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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2-01 09:32:35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

  天津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学生不太多,我是天津学联的代表,也是天津第四团的代表。到安次时,北平一团团长韩天石和另外两位同学来迎接我们,第二天一同到固安。在固安与北平一团(以北大为主)会合,以后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行动,成为他们一个分队。固安县城门关闭,军队把守着不让进去。我们在城外开了一个大会,王仲华讲了话,固安一个中学校长也讲了话,城上还用篮子系下大饼慰问我们。随后,出发到雄县北的一座镇子――咎冈,住了一夜,又去雄县。在这里我们得知二团(以师大为主)、三团(以清华为主)先后在大兴县南和高碑店,被军警驱散,我们这个团也有军警尾追。我们采取昼伏夜出办法,和军警“打游击”。途中,天天和农民接触,开座谈会,作宣传。农村有些革命知识分子,也向我们宣传。那时,我们都穿着衣服睡,有时地上铺点儿草当床,日夜跑路,脚都打了泡,吃不饱,睡不暖,还要向农民宣传,真是受到锻炼,了解了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少爷小姐作风受到很大触动,开始和农民有了共同语言和感情,也知道农民中蕴藏着的抗日力量。最后队伍进了保定城,宣传了两天。在保定的二天夜里开了一次全体大会,有百十个人。我和北京的小潘(彭涛)主持会议。大家都不愿意就此散了。考虑建立一个什么组织,继续保持联系。大家议论纷纷,结果通过了天津北洋大学的张多疆和北平师大小曹(女)的提议叫“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凡是那天参加会的都是“民先”发起人,也是第一批“民先”队员,现在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据我所知还有袁宝华、陆平、刘居英、敖纪民、许达本、张多疆、姚大衡、朱纪章、庄林、林心贤等人。民先队先在学生中发展,后又扩展到其他各界,最后在军队中也建立了。抗战前后发展很快,全国成立了民先总队。总队长李昌。一九三七年中央取消了原来的共青团,只剩下民先队,成为一支在党的领导下的新的青年群众组织。

  南下宣传团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出发,一月二十一日到保定,一月二十三日回到北平。正好是旧历除夕,在北平过的年。北大同学给我买了“年货”(旦糕)庆贺。二月一日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北京民先成立大会”。敖纪民当选为第一任队长。回到天津,天津也在成立民先队。第一任队长是李哲人(即李明义)。

  全国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学联的成立

  四月间我代表天津学联和平津学联去上海参加全国学联。这也是阮慕韩通知我的,并告诉我到上海去的组织关系找王仲华联系。王仲华从北京来天津,我们接上组织关系后,一同去上海。开始,我们被安排在上海青年会和王仲华住在一起,以后搬到亭子间去住了。在那里和陆璀、柳也夫(刘江陵)、黄敬、唐守愚等人共同从事紧张的筹备工作。我还分管印刷传单,接待湖北、四川、江西等代表,每个星期还要参加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等组织的素餐会,在功德林索餐馆的时候多,藉着会餐讨论大会的工作纲领等文件以及大会议程等。开始时有些争论,但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很快就趋于一致。全国学联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五月底六月初成立,都在上海。

  七月初,西南地区号召奋起抗日,国内形势有所好转。日本帝国主义也采用“经济提携”的新策略向中国进攻。国民党决定召开三中全会。面临这一形势,全国救国会及全国学联决定选派代表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去请愿,代表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英、沙千里、庄林和陆璀,到南京后,还准备招待新闻界、报告请愿情况,以扩大宣传,同时联络南京的抗日人士,以推进救亡运动。

  九日夜出发,十日晨抵京,代表团在京共四日。十三日上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事先写了请愿书,要点是:1.准许代表团在大会发言五分钟;2.立即决议对日抗战;3.决议开放民众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4.停止内战。

  代表团到国民党中央大礼堂时,会场门禁森严。大会分别派了马超俊接待全救会代表,曾扩情接见平津学联代表,全国学联代表也自动跟进去(原来不准他们进去),当时还有谭根等在座。

  曾对原来不接见全国学联代表的作法表示抱歉,对请愿书的意见是:1.对日抗战,政府正在准备,在野人士不了解情况,人民与政府应有共信关系,尤其人民应相信政府,由政府来统一军令、政令去抗日。曾说他本人是抗日的,但人民不能随便拿抗日与政府为难。2.关于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他根本不承认在南京政府有压迫民众抗日的举动,否认南京中学学生有五人尚未释放。各地当局压迫学生运动,是他们的错误,南京的民众运动搞得很好,如“全救会”开会不便,尽可到南京来开。人民应该遵守纲纪,不能以民众运动来和政府捣乱。3.关于停止内战问题。他说现在无所谓内战,西南问题可以不用兵而用政治方法解决,政府决定组织国防会议,容纳西南领袖。

  他说完,我当即质问:1.为什么说全国学联是不合法的?学生反抗日本非法占领中国领土,符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为什么是非法的?难道日本强占中国领土是合法的吗?怎么政府对日本不敢吭一声?2.政府不承认有内战,明明还在打,不承认怎么行?要求立即停止。3.我已经是第二次听到政府正在准备抗日。第一次是亲耳听蒋介石先生说的,三年如不收复失地,拿人头来见我们。现在已五年,蒋介石的脑袋还是长在脖子上。有谁还相信这些话。日本人的进攻从未停止,眼看我们就要做亡国奴了,无家可归,政府知道吗?这时我的内心十分激动,声泪俱下,全室寂静无声。曾扩情也哑口无言,谭根特别表示了同情。会后,我和沈钧儒去他那里,他说:“你的讲话理直气壮,我真感动。平津学生为什么那么能讲话啊。”

  我们还经常到马相伯老人那里去。马老虽然不能走动,但言语思维都很清楚。他每次见到我们总是滔滔不绝的谈论着抗日主张,对蒋介石不抗日甚为忿恨。有一次气急了说:“他(蒋介石)再不抗日,我们就可取而代之嘛!”有一次沈钧儒、李公朴都在他那里,邹韬奋开玩笑说:“马老是真老头子,沈老是小老头子,公朴呢是假老头子。(李公朴最年轻,蓄起一大绺黑髯)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同年,八月间世界学联在日内瓦开会,我和陆璀准备一同去参加,后我未去成。

  当时,我们还作马叙伦、潘大魁、王造时等人的工作,并和徐雪寒、吴砚农、李超白、沈兹九、陈波儿等人经常接触。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天拂晓,天津日军宪兵和特务乘大卡车到我家,刚好我在上海开会,没有抓到我,就把我父亲抓走,打得父亲死去活来,父亲已是七十多岁,敌人什么也未问出来,怕死在狱中,才把他放出。临走恶狠狠地说:你孩子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向我们报告,不报告就拿你治罪。还留下几个特务住在我家里,从六月中一直到八月中,一直在我家两个多月;估计我不会回去了,才撤走。天津学联和法商学生会及我家里都不知道我的确切地址,在此期间,他们怕我回来被捕,派人在天津东站口天天等我。九月间我回津,刚一出站,家里派的人就告诉我,千万不要回家,日本特务刚走,我就带了一箱文件和书到法租界我弟弟那里,才避免被日军捕走的一场灾难。

  十月初,我和阮务德同一天里被天津公安局特务逮捕。第二天又将闻永之捕去。学生会发动全校罢课和请愿,杨秀峰等给宋庆龄、冯玉祥、沈钧儒、宋哲元等发了电报,要求胁迫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十二月被宣布无罪释放回校。那时学校正在搞护院运动,原因是宋哲元一方面被天津的反动势力施加压力,一方面又遭到学生的反对,有些难于应付,就下令解散天津法商学院。学生、老师们与学校当局都在为复校奔走,要求宋哲元收回成命。我到校后,立即推选我为法商学院全体同学代表,赴京找宋哲元请愿。到北京因想住在二龙路王远馨住的公寓,正好警察搜查他的住室,我说是找宋哲元的,他们看了我的公函说:“没您的事。”把远馨带走了。我正在犹疑中,警察又转了回来,将我带走,转送到公安局。这是我第二次被捕。第三次被捕是日军占领天津后,因无证据,只拘留一小时,即行释放。

  “一二一八”运动与党的领导

  “一二一八”运动发生在一九三五年,那时天津党已遭受破坏,组织还未恢复,学生支部也都瓦解了,市委已不存在,党的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天津市广大学生早就具有抗日救亡思想,“九一八”以后,更加强烈,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九三五年受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一触即发。天津的党组织虽已遭到破坏,许多党员遭到镇压,但一部分党员还保存下来,分别隐蔽在不同岗位上。“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一直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以各种方式宣传,并以实际行动领导着抗日武装斗争。一九三五年八月发布《八一宣言》后,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党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各民主党派和一部分军队的拥护。以宋庆龄为首的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更加人心振奋,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前后,党又专门指派了一部分党员到天津发动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津的“一二一八”运动,应该说是“一二九”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一九三六年,天津党组织正式恢复,刘少奇、彭真、姚依林等同志到天津后,加强了领导,但是,工作更多采用了秘密方式,一般为单线领导,尽量避免发生横的关系。因此,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基本没有遭到破坏,不但保存和积蓄了力量,而且在群众中发挥了很好的核心领导作用。这一时期,北方局、市委的领导力量是强的,特别是刘少奇到津后,更是如此。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很少喊过去“左”的口号。虽然群众运动中喊过打倒宋哲元的口号,但很快就纠正过来,改为团结二十九军,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战,把宋哲元这样的人,基本上也团结住了。没有象北京那样举行悼念郭清同学的抬棺游行,没有遭到军警大规模镇压和屠杀。未发生重大流血惨案。后来在“一二一八”运动基础上,又发动了“五二八”运动。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成熟,团结同学更广泛,影响更大,效果也更好。

  “一二九”运动开始,我是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觉悟不高,以后由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教育,又在救亡运动的实践中受到教育,使自己逐渐了解党的政治纲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作风,终于加入了党的组织。一九三九年以后,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深深体会到,没有我们党的领导,“一二?九”运动也好,“一二一八”运动也好,都难以发动得那样广泛,也难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青年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也日益成熟了。它为党培养出了大批干部;推动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它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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