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武汉学生运动（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2-01 09:41:46

　　一二·九运动前后，我在武汉大学工学院读书，参加过当年武汉的学生运动。

　　一九三四年高中毕业后，我与文立正、秦本立等三个要好的同学上北平升学，向往故都学生的“自由生活”，决心再也不回长沙了。他们都在平津入学，唯独我考入武大而南归。那时华北形势已渐危急。“塘沽协定”(一九三三年五月)签订之后，蒋介石连“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调子也不唱了，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使冀察两省门户洞开。关心时局，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青年学生，自然怀着满腔忧国之情。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武昌高师，一九二八年秋改为国立武汉大学。胡适、蒋梦麟等投靠蒋介石政权之后，学校班底即《独立评论》派的一些人物，由王世杰任校长。校址原在城内东厂口(屠杀共产党员的刑场)高师旧址;三十年代初，在东湖珞珈山修建了宫殿式新校舍，这是一个美国建筑师仿照承德有名的八大处格局设计的。王世杰吹嘘，武大学生所摊费用在全国标准最高。王任教育部长后，由王星拱接任校长。珞珈山湖山秀丽，校舍堂皇，可是空气沉闷，死水一潭。我和新结识的几个湖南同学，晚饭后常散步湖边，议论人生，感慨时局。

　　一二·九运动以前，学校中活跃的是右派学生，而不是左派。国民党的复兴社是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大概就在这一年，武大文法学院的学生中就有了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后来有一个外围组织――动力社，以读书会友相标榜。这些复兴社分子有的可能有“活动费”，于是在人们眼中立即出现这种标志：换一身西装;忙着找爱人。其中有的人功课尚好，甚至在同学中有一定声望，但多数是为混一官半职的中下之流。在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下，三十年代初的武汉，十里洋场，一片荒漠。学校中少数思想左倾的学生，多是“单干户”，只能偷偷读书，赋诗言志;或者组织读书小组，交谈心得。图书馆可以借到英文或日文的马列著作，如《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也有考茨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如陈宽(陈家康，经济系)、吴月缸、刘佛年(哲学教育系)、杨克穆(杨作材，法律系)黄美健等，就参加过这样的小组，他们都是一九二九年考入预科的，当时自称“闭门读禁书”。复兴社分子曾猖狂一时。吴月缸、陈家康都因思想激进，受到复兴社分子的威胁，于一九三三年先后被迫离校，到上海去了。陈的好友外文系的叶君健，只好作“隐士”，除开跟同系好友谢文耀、林守正往来之外，再也不敢在人前谈心了。

　　一九三四年冬，为了打破学校生活的沉寂，我与魏泽同、王前等几个湖南同学作过一次失败的尝试：想成立学生会。那时校中的学生组织，只有大大小小松散的同乡会，以湖南同乡会人数最多。我们是Freshman(新生)，办这类事还得仰仗高年级有“威信”的人。可是我们找到的湖南同乡会负责人，却是复兴社分子许升阶;许读政治系，比我们高两班，是魏、王的中学同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复兴社分子。我们联络了几十人贴出大字报，主张以同乡会为基础，组织全校学生会。学校原有管理学生生活的斋代表(男生宿舍共十六斋，以天地玄黄等为斋名)，后来以斋代表会名义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上，选出许升阶等七人为执行委员。除了复兴社外，学生中还有CC分子、国家主义派等。许升阶遭到上述这些分子尤其是思想进步的同学的反对。反对最力的有许的同班同学谢远达(谢抗战时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他们当然知道许的复兴社身份。反对者联名贴出大字报，说选举不合法，要成立学生会得先起草章程，产生班代表，由班代表会选举负责人。由于临近寒假，我们贴出大字报，说明年再说。学生会成立不起来，我与魏等反被进步同学怀疑为许某一伙。

　　这时的形势同三十年代初已大不相同，一般说，并不很缺乏进步书刊。如《新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杂志和《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青年自学丛书》等小册子很多，天津《益世报》常有较好的社论。左倾学生爱好文艺的多，尤好读鲁迅的书。工学院虽然功课很重，我却爱读课外书。总之，国难当头，苦闷之至。正是“外敌休除除内敌，正书不读谈邪书”;“路从无路走而出，鲁迅文章是我师”。

　　除开读进步书刊，同朋友漫谈之外，最有兴趣的事便是跟文立正通信。文在辅仁大学化学系。我们大体每周一信，无所不谈，当然常议论华北局势。一九三七年五月，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毅然退学，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过有名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鲁南原临城县牺牲。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一传来，同学们议论纷纷，但报纸上的报道很简单。过了几天，我收到立正的长信。他参加了这天的游行，详细描述了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奋战的情景。这封信在同学中传看。当夜，我用大张报纸抄写好，第二天一早贴在文学院门口;还找来一把旧菜刀置于墙沿，另纸书明：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当时文学院兼作学校当局的办公楼，人们来往多经此处。这就如同一锅热水，加了一把猛火，立刻开锅了：同学们更加情绪激昂，商谈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珞珈山远在武昌城外，同三镇学校素无联系，校内又没有统一的学生组织，这时只有各班内部和班级之间的熟人相互串联。工学院有机械、土木二系(一九三六年才有电机系)，同学比较单纯，没有复兴社等类分子。我的同班石秀夫(刘清)、郭佩珊以及土木系的鲍光华等，原是平津来的学生，汤钦训、李升震等原和我中学同班，两系中球员又多(我与石、汤、李等都参加球队)，平时都很合得来，于是两班五六十个同学一起开会，商议行动的办法。魏泽同、周纪发、王前、彭秉朴、刘锡尧(刘西尧)、张仲翥等一批湖南同学和潘乃斌(潘琪)、钱祝华等一批江、浙同学，在文、法、理学院同时活动。在饭厅议论时，张仲翥感情激动，号啕大哭。所有各系的爱国同学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头一件大事便是如何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一致行动，并同山下三镇的各校学生取得联系。

　　为了争取教授和学校当局的同情和支持，我以“工学院民二七级(一九三八级)全体学生”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致全校教授先生书”(这份油印件是王前刻的蜡版，他一直保存着，解放后送给我了，十年浩劫中又得以幸存)。信中谈到当时北平、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等对时局的表态和同情学生的言论，特别引用了陈衡哲的痛语：“横在我们眼前的路有四条：第一，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头上舐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这两条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食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的话路。”信中接着说：“可是事实已明显摆在面前，吴越的故事已成史迹，别人早已做好了铁枷，使你再也不能做那‘生聚教训’的美梦。敌人侵占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而平津，而整个华北。谁能担保不再而武汉，……而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凌迟。”当然，我们这时的认识是很幼稚的，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主力是人民大众，竞这样夸大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现在唯有大学中的人们才是唤醒全国民众的泉源。‘五四’的力量永远光荣地留在历史上。”武大校长王星拱还算是一个尊重蔡元培办学精神的人(校长办公室挂着蔡的大幅照片)。教授和讲师中不乏爱国之士，也有进步的助教。哲学教育系教授范寿康讲辩证唯物论、最受进步同学欢迎。文学院长陈源(陈西滢)、法学院长杨端六、教务长皮宗石等则思想守旧。这封信当时是起了作用的，使许多教授包括王星拱同情学生的行动。

　　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武汉之后，以武昌省立高级中学、华中大学等校为首的进步学生，即开始了串联。武汉公私立中学约六十多所，四十多所集中在武昌。当时各校都没有共产党员，但有少数进步教师和一批爱国学生。华大的爱国学生同基督教信徒间展开争论后，终于立即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发表了救国宣言。武昌省高学生何功伟(何斌)、姚树森等特别活跃，他们分头到汉口的几所女中串联，酝酿游行示威。十二月十二日，在华中大学召开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的会议，有省高、省女师、武昌艺长、博文、省二女中、汉口市一男中、市一女中等四十余校参加，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决议成立武汉学联，责成华大学生自治会函催各校尽快成立学生会。

　　第二天，华大的代表来到武大，希望武大推出代表来领导武汉的学生运动。当年武大是国立大学，华中大学是教会办的，此外，武昌只有一所私立中华大学和艺术、教育、商业等几所专科学校或学院，武大自是大中学校的“当然领袖”。于是只好先召开斋代表会，推选了候选人，然后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选举一个九人临时代表团，来领导全校行动。大会选举的结果，二年级的进步学生只推选了王前和石秀夫;其他都是三四年级的，有许升阶等三个复兴社分子;两位女同学中的张?平是张难先(湖北有名的爱国士绅)的女儿;还有一位是足球队长;另一位有浓厚爱国思想的重要分子李均平(李毅)，是基督教团契的领袖，原武昌博文中学(教会学校)的学生，在武昌基督教徒中很有影响。九人团推选许升阶和李均乎两人代表武大参加武汉学联的领导。

　　十二月十七日，五十三校共一百二十多名代表，正式成立“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宗旨是“唤起同胞，共挽存亡”，推举许升阶为主席，武大、华大、省高、女师、二女中、市一女中、市一男中，博文等十五校为干事，省高的何功伟、市一女中的万国瑞(杨纯)、女师的王义等一批进步学生为学联的常务干事。各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般是品学兼优的高班学生，内多进步分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关系到以后救亡运动的开展。会议正式决定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还通过了一条纪律：各代表必须严守学联决议秘密，不得向外人泄露。

　　十八日，学联在武大召开第二次干事会，讨论学联章程和游行示威等具体事项，决定二十日在三镇同时游行。

　　九人团是名义上的领导，实际上由我们一批进步同学在作各种具体准备。十九日晚，我们有十多个人忙了一个通夜，撕了许多床单，为每个同学做了袖章，又油印传单，书写标语。估计第二天政府必然封江，停止轮渡。鉴于汉口女子中学多，又没有一所专科学校，于是由魏泽同、李?震等二十人，两人一组，先夜渡汉，到汉口各校去联络支援。我们自认为是“大学生”，唯恐中学生行动不力。第二天凌晨，作为第二支援梯队，我与王前、周纪发、汤钦训、张仲翥、潘基?等二十多个同学(内多身强力壮球队队员)，赶到江边，果然轮渡停止了，于是雇一条小木船过了江。一登上江汉关，打开“国立武汉大学”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两面大横幅，高高举起，阔步前进。我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多年郁积之气，喷发出来，止不住泪水满眶。走过江汉路，就同魏泽同等在内的游行大队汇合了。中华大学等校也过来了一部分学生，为口号事曾同我们发生过争执。中华大学是湖北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一所私立大学，他们不敢提激进口号，只同意喊“拥护政府对日交涉”，以及“反对殷汝耕”，“反对华北自治”等。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我们坚持“反对卖国外交”等口号。汉口的中学生都跟着我们一起高呼这些口号，两旁围观市民大为震动。听说日租界早有戒备，队伍没有向日租界前进。沿着长长的中山大道游行之后，到孙中山钢像前广场开了大会。大会之后，各校队伍便分头散去。

　　我们下午四点钟后回到武昌，才知道武昌游行发生了大冲突。武昌有上万学生，是三镇学生的主力、由于轮渡封锁，游行队伍将主管轮渡的建设厅砸了，厅长吓得越后墙逃跑。总指挥许升阶(以及华大的两个代表)临阵脱逃，武大的队伍在李均平、张?平和进步同学李汝俊(理如军)、郭佩珊、刘锡尧、彭秉朴等率领下，同中学同学一起，砸了轮渡码头，围攻建设厅。从汉口过江来的同学在省府大门前找到武大队伍、天黑时队伍才返回珞珈山，但有少数人没有回去。广大的中学生队伍，在何功伟等人的率领下，准备坚持斗争，露宿街头，不达渡江目的，决不休止。学联的代表聚集在黄鹤楼下街口一侧的一个茶馆之类的屋子里，研究对策，杨克穆、汤钦训和我都参加了，一致决定坚持露宿。我于是赶回学校，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动员了石秀夫、李?震、鲍光华等几十人来到汉阳门，同武昌学生一起行动。这天晚上，整个长街和汉阳门一带的人行道上，都挤满了露宿的学生。救亡歌声此伏彼起。隆冬的阵阵江风，并没有使他们疲倦而饥饿的身躯感到寒冷。此情此景感动了许多商家和市民，也包括学生们的家长，他们抬来大批饼干糕点和热茶，慰劳露宿的学生。

　　二十一日早晨，武大同学由李均平、张?平等率领下山，参加向省政府的请愿，全体学生的要求很简单：要过江到汉口游行。教育厅长在省政府里召集各校校长开会，企图动员学生回校。后来只好将请愿代表何功伟等请了进去谈判。代表们坚持：不恢复轮渡，不让过江，同学们就决不回校。一直僵持到下午。外面几千学生等急了，以为代表被扣留，于是一齐冲向省府的大门。守门的卫兵退进门里，关上大门。学生们就扛来大木柱朝大门冲撞。面对此种局面，湖北省政府的代主席只好同意第二天开江，为分散学生力量，分两天过江到汉口游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当时湖北国民党当局旧主席(张群)已离任，而新主席(杨永泰)尚未到任。政学系亲日派杨永泰是蒋介石的亲信。湖北地方势力何成?与CC派勾结，想利用学生“闹事”给杨一点颜色看看。CC派办的《武汉日报》还发表学生运动的新闻。地方派系之间、复兴社与CC派之间也都存在一定矛盾。那些厅长、市长、校长们慑于群众威力，只有答应学生过江的要求。(据许升阶解放后谈到，关于这次游行示威，当时他们复兴社分子也没有得到国民党的何种授意或指示。)杨永泰是十二月底才到任的。

　　二十二日，武昌两千多学生过江到汉口游行，武大全体同学都参加了。这天警察局长蔡孟坚带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为的是怕学生冲日租界，这一行动为我们始料不及，令人脑火。我们少数人曾想将队伍头尾掉换，甩掉这群家伙，未能办到。二十三日，武昌过江的学生更多，游行的规模更大，市长吴国桢，教育厅长程其保等也走在队伍的前头，参加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少部分学生最后冲进了日租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天的游行武大没有参加。

　　游行示威结束之后，武大九人团当然只有宣布“总辞职”。随即由每班举两名代表组成干事会，正式成立“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我与李汝俊、王前等十七人当选为常务干事，王前负责总务股;李汝俊交际股，代表武大参加学联;我管宣传股。接受九人团的教训，我们二年级的同学，这一回当仁不让出来担任领导了。

　　救国会成立之后，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罢课决定。同学们中间对此有过争论，少数终于服从多数。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宣布罢课。罢课之后，纠察股组织了一批同学，带上红布“纠察”袖章，为防止个别同学不服从决定，在文、法、理、工四个学院门口布了岗哨，制止同学入内，教授们也被阻。为防止城内便衣特务、歹徒到学校捣乱，纠察队员还通宵在汽车站站岗，同校警也取得密切联系。学校的校警一直支持我们，每发现来了便衣特务，就及时通知。

　　罢课当然引起学校当局极大震动。学校当局有湖南、安徽两派，教务长皮宗石是湖南人，校长王星拱是安徽人。两派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不全一致，王因而辞职，下山住到汉口德明饭店去了。学生救国会争取王星拱对学运的同情，特组织一部分同学去汉口对王表示慰问、挽留。皮宗石就在这个寒假被迫离校了。我曾代表学生救国会到范寿康家，请他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范表示很大同情，也谈到学校内部情况的复杂。教授们虽然没能全部动员起来，但在助教和职员们中，对同学有同盟声援的反映，他们在二十四日开过一个会，以“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的名义，致电南京，要求“中央严令各地军警当局，不得摧残学生爱国运动”。

　　北平学联为推动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特派清华学生刘毓珩(陈其五)和燕京学生朱南华来到武汉。他们到武大后，由我负责接待，请他们作了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示威情况和此次学生运动意义的报告。我还陪同他们到省高、省一中、汉口市一女中和汉阳训女中学等五六个学校作了报告。这对武汉学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罢课之后，学生救国会组织同学早晨上军操，组织宣传队到附近乡下宣传，工学院有的同学还学开汽车。有一天午饭后，学生的阅报室(宿舍顶层平台的亭子)中，发现一个外来可疑的人，大家逼问之下，此人只好出示他的“武汉行营”的特务证。于是一阵喊“打坏蛋”，这个家伙慌忙从图书馆后山跑了。为推行战时教育，组织了战时经济、战时国际法规、国防化学、国防文学、救亡教育、中日问题、军事工程、军事无线电学等各种研究会，聘请教授分别担任指导。面对此种形势，到一月上旬，学校宣布提前放假。留校的同学少了，仍坚持作了许多活动。

　　既然负责宣传股，我就决心办一个刊物，定名为《救中国》，一共出了两期。不久前，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找到了第一期。重睹旧物，面对少作，也并无赧颜之感。第一手材料在手，不妨作点介绍，以见当年我们这些初生之犊的思想状况。

　　出版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编辑后记”中说：“在创刊号的酝酿中，种种不忍言说的困难与阻力就在四周爆发了。困难与阻力是预想得到的，但想不到会爆发得如此迅速，本刊之迟迟诞生，原因即在于此。”除开来自学校当局的压力，以及合用的稿件少之外，大概印刷与经费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刊物是十六开本，共二十八页，约三万字。共有长、短文章十五篇，都是进步同学的作品;许多页的补白处摘刊《大众生活》等进步报刊言论。发刊词以“团结、抗斗、救中国”(这句话是套用孙中山弥留时语：“和平、奋斗、救中国”)为题，指出国民党政府“投入东京怀抱的屈让外交已临到山穷水尽。”“政府应痛切觉悟，外力是无可持的，只有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挽救自己的危亡;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手是不会有一刻一秒休息的，只有立刻发动民族解放斗争同强敌作殊死的肉搏。”文中特别批判了“中国没有能力同日本抗战，非先十年生聚不可”的悲观谬论，“日本得寸进尺的亡我政策，告诉我们没有慢慢生聚的机会”。“我们的民族再不能麻痹下去了，再深沉的麻痹就是死亡。医治深沉麻木的唯一良剂是继续不断的最急剧最猛烈的激刺;宇宙间最急剧最猛烈的激刺是什么?是流血，是飞机，是大炮，换言之，是长期的战争。”“我们认为只有立刻对日抗斗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全国一致团结起来立刻对日抗斗才能拯救危亡的中国。”现在看来，我们当时虽然很幼稚，但认识到最根本之点，即必须坚决抗战，而且认识到将迎来一场长期战争。这一期较长篇的评论有：“我们到底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生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论东亚门罗主义”等。有两篇论述罢课的文章。其中一篇“良心话”，大概是工学院一位同学写的。文中说，“我曾经反对罢课”，“也曾怀疑发起罢课的人动机不纯洁”。“可是我们现在受的是什么教育?恐非局外人所能尽知……工学院水利课学的是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的修溶法;自家年年闹水患的黄河应当如何治理是不管的。生物学系学的尽是些自然现象记载之学，稍切实用的遗传学，细菌学等可是没有、纯谈理论的纯粹自然科学，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全部应用技术都是纯粹自然科学的产物。发明新理论应用于实际，这是千百年的大计;危在旦夕的中国如何能够等得到呢?退一万步说，在大学里，每系课程应当理论与实用同时顾到，才是妥当的。试问我们现在转瞬就有做亡国奴危险的时候，谁能够安心坐在教室里读纯粹理论科学呢?所以我们请教育部早将我们的课程改定。”“以后的教育，一定要改革，不然我们应当长此罢课。”这期还刊登了清华、燕京南下两代表的讲演。《北平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刘毓珩写的。《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是我整理的，“编者曾陪他们往三镇各校，听的次数不下五六遍，战遗漏很少”。

　　《救中国》第一期的出版，还消除了我与魏泽同等跟其他进步同学之间的隔阂与怀疑。这期的内容，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观点，我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有两篇文章还特别引人注目。一篇是我写的《胡论学生运动》，驳斥胡适论学生运动的许多错误观点。胡适的文章大概登在《独立评论》或《大公报》。他认为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生游行示威之前，应当先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居然说，“军警那天上午的手忙脚乱是可以原谅的”。他如此厚颜“天真”地谈到自己的经历：“凡大规模的游行，都应该在事前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可以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我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看见纽约市‘妇女参政’的五十万人示威大游行，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看见纽约市‘蓝鹰运动’五十万人大游行均未发生纷扰”。文章说：“我很怀疑胡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在纽约还是在北平?是否感觉心与言矛盾的难过?”“将这两次游行的纷扰之罪加之于学生，那末，‘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胡适认为此等学生运动“有抗议的功用，而不是实际救国的方法”。文章说，“请问：五四和五卅的光荣的民族解放斗争，其效果在历史上难道仅止于‘抗议’?这一次比五四、五卅意义更伟大，情景更壮的空前的北平学生运动，被人轻描淡写地归并于这样的两句话，我们全国青年只有同声一哭了”。“整个民族的灭亡就在眉睫，这一次的全国一致的学生运动同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清楚了事实，我们下了最大的决心，我们不再为花言巧语所动!”“我们的政府不是一声‘抗议’，一回请愿可以觉悟的。过去的事实已经使我们太绝望了。敌人的侵略不是坐在课堂里读几句死书可以抵御的，我们决不愿坐在课堂里让我们的国家灭亡。在民族这样危险万状的时候，知识须同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在实际行动和实践中才有真知识可以求得。”文章最后说：“胡先生是爱护青年的人，并且说过‘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我们现在诚恳地希望胡先生不要再唱‘埋头读书’的高调了，这些话无论怎样好听终于成了废话。我们现在要想知道的是同民族解放斗争实际联系的知识，救亡工作实践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