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2-01 09:32:35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

　　天津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学生不太多，我是天津学联的代表，也是天津第四团的代表。到安次时，北平一团团长韩天石和另外两位同学来迎接我们，第二天一同到固安。在固安与北平一团(以北大为主)会合，以后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行动，成为他们一个分队。固安县城门关闭，军队把守着不让进去。我们在城外开了一个大会，王仲华讲了话，固安一个中学校长也讲了话，城上还用篮子系下大饼慰问我们。随后，出发到雄县北的一座镇子――咎冈，住了一夜，又去雄县。在这里我们得知二团(以师大为主)、三团(以清华为主)先后在大兴县南和高碑店，被军警驱散，我们这个团也有军警尾追。我们采取昼伏夜出办法，和军警“打游击”。途中，天天和农民接触，开座谈会，作宣传。农村有些革命知识分子，也向我们宣传。那时，我们都穿着衣服睡，有时地上铺点儿草当床，日夜跑路，脚都打了泡，吃不饱，睡不暖，还要向农民宣传，真是受到锻炼，了解了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少爷小姐作风受到很大触动，开始和农民有了共同语言和感情，也知道农民中蕴藏着的抗日力量。最后队伍进了保定城，宣传了两天。在保定的二天夜里开了一次全体大会，有百十个人。我和北京的小潘(彭涛)主持会议。大家都不愿意就此散了。考虑建立一个什么组织，继续保持联系。大家议论纷纷，结果通过了天津北洋大学的张多疆和北平师大小曹(女)的提议叫“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凡是那天参加会的都是“民先”发起人，也是第一批“民先”队员，现在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据我所知还有袁宝华、陆平、刘居英、敖纪民、许达本、张多疆、姚大衡、朱纪章、庄林、林心贤等人。民先队先在学生中发展，后又扩展到其他各界，最后在军队中也建立了。抗战前后发展很快，全国成立了民先总队。总队长李昌。一九三七年中央取消了原来的共青团，只剩下民先队，成为一支在党的领导下的新的青年群众组织。

　　南下宣传团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出发，一月二十一日到保定，一月二十三日回到北平。正好是旧历除夕，在北平过的年。北大同学给我买了“年货”(旦糕)庆贺。二月一日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北京民先成立大会”。敖纪民当选为第一任队长。回到天津，天津也在成立民先队。第一任队长是李哲人(即李明义)。

　　全国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学联的成立

　　四月间我代表天津学联和平津学联去上海参加全国学联。这也是阮慕韩通知我的，并告诉我到上海去的组织关系找王仲华联系。王仲华从北京来天津，我们接上组织关系后，一同去上海。开始，我们被安排在上海青年会和王仲华住在一起，以后搬到亭子间去住了。在那里和陆璀、柳也夫(刘江陵)、黄敬、唐守愚等人共同从事紧张的筹备工作。我还分管印刷传单，接待湖北、四川、江西等代表，每个星期还要参加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等组织的素餐会，在功德林索餐馆的时候多，藉着会餐讨论大会的工作纲领等文件以及大会议程等。开始时有些争论，但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很快就趋于一致。全国学联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五月底六月初成立，都在上海。

　　七月初，西南地区号召奋起抗日，国内形势有所好转。日本帝国主义也采用“经济提携”的新策略向中国进攻。国民党决定召开三中全会。面临这一形势，全国救国会及全国学联决定选派代表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去请愿，代表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英、沙千里、庄林和陆璀，到南京后，还准备招待新闻界、报告请愿情况，以扩大宣传，同时联络南京的抗日人士，以推进救亡运动。

　　九日夜出发，十日晨抵京，代表团在京共四日。十三日上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事先写了请愿书，要点是：1.准许代表团在大会发言五分钟;2.立即决议对日抗战;3.决议开放民众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4.停止内战。

　　代表团到国民党中央大礼堂时，会场门禁森严。大会分别派了马超俊接待全救会代表，曾扩情接见平津学联代表，全国学联代表也自动跟进去(原来不准他们进去)，当时还有谭根等在座。

　　曾对原来不接见全国学联代表的作法表示抱歉，对请愿书的意见是：1.对日抗战，政府正在准备，在野人士不了解情况，人民与政府应有共信关系，尤其人民应相信政府，由政府来统一军令、政令去抗日。曾说他本人是抗日的，但人民不能随便拿抗日与政府为难。2.关于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他根本不承认在南京政府有压迫民众抗日的举动，否认南京中学学生有五人尚未释放。各地当局压迫学生运动，是他们的错误，南京的民众运动搞得很好，如“全救会”开会不便，尽可到南京来开。人民应该遵守纲纪，不能以民众运动来和政府捣乱。3.关于停止内战问题。他说现在无所谓内战，西南问题可以不用兵而用政治方法解决，政府决定组织国防会议，容纳西南领袖。

　　他说完，我当即质问：1.为什么说全国学联是不合法的?学生反抗日本非法占领中国领土，符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为什么是非法的?难道日本强占中国领土是合法的吗?怎么政府对日本不敢吭一声?2.政府不承认有内战，明明还在打，不承认怎么行?要求立即停止。3.我已经是第二次听到政府正在准备抗日。第一次是亲耳听蒋介石先生说的，三年如不收复失地，拿人头来见我们。现在已五年，蒋介石的脑袋还是长在脖子上。有谁还相信这些话。日本人的进攻从未停止，眼看我们就要做亡国奴了，无家可归，政府知道吗?这时我的内心十分激动，声泪俱下，全室寂静无声。曾扩情也哑口无言，谭根特别表示了同情。会后，我和沈钧儒去他那里，他说：“你的讲话理直气壮，我真感动。平津学生为什么那么能讲话啊。”

　　我们还经常到马相伯老人那里去。马老虽然不能走动，但言语思维都很清楚。他每次见到我们总是滔滔不绝的谈论着抗日主张，对蒋介石不抗日甚为忿恨。有一次气急了说：“他(蒋介石)再不抗日，我们就可取而代之嘛!”有一次沈钧儒、李公朴都在他那里，邹韬奋开玩笑说：“马老是真老头子，沈老是小老头子，公朴呢是假老头子。(李公朴最年轻，蓄起一大绺黑髯)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同年，八月间世界学联在日内瓦开会，我和陆璀准备一同去参加，后我未去成。

　　当时，我们还作马叙伦、潘大魁、王造时等人的工作，并和徐雪寒、吴砚农、李超白、沈兹九、陈波儿等人经常接触。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天拂晓，天津日军宪兵和特务乘大卡车到我家，刚好我在上海开会，没有抓到我，就把我父亲抓走，打得父亲死去活来，父亲已是七十多岁，敌人什么也未问出来，怕死在狱中，才把他放出。临走恶狠狠地说：你孩子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向我们报告，不报告就拿你治罪。还留下几个特务住在我家里，从六月中一直到八月中，一直在我家两个多月;估计我不会回去了，才撤走。天津学联和法商学生会及我家里都不知道我的确切地址，在此期间，他们怕我回来被捕，派人在天津东站口天天等我。九月间我回津，刚一出站，家里派的人就告诉我，千万不要回家，日本特务刚走，我就带了一箱文件和书到法租界我弟弟那里，才避免被日军捕走的一场灾难。

　　十月初，我和阮务德同一天里被天津公安局特务逮捕。第二天又将闻永之捕去。学生会发动全校罢课和请愿，杨秀峰等给宋庆龄、冯玉祥、沈钧儒、宋哲元等发了电报，要求胁迫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十二月被宣布无罪释放回校。那时学校正在搞护院运动，原因是宋哲元一方面被天津的反动势力施加压力，一方面又遭到学生的反对，有些难于应付，就下令解散天津法商学院。学生、老师们与学校当局都在为复校奔走，要求宋哲元收回成命。我到校后，立即推选我为法商学院全体同学代表，赴京找宋哲元请愿。到北京因想住在二龙路王远馨住的公寓，正好警察搜查他的住室，我说是找宋哲元的，他们看了我的公函说：“没您的事。”把远馨带走了。我正在犹疑中，警察又转了回来，将我带走，转送到公安局。这是我第二次被捕。第三次被捕是日军占领天津后，因无证据，只拘留一小时，即行释放。

　　“一二一八”运动与党的领导

　　“一二一八”运动发生在一九三五年，那时天津党已遭受破坏，组织还未恢复，学生支部也都瓦解了，市委已不存在，党的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天津市广大学生早就具有抗日救亡思想，“九一八”以后，更加强烈，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九三五年受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一触即发。天津的党组织虽已遭到破坏，许多党员遭到镇压，但一部分党员还保存下来，分别隐蔽在不同岗位上。“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一直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以各种方式宣传，并以实际行动领导着抗日武装斗争。一九三五年八月发布《八一宣言》后，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党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各民主党派和一部分军队的拥护。以宋庆龄为首的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更加人心振奋，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前后，党又专门指派了一部分党员到天津发动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津的“一二一八”运动，应该说是“一二九”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一九三六年，天津党组织正式恢复，刘少奇、彭真、姚依林等同志到天津后，加强了领导，但是，工作更多采用了秘密方式，一般为单线领导，尽量避免发生横的关系。因此，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基本没有遭到破坏，不但保存和积蓄了力量，而且在群众中发挥了很好的核心领导作用。这一时期，北方局、市委的领导力量是强的，特别是刘少奇到津后，更是如此。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很少喊过去“左”的口号。虽然群众运动中喊过打倒宋哲元的口号，但很快就纠正过来，改为团结二十九军，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战，把宋哲元这样的人，基本上也团结住了。没有象北京那样举行悼念郭清同学的抬棺游行，没有遭到军警大规模镇压和屠杀。未发生重大流血惨案。后来在“一二一八”运动基础上，又发动了“五二八”运动。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成熟，团结同学更广泛，影响更大，效果也更好。

　　“一二九”运动开始，我是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觉悟不高，以后由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教育，又在救亡运动的实践中受到教育，使自己逐渐了解党的政治纲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作风，终于加入了党的组织。一九三九年以后，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深深体会到，没有我们党的领导，“一二?九”运动也好，“一二一八”运动也好，都难以发动得那样广泛，也难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青年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也日益成熟了。它为党培养出了大批干部;推动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它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