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2-01 09:10:45

　　北平学联会的成立

　　成立北平学联会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其实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一九三五年春(也可能是一九三四年秋)，虽然北平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但并不等于从此就没有共产党的力量了。当时散在北乎的老同志们，不管是有组织关系的还是没有组织关系的，都分别在做工作，甚至在我们党影响下的进步分子都做了工作。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特别是到“何梅协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阶级关系有了重大变化。所以，大家都变得激进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担任过校长的孙荪荃(她听过李大钊同志讲的课，我听说她加入过第三党，在抗日的问题上，她是左派)，就因为她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排挤掉了校长的职位。她是北平女师大毕业的，因为她有学问，在群众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师大有些学生支持她，就连师大为谋职业――教书吃饭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挤后，改教高中语文和历史，是我的班主任，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孙荪荃在我们班先后公开讲李大钊同志的生平、《纵与横》、《唯物史观》;据她讲，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长街，就是李大钊同志找的，而且创办女一中，就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孙荪荃虽然没有进共产党，但她对共产党有过相当大的帮助，表现在对“九一八”以后和“一二·九”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方面。孙荪荃当时还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并且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学校中的进步教师还有谭丕模、梁亦然(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了)等。同学中也有党员，我就是一九三五年春由党员(同班同学)杨彤介绍入共青团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准我转党的。

　　“九一八”时候，女一中也是抗日救国运动中的最积极的单位。

　　一九三三年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同我党联合组织了察北抗日同盟军，后来被蒋介石汤恩伯的部队搞垮了。我党北方局派到察北抗日同盟军的一批党员，包括女一中的党员杨彤，回到了北平。我一到女一中初中三年级，就见到了从抗日同盟军回来的女战士杨彤，此后就成了朋友，一起作救亡活动，传递消息，散发传单，陪她去探监等等。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入共青团之后，经杨彤介绍认识了曾去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共产党员彭涛、王学明(均去世)等。彭涛、王学明都告诉我，他们正在恢复北平的党组织。他们重新建立的临时市委，是由团市委书记王学明代书记的，彭涛是宣传部长。我入团后，先后作过北平团市委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也帮助周小舟同志做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当时我把在北平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的同学、朋友，都联系到抗日救亡的活动和共青团的组织中来。我在党的领导下，当时就成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积极分子了。一九三五年秋后，由于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彭涛要我介绍他认识了孙荪荃，也认识了张申府。他们当时都是文教界援助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

　　“九一八”事变所激起来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因有国民党的破坏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北平市各大中学的学生会几乎都被国民党摧残掉了。由于孙荪荃的保护，女一中学生会――虽然不做什么事，但是却保存下来了。一九三五年女一中原来的学生会主席叫程卫，是个埋头读书的人。在这民族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之时，孙荪荃认为她不行了。同时，孙荪荃发现了我和杨彤是共产党员，她就公开讲“何梅协定”后的国内形势，主张抗日，然后就讲她主张把程卫拿下来，把我选上去。她的主张实现了。这在女一中来讲，实际上是师生合作抗日。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的部队从华北撤退，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也撤走了。所以，比起“何梅协定”之前来，北平的统治力量就不那么严密了，比较的松了一点。我们利用了这个空子，开展活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壮大了。

　　此时，王学明曾告诉我，河北省委的意见，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彭涛具体地领导我们组织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女一中公开活动的代表是吴闺箴、魏宜娴。当时黄河大水，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并、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国民党见死不救;我们同情灾民，恨国民党，就发起救灾。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都成立赈济会。我们在女一中还组织义演，募捐救灾。彭涛还亲自领着赈灾的同学到山东德州灾区救济灾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赈灾完了，彭涛、姚克广(即姚依林)同志希望把它转为北平大中小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会。在转化的时候，彭涛告诉我，水灾赈济会有些代表不赞成转。而我毫无顾忌地提议：“他们不赞成，我们不可以自己发起吗?”我记得，彭涛找我谈话的前后，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成立了，形势愈来愈紧迫。于是在彭涛、姚克广等同志的领导下，由若干个有我们党、团、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彭涛组织，在女一中学生会办公室召开过一次学联执委会。会议中有争论，我帮助彭涛解决了。会后，彭涛就告诉我：“你不能再秘密了，小郭，你要站出来公开活动了。”这样我就变成了北平学联的执行主席。同时，彭涛告诉我：“姚克广作学联秘书长。”在“一二·九”前后，学联党的领导人就是彭涛同志，因为王学明同志不赞成搞“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姚克广和我同彭涛的意见一致。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是怎么决定的

　　“一二·九”前几天在我的教室里开了一次会，讨论“一二·九”是否游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兆鏖的意见。他认为，是否游行，要统计(估计)一下人数，够八百人就上街游行。一种是彭涛的意见。他最为活跃，他认为不需要统计人数，只要我们估计一下当前的形势，是否需要来一个大行动就可以了。而且他估计能够超过八百人，办法是让那些力量大的学校先出来，然后再到那些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必有内应，八百人众，超过无疑。例如清华大学进城之后就可以和东北大学汇合，然后清华、东大又可去志成中学和女附中等。在校外呼口号，欢迎她们参加。我一听就觉得张兆鏖的意见是个比较消极的意见，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应该考虑一下人数，完全不加考虑是不对的(女附中的高惠如――彭涛爱人说，她至少可以带出去一个班，实际上不止一个班)。我觉得彭涛的意见是个积极的意见。我应该如何表示呢?应该表达民意，把救中国的民意表达出来，很自然地我赞成了彭涛的意见，后来张兆鏖也同意了，但他说“一二·九”这天只请愿。彭涛则说先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一二·九”之前彭涛、姚克广等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二·九”那天，学生就上街了。我和姚克广(依林)在西单挨了打。军警用枪把和皮鞭打了我们。

　　为什么又有了“一二一六”?“一二·九”那天游行示威之后，到傍晚时，彭涛、姚克广和我相约在清华同学会姚的住处见面。见面后，彭涛先说今天并没有收兵。他们两位同我约好第二天的会面地点，叫我先走了。以后姚克广告诉我，那天，最后黄敬同志曾把游行队伍带至北河沿北大三院，还讲了话，要继续斗争。第二天我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和彭涛、黄敬见面。彭涛的意见是不要我回女一中，怕我出危险，要保护我一下。但是黄敬说：“我主张小郭应该立即回女一中，因为运动已经爆发了，一定有人找学联，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于是我回到女一中去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好多同学来找我，问我：“是否学联就在这儿?”“你就是学联主席吧?”“昨天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参加上，太遗憾了。”大家提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二·九”我们没有参加上，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心愿!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后改名萧靖)一见我面，就痛哭流涕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昨天，这么大的事，我们不知道，没参加上，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他说罢留下地址就走了。我回到中大女生宿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彭涛和黄敬同志，强调了学生“再来一次”的要求。他们就说：“那没有办法，群众要求，只好再来一次呀!”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所以“一二·九”的继续和扩大示威游行，就放在了这一天，成为闻名中外的“一二一六”。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我与姚克广接头的地点，多在欧美同学会(南河沿，现改为政协俱乐部)。此地也是学联同教授会面的地方，我同张中府、孙荪荃等也在这里会过面。据张申府告诉我，“宋庆龄给了学联一点钱，作宣传费!钱交给黄敬收了。你是学联主席，所以叫你签个字。”此时，我和姚克广已经都不能再去女一中了，有一次去了，险些被抓走，孙荪荃先生就是那次被捕的。

　　“一二·九”后，准备“一二一六”，就是姚克广讲的那些，孙敬文是北平学联的总交通。“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彭、黄、姚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也与女一中、女附中、志成等中学联系过。

　　十二月十五日晚长安饭店开的检查部署会，是姚依林领我去参加的，到会者十来个人。黄敬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再检查一次，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明天就照计划行动了。他还布置了游行路线，目的地是天桥，以便把学生的集会发展为市民大会。第二天就参加“一二一六”去了。

　　“一二一六”运动的公开指挥，我以后听说是东北大学宋黎(他是一九三四年入党的)、邹鲁风(他是失掉关系的党员)等同志。

　　“一二一六”的规模比“一二·九”大，前者大约两万人上下，后者大约一万人上下，跟敌人斗争的姿态，前者也比后者要高。东北大学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砂子，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前门的城门，若干年来是从未关过的，十二月十六日这天却关上了半扇，足见统治者是有些惴惴不安了。游行队伍从前门到宣武门，都是一队警察一队学生，一队保安队的摩托车，把学生的队伍完全夹在中间，我与姚克广都在队伍当中，眼看军警就要袭击我们了，可是学生们继续英勇前进。到下午四、五点钟，宣武门内外的学生就汇合在一起了，而城门是关着的。口号声此起彼应，城门内外连成一片，声震寒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广田三原则!”“打倒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宣武门内外军警连成一片，“黑狗子”把我们包围住了!这时黄敬登上了城楼，号召同学不要散，要有秩序地走，城里的同学先走，城外的同学后走。初夜降临，同学们还未撤退完，反动派的军警开始屠杀追打我们。“一二一六”血案发生了。事后黄敬同志组织学联代表慰问团，我参加了;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去北大医院慰问受伤同学。黄敬还说，要把他(她)们的血衣送上海展览。“一二一六”这一天，女二中的同学斗争得很英勇，聂元素的头部受伤很重。

　　“一二一六”的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在彭涛同志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李润娥(高惠如和我的宣化同学，当时住师大女附中)。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都溅的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流了血了，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应该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说，“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来领导，能不能持久?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后来彭涛同志先走了，剩下了我和黄敬、姚克广，还有李润娥同志。黄敬、姚克广说笑话，他俩互相摔跤取暖，渡过这寒冷的一夜。

　　“一二·九”时候，林枫同志正在宣化教书。“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一二一六”之前，他赶到北平，河北省委要他做北平市委书记。据我所知，“一二一六”那天晚上他已经是北平市委书记了，他和彭涛、黄敬已经联系上了。

　　南下宣传和民先队的成立

　　关于南下宣传的决定，经历了下面这样一个公开活动的过程。

　　“一二一六”以后，天津也组织了学联，举行了“一二一八”的游行示威，还派了两个代表来北平。黄敬同志叫我去联系，让我通知他们，天津北上，我们南下，在河北省固安一带会合。

　　有一天开党的会，有彭涛、黄敬参加。黄敬在会上说，国民党号召学生到南京去“聆训”，每人发三十到四十块现洋收买，杨立奎就是在积极活动用钱买人到南京去。许多进步学生都不予理睬，读书救国的中间派学生对国民党能不能抗战也发生怀疑了。我们怎么办，是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的幻想，引到南京去“聆训”呢?还是拿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呢?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聆训”，而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思想，彭涛、黄敬是毫不含糊的，当时黄敬在会上说：“过两天在燕大开一个学生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是到南京去‘聆训’，还是南下宣传，党的市委决定去南下宣传，估计凡是去南下宣传的，都是‘一二·九’起来的积极分子，就好组织起来成为学联的核心!”他还说：“小郭，在燕大开这次会你得去作执行主席，而且必须保证党的这个意见，一定要通过。”他很严肃地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我说：“好吧。”不几天，我到了燕大体育馆，其时人还不多，天黑时候到了八十多人，清华、东大、北大、燕京、女一中、汇文(廿一中)、镜湖、艺文(廿八中)等校代表都去了。大家就坐在体育馆开会讨论起来。最后一表决，赞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是我原来未估计到的，正着急间，坐在我右首的燕大代表张兆鏖说：“小郭，反表决!反表决!”我就冷静了一下，说：“讨论停止，休息一刻钟，再付表决”。然后就有人嚷嚷：“不对，不对，有的学校来了两、三个人啦，不能这么表决。”在休息时，我见到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在代表中很活跃。休息两个小时后，又开会。刘江凌是黄敬联系的代表，站起来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指出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全国学生和民众应该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讲毕付诸表决，我说：“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一下，赞成南下宣传的纷纷举手，占了多数。通过了党原来的决定。这时，天已拂晓，事后有一位同志告诉我，法商学院的反动代表某某骂我：“郭明秋坏透了，被共产党利用了!”

　　这样，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就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出发了。黄敬把我和姚克广留下，他和彭涛随队南下。彭、黄布置了如何组织领导南下的问题。南下回来以后，在西山召开过一次党团会议，作了总结。当时姚克广同志已是学联党团书记。我记得彭涛、黄敬、姚克广，中大的董毓华，还有孙敬文等都参加了。黄敬说，南下宣传是一件大事，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学联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了。关于这个核心力量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问题曾经交给南下的同学们一起讨论过，大家起了好多名字，最好的名字是师大曹国智同志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召集各校代表开会正式成立的，会上发过《我们的主张》等两个文件草稿。关山复同志参加过这个会。

　　林枫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被调到天津作市委书记。三月下旬我到天津，先在天津市委工作。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枫同志调作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八、九月间我作了北方局机关(刘少奇同志)的译电员。四月初，在天津我听说北平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

　　我再讲讲北方局的领导刘少奇和彭真同志。谁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最熟悉呢?据我所知，除在平津工作过的彭涛、黄敬、姚克广、蒋南翔和林枫之外，就是北方局的刘少奇和彭真同志了。一九三六年春，林枫同志到天津后，就知道彭真同志在天津工作。当时林枫同志称彭真同志是“老魏”，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到天津和北方局。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在我们的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走后，林枫告诉我：“这是中央派驻北方的代表。以后我们就帮助他工作了。”我问：“那怎么称呼他呀?!”林枫同志答：“你就叫他老戴好了。”以后隔上十天、半月刘少奇同志就到我们家里来一次。渐渐地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允许我在场了。少奇同志说，纠正立三路线残余就应该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分开，秘密工作应执行“荫蔽精干，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我接受了这一方针，就离开了女工夜校教书的岗位。刘少奇同志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发表在《火线》上(他还用“胡服”这个名字发表些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精神跟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间，北方局搬到北平。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少奇同志给林枫同志布置了工作之后，就离开北平去延安。七七事变后，林枫同志接到彭真同志的信，叫我们平津党的力量到太原集合，重新分配工作。我到太原后才认识彭真同志，当时他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同志说准备把我送到延安去，林枫同意，我也同意。当时彭真同志讲，北方党员和民先队员同红军在太原会师，是件很重要的大事。

　　有的同志说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民先队员大概有一万来人，党员有一千来人，都先后转移到了华北、华中、陕甘宁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些人直接参加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与“一二·九”学运的领导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路线上的不同。“九一八”以后学生运动的高潮，由于有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以致变成了低潮;“一二·九”时期，刘少奇同志模范地贯彻了党的正确路线，所以保存了党的力量，发展了党的力量，出学生运动扩展为深入的广大的工、农、兵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