动的反动政策。演出结束后，群情激动，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这样的活动，博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护，团结同学的目的达到了。

　　西安事变后，在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文化界一些人不能理解在民族矛盾发展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党的策略的转变，在舆论界大肆宣传取消左派、取消特区的“片面抗战”的谬论，出现了一股右倾投降的逆流。

　　1936年12月底到1937年5月，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6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文章在“我们目前的路线是‘团结建国’，其方式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前提下，对广大青年极其关心的抗日问题进行了错误的阐述：“‘抗日’这两个字，它的本身的意义是消极的，而且是有限制的，不能成为一种国策，更不能成为一种主义。”企图把北方青年从斗争前线拉回到后方。

　　《大公报》的文章，迎合了徐芸书、黄刊等有右倾思想的青年的心理，引起了他们的呼应。

　　徐芸书、黄刊曾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的早期骨干，但在1936年秋，由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曾发表了一系列以“无条件统一”为题的文章，宣传取消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们甚至在学生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也主张取消党所领导的民先队和学联。当《大公报》的文章一出笼，他们再次与之一唱一和。

　　徐芸书、黄刊在《国闻周报》上公开发表《论共产党问题》、《北方青年的回响》等文章。文章把发展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歪曲成“有党派的狭

　　隘色彩”，是“民众运动中间的宗派主义”，是“反统一反民主的腐败思想的产物”，并声称“中共对于民众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不能不负实际责任”;他们攻击北方局贯彻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以为国民政府的统一或纲纪可以不算一个问题”，并公然要求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政治系统的独立”。

　　面对着徐芸书、黄刊等人掀起的这股右倾逆流，彭真对北平学生运动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他亲自到清华找了有关党员干部座谈，分析党同徐芸书、黄刊分歧的实质，并对徐芸书本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徐芸书因坚持自己的错误，后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发表了《论左派》、《“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等一系列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同右倾思潮进行斗争。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青年救国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对这场斗争也很关注。1937年5月，他在延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亲自接见了来自北平的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代表。针对北平代表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和顾虑，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作了详细的回答。会后，中央还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少奇同志作了报告。强调了在新形势下，活动要从非法转到合法，要把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强调了抗战即将到来，华北的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民先队员们积极投入到支援前线的战斗中去。7月28日晚，宋哲元退出平津，北平沦陷。学联和民先队的工作面临着新的局面。

　　十一、组织平津学生大撤退

　　在北平沦陷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组织学生撤离北平。7月29日，黄敬在石驸马大街东口一家茶馆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李昌、黄诚、王文彬等人，布置了分头撤离北平的任务，指定到济南、保定、太原三地集合。之后，学委安子文又找学委和学联党团的蒋南翔、杨学诚、黄诚、王文彬，布置撤退。城内的一些民先队干部和队员，立即赶回清华，和杨学诚汇合，还把校警的枪也背上，准备从磨石口渡河去保定。途中发现永定河沿线日军已经布防，除了于光远、赵德尊、李友九等少数几个人冒险突过封锁线外，队伍只好折回，分散入城等待时机。后来，黄敬又把李昌等人找到，在他西城的家中碰了一次头，根据当时平津已经通车的情况，决定化装坐车到天津，再继续撤退。

　　在学生撤离到天津后，下一步怎么走，是学生领导干部必须考虑的问题。8月9日，蒋南翔、李昌和杨学诚、李哲人、王德、李华等同志，在叶方家里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对撤退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北上”，留在华北同农民一起打游击，一是“南下”发动群众，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李昌和蒋南翔各申述一种意见。李昌阐述的理由是：刚刚参加的全国党代会和白区工作会议的精神，就是号召华北爱国学生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对日作战。而且，民先队向来就是以促进抗战为宗旨，平时就作游击战训练，拿起枪杆投身抗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南翔同志也阐述了他主张南下的理由。这样，青年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北上奔赴抗日前线，一部分南下继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聚集在天津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津浦路交通又中断，只有组织学生乘船先到上海、青岛、烟台等地，然后才能转道去济南、太原和南方。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的组织下，平津学生分批结伴乘船离津。由于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学生们都云集济南，济南成为转往各地的第一站。学联和民先队的负责人在济南分手，刘导生、孙传文等人留在山东准备参加抗战，蒋南翔赴南京，李昌去太原。

　　十二、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

　　李昌等民先队员到了当时的华北抗战中心太原后，太原已建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临时总队部，这是先期从北平撤离出来的于光远等同志建立起来的。李昌到太原与于光远汇合后，立即投入了工作。他们依托太原地方队部负责人马寅等人开展输送干部的工作，同时和北方局彭真、林枫取得了联系。当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北上路过太原时，宋尔纯、饶斌、康世恩和王季青(后来是王震同志的夫人)随军奔赴战场;李俊明、徐达本等随彭真和黄敬到晋察冀和冀中;牛荫冠、纪毓秀和凌松如则早已参加了薄一波主持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另有一批干部输送到延安学习。民先总队的杨雨民和杨克冰等参加了杨秀峰教授组织的太行山师生游击队，李哲人后来到晋南开辟根据地去了。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部成了输送干部的大兵站。

　　8月底，民先队总部派于光远到汉口，成立民先队总部办事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工作。9月，为了发动敌后人民、迅速壮大抗日力量，刘少奇和周恩来命李昌到南京去，动员民先队员和平津学生到前线参战。不久，南京形势恶化，国民党当局逮捕流亡同学会负责人，强制对他们军训。蒋南翔也由北方局调回了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