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前后的上海局势和学生运动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2-01 09:37:15

　　一九三五年始于北平的学生运动，对于我个人也标志着政治觉悟的一次跃进。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我到达中国的上海。仅仅两年之后，我就亲眼看到了爱国青年心头因反对蒋介石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而迸发出的怒火。

　　也是在这两年里，我对中国人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以及二者的关系，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势不两立的关系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同时，也有幸结识了一些外国进步人士，如：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Hey)，美国妇女耿丽淑(Taliha Gerlach)，陆慕德(Maud Rusell)等人。当时大部分外国人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对于日本人一九三二年一月进攻上海的行为，他们认为正是教训“他们的好机会”。这里的“他们”，就是指那些认为上海是他们自己的领土，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的不幸的中国人。

　　路易·艾黎当时是公共租界城市委员会的工厂视察员。他带我参观了上海的几家工厂。工人中有不少还只是孩子。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他们从早到晚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常蜷身睡在机器旁边，或机器下面过夜。安全措施根本无人过问。锅炉爆炸造成伤亡等重大事故屡见不鲜。这些工厂，有许多是外国人，包括那些不辞跨海而进行侵略的日本侵略者办的。

　　这些侵略者，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吞并了东北三省。继而又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向上海发动进攻。当时，只有蔡廷锴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奋起反抗。而蒋介石政府对侵略者却不欲动一指头，好象他们的首府南京是座落在另一个星球上。鲁迅先生曾用他手中锐利的武器――杂文对国民党政府那种任人宰割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进行了犀利尖刻的抨击。

　　北平与东北近在咫尺，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官方对这种真实情况从来不予报道。然而这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又快又准确地传到了四面八方。所以，当时北平学生愤起反抗的消息，没多久就传到了上海。一星期之后，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上海的学生也用同一个声音发出了怒吼。

　　那时，我已结识了史沫特莱，一位为人民的权利不屈不挠而进行斗争的人。她事先通知我到南京路南中国国货公司附近等待。突然大批的反对不抵抗政策，呼吁民族团结的传单从楼上雪花般地飘泻下来。公共租界的警察(膀大腰圆的爱尔兰人)急匆匆爬到楼上屋顶平台，却未见人影。警察尴尬之余，看到街上有个学生挥动着一把扫帚，就以威胁“警察人身安全”为借口，向空中放了几枪，逮捕了好几个学生，驱散了群众。但是，示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广大民众已经警觉了!

　　上海的学生运动同其它城市一样，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表达全国人民愿望，反对侵略的新形式层出不穷。一次，在南套(上海外国租界以南的中国居民区)召集了一次示威。那时，国民党当局不仅明令禁止上街游行，还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订了一套利落的合作制度。每次抓到中国示威者，立即转交。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示威就需要严密的组织工作和纪律性。人们先三三两两，装作散步，逛大街，外出办事等悄悄向集合地点汇拢。约定信号一发，便突然集合起来。不断壮大的队伍霎时如蛟龙般出现在大街上。待警察醒悟过来，已无计可施。于是示威者高唱着激动人心的战歌，胜利前进。

　　《义勇军进行曲》等呼吁人们“起来”的不少歌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年代里产生的。示威学生为了表明他们视警察为自己的同胞而不是敌人，还不断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以唤起警察的爱国心，为着国家的存亡同他们共同战斗。

　　有一个警察不为此情此景而感动，反而拉起枪就要向示威群众开火。我恰好正站在他的身后，急不可奈地要想出办法阻止他开枪，幸亏他的枪卡壳了。学生们趁机将他嘲笑一番，又继续前进了。然而我却突然意识到，我，做为一个外国人，虽身临险境，却根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警察即使开枪也不会伤着我。不论“骚乱”有多么严重，仅凭我的肤色，就足以在我周围筑起一座“安全岛”。

　　在存有治外法权的时代，一艘艘外国炮舰停泊在外滩附近的水面上。外国人显然同中国人分处两个世界。这种特殊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

　　镇压愈强，国民党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鸿沟愈深。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学生组织了到南京“请愿”活动。“请愿”路线全部选在农村，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使他们都认识到做“亡国奴”的危险，看透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的反动政策。史沫特莱再次要我到上海郊区寻找学生组织。出乎意料，我真的找到了!他们正在一所学校，或是寺院里集会。我假称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并说明我同情他们的行动，便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参加了这次集会。这样，我才认识了许锡瓒。

　　“请愿”队伍只走到苏州，就被迫停止了。警察把学生用绳子捆绑起来，塞进火车全部押回了上海。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此时，正是日本进攻上海四周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对每个爱国者有深刻含意的警告?

　　不久，全国救国会成立了。由史沫特莱发起，我们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收集有关抗战运动进展的消息。我们买了一台小型油印机，安置在四层楼我的单间寓室里。马海德大夫，汉斯·希伯(Hans Shippe他后来牺牲在新四军前沿阵地上，安葬在山东省临沂。)，他的夫人和我一共四个人成为“印刷工人”。印好的消息，由史沫特莱寄给西方的进步人士，学生组织等等。我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全国救国会的两名成员;一位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另一位是银行家章乃器先生。不过时过不久，我们的油印材料就被两位美国人办的杂志代替了。这两位美国人是曼克斯·克雷尼奇(Max Grani-ch)和夫人格雷丝(Grace)，来到上海创办了半月刊《中国呼声》。创刊号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杂志扉页上的《中国呼声》四个字虽然用汉语拼音和汉字印出，但是初期稿件全部用英文写成。《中国呼声》，为了让这个杂志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呼声”，专门雇用了一名专职翻译处理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新闻报道，其中来自东北失地的消息总是优先处理。

　　该杂志第一期的扉页上刊登了一张“三八”妇女节上海举行示威的照片。这次游行也有不少男人参加。第二页新闻栏内配合照片发表了详细报道：“由五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于午后一时自北四川路开始，穿过公共租界，在中国居民区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通过法租界时，出现小规模冲突，八名示威者受伤。”报导还说明，“示威者不顾紧急状态法。始终高呼反对侵略者的口号并把几千份传单散发到赞助的围观者手中。”

　　同一期还发表了巴金的小说《狗》，描绘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所受到的奇耻大辱。以后各期特稿栏内连续发表了著名作家鲁迅、茅盾、夏衍等人的小说和文章。书评栏内经常评论、介绍外国人写的对中国人民进行斗争有帮助的书籍。杂志每期都按时出版，从不拖延。但是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编辑部发表一篇启示，说明由于抗战已正式全面开始数月，已不可能继续以上海为新闻基地报道这场战争。至此，《中国呼声》完成了它的使命。

　　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今天，重温该刊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的一篇鲁迅先生访问记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这篇访问记说明了鲁迅先生对待青年人的积极态度。他说：“青年学生是最敏感的战士，是解放半殖民地国家斗争中最重要的前哨兵。”其次，鲁迅还提及到肖军著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一个笔名狄克的人对这本小说的批判。鲁迅认为象《八月的乡村》这类描写敌占区形势的小说出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而狄克先生(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张春桥!)却将这部作品说得一无是处。

　　这篇鲁迅先生访问记发表几天以后，在上海北站附近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当时我也在场。学生原准备抢占一列火车到南京去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不再拖延，开始抗战。这次行动使铁路运输中断数小时，但是学生最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还记得那时就已从事政治工作的著名律师史良，在现场对集合在周围的群众发表了演说。面当公共租界警察的红色囚车开至车站广场铁丝网外面的时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突然变成“打倒帝国主义!”不过租界警察那群愚蠢的畜生是否觉察到这个变化，就不得而知了。

　　当事态发展表明，学生不可能乘火车去南京的时候，在场的学生和群众有组织地排成队伍，走出车站广场，向西出发示威游行。我记得当时李公朴的儿子，仅十岁左右，也在游行队伍前后跑来跑去。我估计他也许在排头了解到游行的目的地，就问他，“我们这是到哪去呀?”他虽然也不知道，但是他说，“我们向前，永远向前。”和他的年龄比，这是多么好的回答呀!

　　随着学生运动浪潮的高涨，我曾一度变成了个“信箱”。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第一位夫人自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北平将学生运动的材料寄到上海我的住处，由我转交给《中国呼声》杂志。在那样的岁月里，外国人还是有一定的活动余地给进步的政治力量一点小小的帮助。

　　在上海的最初几年里，另外一件我不会忘记的活动，就是中国男青年基督教会在南套西门娱乐场组织的一次歌咏活动。指挥这次歌咏活动的是刘良模同志，一个努力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人。《中国呼声》在报道这次活动时说：“共有一百多名警察赶到现场，他们还公开扬言要捉拿带头的人。但是参加者的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决心以及领导者的勇敢使集会比较顺利地结束，而没有招致什么严重后果。”

　　不过这次歌咏活动，临近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当时的空气紧张起来。开始的时候，有几个警察没带任何武器，也要了曲谱参加歌唱。但是快要结束时，突然涌进一批武装警察。基督教男青年会的一名外国秘书(自然，比起中国人来，权威大得多!)立即催促刘良模结束集会，并用他的车将刘送回家。可是，学生们却不免有些担心。不知刘良模是真的被送回家了，还是中了计被投入了监狱。学生们就让我去打个电话问一下。法租界的大门只开了一条缝，门后又站着法国警察看守。我走到警察跟前，竭力装出一副很傲慢的样子用法语让他们带我到公用电话亭去打个电话。我的法语和那副傲慢的架子，把他们唬住了。一名法国警察很客气地将我带到电话亭旁，还替我付了电话费!我问清了刘良模的下落后，就回到还在等我的学生中间，站在椅子上高声地向大家宣布刘已经安全回家啦!这下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然后，便分头回家了。一路上胜利的歌声此起彼伏。这次与我同行的有一位年轻的外国女友。见到这一切，她为群众的组织纪律性和献身精神而赞叹不已。

　　对我来讲，在上海的那几年里，是我向那些在政治上和对中国国情方面的了解比我老练、熟悉的朋友们学习的阶段。这一段的经历为我其后多少年的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夏，我有机会到了成都边教书边做秘书工作。上海的朋友们转告当地的党组织，我是他们的同情者。所以，即使在教书之余，我还始终与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消说这些学生的核心人物自然都是共产党员。现任《人民日报》主编的胡绩伟同志，当年就是做报纸工作的。他无论在国际问题上还是中国问题上都是一个博学的顾问。

　　同外国学生的交往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世界学生代表团(三男一女)来成都访问。在我家与这个代表团会晤，成都的学生们已经感到习惯成自然了。那次谈话进行了很久，结束时，城门已经关了。几位从城内赶来的学生代表只好在城外过夜。我们只好把我的住处(同我共用一套房子的是一位未婚的英国女人)变成临时招待所。地板、桌椅都成了床铺。华西大学的教会组织为此大发雷霆。尽管学生们只在这睡了一夜，教会为此而对我进行了谴责。

　　战争的余波直到国民党政府迁至长江上游的重庆，武汉我们还设法将幻灯放映机和各种幻灯片子送到了延安。

　　抗战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大幅度削减了拨给美国新闻处的资金，我们影闻宣传处随即被迫撤销。同年十一月底，我们许多人离开了重庆。乘战后长江航运恢复后第一艘班船自重庆顺水而下又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见到一件事情，虽然与学生运动没有直接联系，还是值得在此一提：为抗议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上海电车工人举行了一次大罢工。为了避免因罢工造成交通瘫痪给上海人民群众带来困难，工人们首创了一种崭新的罢工方式。各次电车照常开出，车费却一律不收。那时上海电车行业还控制在外国老板和资本家手中。所以，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外国老板和资本家，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如：通货膨胀、动乱、罢工等等，不少人感到沮丧。难道这就是八年全面抗战后的“和平”景象?对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龚澎同志对我讲：“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他们正在以新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这是前进，不是倒退!”她的一番话使我学会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战后这一历史时期。短短的几年后，中国大陆就从二十几年的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了。

　　一九四九年夏季，我生平第一次访问了当年爆发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北平这个名称也不再使用了)。解放战争已进行到南方和大西南，临近结束了。这种情况下听到一位北京三轮车工人发自肺腑地放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怎能不激动万分?人民终于可以毫无畏惧地吐露他们的真实情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