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2-01 09:30:57

　　一次是批判陶希圣和杨立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教授)公开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读书救国”的谬论和破坏学生运动的阴谋。在上哲学课时，秀峰同志讲到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他说：陶希圣、杨立奎二人讲，“读书救国”，表面看颇有道理，然而它的本质是不让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服务，是适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这两个教育界的权威，表面是教授，本质是政客，是蒋介石的走狗。我们千万不要受骗。学生听后很受教育。

　　再一次，是在时事座谈会上，讨论到德国法西斯问题。有的学生说希特勒是伟大领袖，蒋介石经常称赞希特勒。杨秀峰发言时很忿慨，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希特勒对内独裁，搞法西斯专政，任意践踏民主，压制人民，对外实行侵略，搞民族压迫，算是什么伟大领袖?是政治流氓。蒋介石也不讲民主，在日军侵略面前不抵抗，搞投降主义。他称赞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分子，就是称赞日本侵略中国。那天，进步同学和反动学生辩论得很激烈，他的讲话大大长了进步学生的志气，使那些持反动观点的学生陷于孤立。

　　第三次是在讲经济学时，讲到学校当局让他填一张有反共内容的表格，他当场撕掉了表格，因为他是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伟大事业要靠共产党来领导。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相信马克思主义，填了那张表，就等于违背自己的信仰，自动解除自己的职务。他的话很有力量，博得了热烈的鼓掌。

　　“一二·一八”游行和成立学联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阮慕韩叫我到他宿舍去，杨秀峰也在，似乎他们在等我。杨秀峰先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已经行动了，你们怎么样?”我说同学们的情绪异常高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阮慕韩接着说：“看来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你们可以考虑立即有所行动，杨老师给你们拟了一个方案，供你们参考。”跟着杨秀峰掏出一张纸，简单地写了游行队伍的组织、路线、口号，开大会和请愿的内容等等，给了我。杨秀峰又问我：“你估计有哪些学校、多少学生能参加?”我说估计我们大学部和商职部大部分能参加，其余河北面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女师：以及觉民、究真、中山等中学也可以出来，河南面的汇文中学也能出来。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因受张伯苓的影响有些困难，但也可能出来一些。我们努力作工作吧。我离开他们即马上找朱纪章等人召集学生会议。我们找了一间宿舍，到会的大多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决定十二月十八日游行。十七号我们又开了一次会，讨论了队伍的组织、口号，集合地点、传单等，作了具体分工，我被分配到女师等校串联，作动员。

　　十八日早晨八点，校园内响起了钟声，同学们集合起来，立即出发了，过了法政桥奔扶轮中学，有人去北洋、女师等校联络，九点多钟都到了公共体育场集合。队伍由我带领，顺大经路过金钢桥、大胡同、官银号、东马路、东南角、西马路，直抵南开中学大操场。南开大学的一部分人在官银号也加入队伍，沿途还参加了一些人。整个队伍大约共二千余人。

　　杨秀峰教授参加了游行，和我走在最前面，指导我们喊口号和行动。他那天身着呢子大衣，夹着黑色皮包。当走到东南城角时，有的同学要冲向日租界，他赶快跑过来，问：“要干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连连摇头，告诫我们说：“那怎么行!不干那蠢事。我们走西马路，东南角。”离日租界已很近。日人筑有防御工事，架有机枪，并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把守，正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在东南角稍停，群情激奋，大声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就转向西马路，最后到达目的地――南开中学操场，已经时近中午了。南中的同学热烈欢迎我们，为我们准备了馒头。南中代表吴祖贻讲话说：“馒头虽冷，我们欢迎慰问你们的一颗心却是热的。我们抗日救国的心联在一起的!”

　　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建立天津学联的提案，并决定立即去市府请愿的倡议。会后，大队高呼口号，唱着救亡歌曲，向市府出发请愿。市长肖振瀛避而不见，由秘书代为接过请愿书，我们回校时已是下午三点。

　　到校后，大家集合在大礼堂，欢迎杨秀峰教授讲话。他说：“我们不愧是李大钊的后继者，保持和继承了‘五四’运动光荣传统。今后还要发扬光大，希望与同学们共勉。”两天后，召开了天津学联的筹备会议，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了天津学联。学联设执委、常委会，以学校为单位，选派代表组成。不固定人选，会议有代表参加就行，代表有发言、表决、选举与被选举权。办了一个《天津学生》报，由我和阮务德主编。可惜只出版了一期。这些都是在阮慕韩、杨秀峰的指导下进行的。

　　后来，杨秀峰把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王仲华介绍给我，他是北平学联的代表，我们经常往来。有时我去北平，有时他来天津，互相沟通情况，关系异常密切。一次他提出：“北平学联有意成立‘平津学联’你们意见怎样?”我说：“征求一下‘天津学联’的意见，估计不成问题，”我随即征求常委意见，都赞成。十二月底，正式成立了“平津学联”。这事我向杨秀峰，阮慕韩讲时，他们说：“知道，应该这样干。”

　　平津学联成立后，决定组织“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事先由我从杨秀峰、阮慕韩处知道了，后来，王仲华、朱纪章又来通知我，我找天津学联的常委联系时，各校已放假，打了多次电话才找到北洋大学的王远馨和汇文中学的姚大衡等。王仲华告诉我：“宣传团一共四个团，北平三个，天津一个算第四团。双方到固安县会合。”

　　杨秀峰始终和我保持着联系。他和许多校内校外的进步老师都有联系，当时温健公(广东梅县一带人)也在我们学校教课，他和杨秀峰关系十分密切。他为人热情开朗，敢作敢为，善于和同学接近。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和刘子超都在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工作，遇到他妹妹温华英，她告诉我温健公同志已在广州遇难牺牲，他也是个老党员。

　　闻永之老师对我们的帮助

　　闻永之是法商学院的辅导科主任，湖北人。他在找我和阮务德谈话时流露出坚决主张抗战和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满的思想。对学生会的工作也很支持，他告诉我：“学生会开会，只要哪间屋子空着就可以用，给我打招呼就行。缺什么东西我可以用公家的名义替你们领。”开始我们对他有些怀疑，辅导科主任怎么不但不管我们，反而帮助我们。接触时间长了。发现他的思想进步，分析能力很强，水平也很高，怀疑渐渐解除了。有时和他谈起来，竟至通宵达旦。“一二?一八”前夕，他找我和阮务德说：“你们对北平的‘一二?九’有什么看法?”我们说：“完全赞成。天津太沉闷了。”“你们也想干吗?”我俩说：“怎么不想!我们原先还想搞暗杀团呢。‘九?一八’事变后，真想组织一个暗杀团。‘杀死一个日本人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他说：“那种想法是错误的，冒险主义的，你们能杀几个日本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真正有力量的。你们不是也要学习北平学生那样干吗?这才是正路。什么时候行动呢?”我和阮务德当时已经沉不住气了，但因为他毕竟是辅导主任管训育的，迟疑半天，还是没敢说出来。最后，他说：“不要有什么顾虑，我虽是辅导主任，但也是有热血的中国人!我和你们的爱国心是一样的!”我们被他这句话打动了，回答说：“明天就动”。他问准备得怎样?我们一一告诉了他。他又问：“有把握动员哪几个学校的学生出来?”我们也告诉了他。他又问：“传单和口号准备好了吗?”我们说：“准备了，但很少。”“那我给你们纸，马上赶印，还来得及。”他取出纸，老阮写后，他又去印。印后，又问我游行路线，谁领队等等。我告诉他，由我领队。这时已经到了下半夜一时多，我才回屋睡觉。

　　闻永之在和我们接触中，不断声明“我可不是共产党员。”我和阮务德对他讲：“你就是共产党员我们也不怕。”以后，学生运动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找他商量。他极其热诚地帮助我们。

　　我和阮务德一九三六年十月被捕，第二天放风时发现闻永之也被捕了，相互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后来听说他被学院保释出去了。我和阮务德被引渡到北平。抗战爆发后，在八路军一个游击支队里遇到他，他是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见到我非常高兴，谈起往事来格外亲切。他说：“你们的情况，阮慕韩和我讲了，我老早就是党员，现在可以说了。我们那个时候一同坐牢，现在一同战斗，既是师生，又是同志，要一同战斗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他又带我见了黄欧东同志，请我给抗大的同学做了一次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报告。晚饭后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谁想我们那次竟是最后的一面，听说他在一次渡河战斗中牺牲了。

　　和何松亭相识到推动马占山抗日

　　何松亭是东北人，曾留学英国，当时他除在法商学院教银行和货币学外，还兼任天津边业银行的职务，为人很豪爽朴实，待人亲切，住在我弟弟工作的隔壁，对我很热情。他知道我在搞学生运动，常常和我讲东北被日军强占的事情。他说：“我是东北人，这是最痛心的。我认识张学良，他是一个有抗日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人家骂他不抗日，真冤枉他了，他有苦说不出来。是蒋介石不让他抵抗。蒋介石才是罪魁祸首，他宁可使中国军队死在剿共上，也不抗日，让中国人残杀中国人。共产党主张抗日有什么罪?有机会你可以问问马占山将军，是谁真正支持了他。现在东北义勇军已组成抗日联军了，杨靖宇将军就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听说到南京请愿时，蒋介石向你们拿人头担保，三年收复失地，现在已经五年了，他有什么行动?我们不能只听漂亮话，要看行动。我支持你们的抗日爱国，有啥问题可以找我。”

　　我从上海开完会回来，就到他家去汇报了会议情况。话刚说完，他就兴奋地说：“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我不知道要见谁，也不好问。到了他隔壁一个院子里，走进上房，进到里屋，看靠墙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瘦老头，正在那里抽大烟，见何松亭打招呼说：“老何，你怎么来了，没上班?”何介绍说：“这是出席全国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学联的代表庄金林，我的学生，让他给您谈谈全国抗日的情况。”又指着他对我说：“这就是全国有名的马占山将军。”马将军一翻身坐起来和我握手，连说：“好!好!赶快讲，我一定仔细听。”我一五一十把会议情况向他讲了。他好象越听越起劲，我告诉他：“全国救国会给您发了慰问电，请您努力抗战!”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抗日是我们东北军人应尽的天职。妈拉巴子的政府军队一枪不放就跑了，算他妈的什么军人!我老马要抗战到底，蒋介石不发给我钱和枪，我能打几天?全国救国会还给我发来电报。我接到不少电报啦!但用电报不能把日本鬼子吓走。”我说：“以后会给你汇款和别的什么东西的。”他说：“最好是政府拨款。”我说：“正在要求政府拨款，但愿能实现。”他说：“还不如共产党，他们不讲漂亮话，而是真干。政府要是共产党管就好了，我们真能得到实惠，那还怕抗日不胜。”说完深深叹了口气，又躺下抽大烟了。后来何松亭告诉我：“老马本来不想干了，听了你的介绍后，我又做他的工作，他回到东北继续抗战了。”何松亭那里经常高朋满座，谈论抗日问题。解放后，我去天津中国人民银行看望他，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九二六年的老党员，那年是在作东北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