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来源：与事无争微博   2017-11-30 11:26:53

　　1940年秋，农学院随中山大学从澄江迁返粤北后，相对稳定在湘南偏僻农村宜章县栗源堡办学4年多，先后由丁颖、张巨伯、邓植仪教授担任院长，经过师生共同努力，逐步改善了教学条件，恢复了教学秩序;积极与地方政府协作，面向农村，面向生产，开展科研工作;建立了农学院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进一步推动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一、、中山大学农学院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建立与活动

　　农学院在广州和澄江时期，因党员人数少，从未单独成立过党支部。中山大学迁返粤北后，中共广东省委为加强中山大学党组织和推动中山大学学生运动，曾动员一些休学的党员回校复学，号召高中毕业的党员积极报考中山大学，这个时期回农学院复学和新生中的党员加上新发展的党员共有10人，在农学院历史上是空前的，其中又以1940级(第18届)党员人数最多。1941年秋，上级党组织决定在农学院单独建立一个党支部，由吴逸民担任支部书记。由于中共在中山大学没有全校性领导机构，农学院党支部直接受中共粤北省委领导，省委指定青年部副部长张江明负责与支部联系。

　　二、、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的背景与概况

　　中山大学迁到坪石后，学校政治环境更为复杂，斗争更加尖锐。国民党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反共表面化，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如颁布了所谓《青年十二守则》，规定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为必修政治课，成立了中山大学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分团，以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各学院设立训导分处，以强化训导处的控制职能;对学生群众团体的正常活动，也严加限制和阻挠，如设级会团体开会登记册，对开会日期、会议召集人、会议性质都要登记;开会还得事先报请训导分处派员出席指导，就连学生出版墙报，也需填报《各种社会出版刊物登记表》，经训导分处审查批准后始得出版。但这种做法不但不能限制学生运动的开展，相反，共产党的影响扩大了，威信提高了，学生中进步力量在不断加强，学生运动继续深入发展。

　　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曾激起师生的愤慨，引发了多次全校性运动：

　　(一)1941年暑假的反对易长风潮。风潮的起因是：朱家骅派诬告许崇清实施的开明进步措施为“引用异党，危害中山大学”，并向蒋介石推荐朱派人物张云(原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取代许崇清。中山大学学生得悉后，发动了反对易长风潮，提出“拥邹(鲁)挽许(崇清)拒张(云)”(借邹之名，拒朱派人物，以求挽许)，逼使张云答应了上台后继续保持学校学术自由和不解聘进步教授。反对易长风潮遂告一段落。

　　(二)响应西南联大发起的“讨孔(祥熙)运动”。10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放日报》、《大公报》揭露了孔祥熙的二小姐从香港包机，运载家具、保姆、洋狗逃难，飞返重庆的丑闻;报导了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买不到机票滞留香港不能返回内地的消息，激起了中山大学师生的极大愤慨。在中山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积极响应了西南联大发起的要求惩办孔祥熙、没收其财产充作抗战经费的讨孔运动。这次运动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贪婪腐败与反动本质，教育了广大师生。

　　(三)争取饱和光运动。当时中山大学部分学生是靠为数不多的贷金生活的，由于物价飞涨，国民党官员又贪污克扣，使部分学生既吃不饱，又无钱买油点灯读书，学生们对此十分不满。1942年春，全校掀起了要求增加贷金名额，提高贷金、灯油费的争取饱和光运动，提出了“我们夜间要读书，我们要吃饱”和“提高贷金，惩办贪污”等口号。运动很快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拥护，后来经各院系选派代表与学校当局谈判，提高了贷金，运动暂时平息。

　　这几场斗争都是在中共地下组织引导下进行的，它既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腐败本质，又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了群众。农学院的同学们参与了这些运动，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农学院党支部成员虽然都是学生，但在中共粤北省委直接领导下，认识到斗争的复杂形势，善于引导学生运动的开展，采取达到一定目的即适可而止的斗争策略。在斗争中注意依靠群众，重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当时农学院没有全院性学生会组织，只有级会和各系的专业学会，党支部积极帮助他们开展工作，为他们出主意，使党组织的意图通过他们去表达和贯彻。经过多次运动，在党组织的外围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也主动地靠近党支部。

　　农学院党支部采取了多种形式宣传党的主张，教育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如女党员把女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女同学会，以便于开展工作，由党员主编出版了女同学会墙报，其质量相当高，每期都发表一篇时事评论，主要是根据上级党组织传达下来对国内形势的分析改写成的。党支部还通过1940级级会三三社出版的《三三墙报》发表一些有关抗战时期青年的革命理想和愿望的文章。为了与当地群众建立广泛联系，党支部派了一些党员参加社教区举办的文化补习班和成人夜校的工作。

　　农学院学生有个尊敬勤学者的传统，而学生党员虽有较高觉悟和较强的组织鼓动能力，但往往因社会活动过多，功课一般，不易建立威信。为了使学生党员发挥更大作用，党支部号召党员力争做一个学有专长的革命大学生，要求党员除了做好党交给的工作外，还要在所学专业上下苦功夫，争取优良成绩。党员积极响应支部号召，有的努力钻研理论和外文，有的撰写论文和积极参加专业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吴逸民就曾在《大公报》发表《岭东农业问题——潮梅灾荒的根源》和在《中国农村》杂志发表《中国农业发展停滞的原因》两篇论文，受到师生的赞赏。

　　在和国民党斗争和保护党员方面，农学院党支部也做了许多工作，如派党员打人国民党组织，及时了解和通报有关情况，有效地掩护了进步同学免遭逮捕、镇压。在中共粤北省委遭破坏后，农学院党支部还尽力掩护过一些被追捕的党员，为他们的转移找客栈，搞路条，送衣物，帮助他们避过了国民党的追捕，脱离了险境。

　　1942年，中共粤北省委遭国民党破坏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除东江游击区外，粤北地区党组织暂时停止组织活动。农学院党员在此时期，一方面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要求每个党员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保持思想联系，等待恢复关系的指示;一方面采取各种活动形式，继续发挥进步作用，如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成立壁报社出版壁报和开展文娱活动，原支部书记吴逸民和李树中、陈慎旃、杨奎章、黄涵荪、钟达等成立的绿野壁报社所出版的《绿野》壁报，内容丰富多采，既传达了党的声音，又为青年学生指出了生活的道路、奋斗的目标，有些学生称赞《绿野》壁报是“荒漠中的绿洲”。为了活跃学生文娱活动，在几位党员的推动下，农学院演出了大型话剧《大雷雨》。歌咏队也相当活跃，唱出许多来自延安的抗战歌曲。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学校沉闷的政治气氛。

　　农学院第一个党支部，从建立到停止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但在农学院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艰难的复课之路

　　中山大学从滇南迁回粤北，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主要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争夺中山大学控制权斗争的激化，邹鲁等地方实力派以中山大学远离广东对他们不利为由，主张迁回粤北;一些民主进步人士，也支持中山大学迁回粤北，以便于和桂林进步力量相呼应;而农学院迁回的重要原因是，为了能适应广东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为二三十年来，广东的农业建设离不开农学院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农学院的教学、科研基地又都建在广东。

　　迁校前，因邓植仪出任农林部技术总监，1940年8月，由丁颖教授接任农学院院长，并组织农学院的搬迁工作。农学院择址于湖南宜章县栗源堡。这里地处湘粤交界，距坪石中山大学校本部约15公里，风景秀丽，又有温泉，学习环境十分幽静。1940年10月农学院迁到栗源堡，借用当地二层砖木结构的栗源书院、祠堂、庙宇和炮楼，略加修缮作校舍，另租地建竹织批荡的男、女生宿舍共5座。教职员和少数学生则租用民房作居室。1940年11月20日正式复课。

　　丁颖教授接任农学院院长后，原各系、所负责人较稳定，很少变动。农学、森林、农业化学、蚕桑、农业经济等学系主任仍分别由温文光、侯过、冯子章、杨邦杰、张农教授担任，畜牧兽医系主任改由刘荣基教授担任，稻作试验场主任、农林植物研究所主任、土壤调查所所长分别由丁颖、陈焕镛、谢申教授担任。

　　四、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充实师资队伍。通过丁颖院长的努力，增聘了汪厥明、王益滔、王仲彦等知名教授来院执教。抗战前出国深造、获博士学位的校友赵善欢、黄昌贤等和当年未随中山大学西迁云南的农学院教授也相继返院任教，这就形成了一支拥有教授、副教授40余人的较强的师资队伍，是农学院成立后教师队伍的鼎盛时期。

　　(二)补充图书仪器设备。为改善图书仪器紧缺状况，农学院根据各系、所需要的缓急程度，有计划地加以补充，为解决购置外国杂志的困难，学院编辑出版了一些定期学术刊物与国外学术机构进行交换;院图书分馆和各科研单位还分别函请国内外有关机构赠送各种书刊，以资充实。

　　(三)加强教学管理，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农学院迁栗源堡后，接收了不少来自战区和沦陷区的转学生、借读生，在校生人数逐渐增加，1043年初曾达409人。复课后，学院尽力按教学计划开出了各类课程，除一年级基础课程外，为二、三、四年级开出90门课程，院长和系主任都亲自授课，一般都担任两门课。

　　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认真执行年级及学分混合制，要求学生8学期须修满140学分，并完成农林场实习和毕业论文等才可以毕业。对学生选课，由各系、组主任亲自指导，经院长签字认可，才能计算学分。对考试也是重视的，丁颖、邓植仪教授都亲临监考，考场秩序井然。农学院严格的教学风格，一直为学生所称颂。

　　(四)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这是农学院多年来形成的好传统，在战时也不例外。迁到栗源堡后，各系先后组织师生到粤北、湘南、广西等地，结合专业进行实习、调查与考察。如园艺系黄昌贤教授带领毕业班学生到耒阳、衡山一带调查当地柑橘栽培历史、种类分布、栽培管理经验、果实贮藏、果品市场概况等，并就地进行剪枝实习与品种检定;农经系教师分别带领三、四年级学生前往连县、五华、始兴等县调查农村经济情况;畜牧兽医学系师生在当地和国营农场参加牛疫防治工作。

　　(五)加紧实习试验场所的恢复与建设。农学院迁到栗源堡后，立即与当地有关部门洽商，划定栗源堡狮子山部分荒地供开垦，并租用农民水田20余亩作实习试验场地。还着手恢复原设在乐昌县的武水演习林场，实施5年植桐计划;又在乐昌县出水岩琵琶岭筹建2800余亩实习农场。

　　为了解决蚕桑系师生实习、试验场地并协助湖南省发展蚕桑事业，1940年12月农学院与湖南省建设厅签订合办湖南蚕丝改良场协议。1941年春，蚕桑系主任杨邦杰与杨星岳教授亲自参与筹办，场址设在耒阳，立即着手培苗栽桑、养蚕制种;开展蚕品种比较饲育试验、制丝试验，接着进行湖南全省蚕丝概况调查。为了使优良蚕种保育、科研和推广工作不致中断，同年春，又建立了蚕桑系桂林工作站。

　　农学院对稻作试验场也进行了调整，将设在信宜怀乡的临时总场合并于南路稻作育种场，撤销了沙田分场。1940年，由广东省政府拨款补助，在曲江县龙归设立了北江稻作试验分场。

　　农学院曾计划在新建的农经系设农村调查所，在畜牧兽医系设家畜病院及细菌实验室，以适应教学与科研的需要，但因故未能实现。

　　(六)继续招收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研究院农科研究所土壤学部迁栗源堡期间，于1941年、1942年秋先后招收张守敬、张本庚、茹皆耀、华孟和黄媛堂等5人为研究生。

　　五、科研工作与学术活动

　　(一)结合生产开展科研。稻作试验场的科研工作，除稻种纯育外，还进行各区的育成种及检定种的比较试验、冬作及杂粮的品种比较试验等。

　　土壤调查所继续进行广东分县土壤调查，先后完成了连县、乐昌、南雄、仁化、始兴等县的土壤调查，整理编辑报告书及土壤图绘制等工作，还对湖南阳明山、莽山两处高山的土壤分布进行了调查、研究。

　　农林植物研究所侧重于经济植物的调查研究，除继续详细调查广东和海南岛植物的分布状况外，还先后派出采集队赴湖南阳明山、莽山，贵州思南，广西十万大山等地采集植物标本。

　　各系科研工作多结合专业，对当地农林生产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如森林学系侯过教授于1942年10月深入考察了大庾岭、九连山的水源与森林状况，提出了保护水源森林及荒山处理的积极建议;病虫害组对湖南、广西和衡阳至乐昌一带的农作物分布状况、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采集了不少标本，供教学科研使用。

　　(二)加强与农林部的业务协作。1941年春，农学院为了促进战时农业生产和改善学院办学、科研条件，以及拓宽毕业生就业门路，接受了农林部的委托，在曲江县桂头创建了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丁颖院长亲自兼任场主任，赵善欢、王仲彦、林亮东等教授兼任技正。农学院还接受农林部的委托，在化州创办了农林部化州柑橘试验场，由农学系主任温文光教授兼任场长。在战时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兼职教授经常奔波于院场之间，不辞劳苦，为学院、为农业生产辛勤工作。

　　(三)学术活动与学术刊物、专著的出版。农学院的学术活动主要以各种专业学会的学术活动形式开展，这些群众性学术团体有：农艺研究会、农业经济研究会、园艺学会、森林学会、畜牧兽医学会、农林化学会、昆虫讨论会等，他们不定期地邀请院内外专家、教授作专题学术报告，由于专业性强，内容新颖，深受师生欢迎。此外，各学会根据各自情况，不定期出版一些刊物，内容包括学术论文、学会活动、会员简况等，如《农艺研究会通讯》就曾刊载丁颖教授的《纯粹科学的农学观》和《广东稻之种性问题》。

　　校外学术交流也逐步开展，如邓植仪教授曾应湖南新农学会邀请，往长沙作《关于湖南农业问题》的专题报告;蒋英教授则应聘前往衡山讲学。国外学者亦有来农学院访问，如英国著名学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1944年春到农学院访问，与我国年青的农史专家梁家勉进行了两天的学术交流。梁家勉渊博的中国农史知识和独到的学术见解，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结束访问离开中山大学时，特意向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金曾澄表达了对梁家勉的敬佩。

　　这个时期，农学院在印刷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农声》杂志与《sun》继续刊行，院务会议还作出决议，要求每位教授、副教授每学期须为《农声》撰写论文l篇。农学院专著、论文、调查报告也发表了不少，主要有：丁颖的《云南澄江稻作法之考察》、《水稻纯系育种法之研究》;蒋英的《衡山植物分布初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澄江植物志》、《中国西南各省植物之研究》、《亚洲夹竹桃科及萝摩科之专题研究》、《中国药用植物研究》;土壤调查所的《云南澄江之土壤》、《粤北连县乐昌南雄三县之土壤调查报告》等。此外，农学院与湖南省建设厅合办的湖南蚕丝改良场还主编刊行了《湘蚕》杂志。

　　六、农业推广与社会教育

　　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农学院对农业推广部的组织作了调整，设有教育、生产、社会、经济和总务5组，以促进广东战时粮食增产为首要任务，着重优良稻种的繁育与推广，至于编印《农林浅说》和对各地农民及社会人士提出的农事询问的解答，也是推广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农学院结合栗源堡实际情况，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推广和社会宣传教育活动。如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和民众学校，向农民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出版街头壁报(周刊)，介绍农事常识和报导抗战消息;在春节期间，发动师生员工慰问抗战军人家属，组织农民联欢晚会等，这些活动既宣传了抗战，传播了农业科技知识，又密切了师生与当地农民群众的关系。

　　七、坪石突围

　　1944年夏，日军扬言进犯粤北，气氛异常紧张。农学院除坚持日常教学科研工作外，也对疏散工作做了一些准备，如改组公物保管委员会为疏散委员会;推举林亮东、杨邦杰、余蔚英、梁展文教授等组织购贮粮食委员会;挑选师生工警人员组织运输及保护队伍，向中山大学校本部领用枪支准备自卫，对疏散地点作过实地察勘等。这些措施使农学院在栗源堡遭受突然袭击时减轻了损失。

　　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寇进犯粤北，企图打通粤汉铁路。1945年1月16日，日军突然侵入栗源堡，坪石亦陷于包围之中。中山大学在仓促间分数路疏迁，部分师生由代理校长金曾澄率领，经乐昌、仁化、龙川抵达梅县设校本部;农学院部分师生则迁往五华县岐岭;总务长何春帆带领部分师生，于1月20日由循连平公路撤抵连县三江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