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来源：西江都市报   2017-11-29 11:56:13

　　广西大学最初建立在梧州的蝴蝶山上，创办人为马君武。马君武校长比较开明，他反对桂系当局在学校中搞所谓军训和其他各种控制学生的做法。因此，当时广西大学校内民主抗日气氛非常浓厚。对此，桂系当局很为不满，1936年，马君武校长被迫离职，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他上任之始就加强了对广西大学的控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已经激起了广西人民和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广西大学及其附中(后改为梧州高中)的青年学生，已在日益觉醒和进步。

　　组织读书会启迪学生

　　1936年，梁寂溪、莫西帆到广西大学建立中共的党组织，初期的负责人有高朗如、陈大荣等。1936年冬，高朗如被迫离开后，广西大学党支部(包括附中)由我任支部书记，陈鋆才、唐亲政、朱敦年、黄传林等四位同志和我一起担任支部委员，对上级党组织的联络由陈鋆才负责。1936年到1938年期间，这个支部的党员有王祥禄、陆炳瑜、陈希贤、唐亲政、黄启昌、陈志明、朱敦年、王昌荣、吕仲光、马承标、崔震金、谢瓒育、刘治琼、周婉琼等人。党组织建立后，很快就组织发动学生群众学习社会科学，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期间，我们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命运。读书会最初由钟勋、高朗如等人发起，在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广西大学中推动学习社会科学，促进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和政治情况。党组织建立后，更引导读书会从学习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转向学习无产阶级学者著作，尤其是学习传播马列主义著作。当时学习的主要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籍，其中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学》(当时署名为田原)，以及进步刊物《大众生活》、《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永生周刊》等。党组织还让部分进步会员传阅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等。

　　开展读书会活动时，我们经常组织会员就书刊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有时也指定专人作中心发言，以加深会员们对理论的了解及对时局的认识。读书会的活动，为提高会员的理论知识和政治觉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现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促进党组织的发展和梧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

　　我们还领导和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其时，高朗如、陆炳瑜、陈鋆才、朱敦年、我、唐肇华等党员，以及一些入党积极分子，是广西大学及附中学生会的领导成员。我们一起发动学生会举办形势报告，出版墙报和铅印的会刊，组织话剧、歌咏演出及下乡宣传，以各种形式组织团结同学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西大学及附中学生会成了当时梧州进步团体的代表，以及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力支柱。

　　与此同时，党组织还领导梧州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我曾连续几届担任梧州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委。利用这个身份，我会同梧州初中、女中、复兴中学、苍梧国中，以及后来从广州迁梧的广东襄力勤大学等校学生会的负责人员一起，积极推动梧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救亡示威游行的消息传来，我们经过组织发动，很快就于12月19日组织了梧州学生的示威游行，声援华北十五所大中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当天下了大雨，雨后的街道积水很深，但是，梧州的学生们不畏艰难，踏着泥泞的道路，排好队形斗志昂扬地游行，沿途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震动了整个山城。

　　发动团结抗日示威大游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很快，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从延安飞往西安，力促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国民党亲日派的何应钦则决定派飞机轰炸西安，派军队进攻西安，进一步扩大内战。为贯彻好党中央的精神，梧州党组织决定发动游行示威，反对轰炸西安，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当时桂系当局虽然也表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问题，但内里却担心共产党的影响力扩大，控制不住局面，于是密令各地禁止举行支援“西安事变”的游行示威。

　　为了搞好这次示威游行，在梧州党组织负责人梁寂溪的亲自领导下，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对各校作了广泛动员，写好了宣传墙报、标语，组织好联络员和纠察队进行联络和照应。

　　12月20日，示威游行当天，各校学生不顾当局的劝阻和威胁，纷纷冲出校门来到市区的大较场集合。这时，联络员赶来报告说，梧州女中校长何予淑把校门锁上，不准女生外出参加游行。我们立刻让部分学生赶到梧州女中，爬墙进去打开大门，使女中的学生能够与游行队伍汇合在一起，共同前进。

　　游行当中，学生们沿途高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情绪非常激昂。当局看到各校未能阻止学生外出游行示威，就让当时的梧州市警察局长李一尘率领一批武装警察前来拦阻，勒令队伍解散。我们向李一尘提出严正抗议，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反对轰炸西安，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梧州人民和梧州学生的心愿。最近，广西当局也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我们的行动符合广西当局的主张。如果禁止我们游行，就是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广西当局的表态。李一尘听后哑口无言，态度也软了下来。为了缓和局势，我们告诉他，这次游行是和平示威，主要是针对投降派何应钦发动内战的卖国行为，并不针对广西当局。李一尘看到事已至此，被迫撤开了阻拦队伍前进的武装警察，跟在游行队伍后面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游行示威队伍更加情绪高昂，按原定计划路线走遍了梧州的主要街道。“反对轰炸西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打倒投降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个个战斗口号叫得更响亮了。

　　这次游行，表面上是以梧州学生为主发动的，实际上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集合了梧州歌咏队、梧州救国话剧社、宵征社等各个进步团体共同参与，“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在梧州的部分人士也参加了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胜利进行，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

　　抗日宣传活动形式多样

　　我们还成立了新文字研究会，并参加世界语学会，以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语。学习和推广新文字和世界语，本身是文字改革运动，但当时主要还是为了通过这两种文字工具，联系进步团体传播革命消息，推动梧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此外，我们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鼓舞学生的斗志，使得《义勇军进行曲》、《流亡曲》、《大路歌》、《毕业歌》、《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声响遍了蝴蝶山;组织话剧社，演出进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雷雨》、《卢沟桥之战》等剧目都曾反复演出;与中山大学的一些同志出版诗刊，反映人民的抗战要求和呼声;编印报刊文摘小报，选载了《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永生周报》、《全民抗战》、巴黎《救国时报》及全国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会刊上的有关文章，介绍抗战形势和各地革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

　　我们还参加了梧州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如梧州救国话剧社、梧州歌咏团、苍梧书店(文化生活合作社)、宵征社等，广西大学党支部有的党员还成为了这些团体的积极分子。

　　红色种子已经开花结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广西抽调了一部分军队到前线作战，同时组织广西学生军随军前往。我们及时发动一批同学参加了学生军，后来，这批学生军中一些人加入了新四军。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广西直接受到威胁。桂系当局第二次组织学生军，广西大学党组织再次发动了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

　　1938年秋，我在广西大学毕业，离开梧州。刘毅生、陆炳瑜、黄传林、何新发(何忌)等人则去了延安。不久，日军进攻广东，逼近桂南，广西大学也迁往桂林。除陈鋆才等部分同志仍然留梧工作外，当时留在梧州的广西大学党支部的成员已不多了。但是，蝴蝶山上的红色种子已在梧州生下根发了芽，还到桂林和学生军中开了花结了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