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武汉学生运动（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2-01 09:52:19

　　面对全国学生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蒋介石着了慌，企图加以软化，于是有所谓“晋京聆训”即“召集学生代表晋京会见”之举。十二月十八日报纸刊登了消息，定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全国各大学学生代表(资格是“平素学行优良”)“聆悉政府方针，贯通各方意见”。一方面“听取青年的意见”，同时“对于国事情况能更深明了”。我们得知学校将选派“聆训”代表后，十二月三十日召开了紧急的全体学生大会，决议不准派代表去南京“聆训”，以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蔑视。为此，魏泽同写了一篇《多此一举》，极力加以挖苦讽刺。文章的开头写道：

　　“四年前(按指九一八事变)，政府受了严重的责难，想要解释，便有‘国难会议’的召集……当时政府看得起的人，只有名流学者;所以被聘去开会的，也只是名流学者。在政府诸公的心中，没有学生，更没有民众，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百姓’。‘国难会议’散了，国难却没有散。四年来大家都笼罩在‘古风’，‘新生’之下，期望着困难的解除，直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现在看得起学生了。“四年前游行被解散，请愿被绑票的，现在却恐怕他们对国事不能‘更深明了’，而想对他们‘掬诚宣告’了”。“交通便利的时代，青年人的意见是顶容易听到的，报纸不准发表，他们就打了电报，发了宣言，如果以为这些东西不足以‘掬诚’地代表青年的意见，那么两三位‘平素学行优良’的学生所说的，难道可以代表全体了?如果以为这些文件不足以‘明白地传达青年意见’，那么两三位‘平素学行优良’的学生所说的，也就很难详细传达了。”

　　武大当局仍出布告让学生投票选举。大多数人都没有参加。少数参加者，有的写上“宋美龄”，有的写“胡蝶”，选举自然没有结果。“聆训”代表后来由学校当局偷偷选派。不久前见到研究黄河问题的专家方宗岱，谈起往事，才知道他曾拒绝过当这种代表(他当时是武大第一个研究生)。学校派去了三个“学行优良”的学生，其中倒没有一个复兴社分子，有两个还是理学院的。我们确切知道这三个人到南京去了之后，便以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名义，在天津《大公报》登了如下一个启事(刊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十八日第二级广告栏)：“查本校同学吴兢云，毛景能、杨志鹏三人违反本会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冒充本校学生代表入京聆训。兹经二月九日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将该三人驱逐出校，特此公告”。抗日战争初期，有次同蒋南翔同志谈起一二·九运动时武汉情况，他提到这个启事当时对平津同学也是个鼓舞。

　　这三个人回校之后，进步同学对他们采取了很激烈的措施：将三人的行李从宿舍抛出，并且不准在食堂就餐。当年伙食由学生自办，他们只好去吃商人的包伙。历史竟是如此无情：解放后回到长沙，听说为首的吴兢云(生物系学生，岳阳人)，在抗战时期当过岳阳的汉奸县长。

　　寒假结束开学之后，为了表明罢课是正义行动，学生救国会还领导了反对补考的斗争，学校当局只得宣布取消。

　　武汉公开学联改选后，武大由李汝俊、华大由陈述元作代表，何功伟、姚树森、万国瑞等仍继续担任常务干事。四月初，利用春假，学联组织了一次葛店(离武昌九十里)宣传，有成百的学生参加。在葛店召开了镇民大会，演出抗日救亡文艺节目。当时中学校的进步学生中，有一部分人思想很左，不大懂得斗争策略。在这次宣传活动中提出了反对政府的过左口号，散发了“拥护苏维埃政府”等油印传单。亲日派杨永泰上台之后，严密监视学生的活动，对学生运动逐渐采取镇压政策。学联发动葛店宣传时，国民党派了许多便衣特务跟随。这一类油印传单，正好作为镇压的借口。参加这次宣传的学联主席陈述元，以“外出三宿”不遵守校规为由，被华大开除学籍。四月八日，武汉警备司令部和省教育厅召集武汉各校校长和学联代表开会，指责学联“有共产党操纵，反对本党主义”，宣布解散学联，武大是国立大学，不受湖北省管辖，这次会我们无人参加，事后才知道这一情况。六月间，姚树森一度被捕，何功伟被追离校。暑假期间，女师王曦为首的一批组织读书会的进步学生被捕。我们在珞珈山，这些事件当时都不知道。

　　经过何功伟、姚树森、万国瑞、余梅青等人努力，很快使学联转为秘密状态，成立了“武汉学生救国团”(后来这个秘密团体仍沿称“武汉秘密学联”)。李汝俊和武大另一位同学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成立大会。最初秘密学联的机关设在姚的家中，姚被捕后，就没有固定的机关了。

　　从一二·九运动之后，何功伟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袖。一九三六年六月间，省高校内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为免于被捕，他出走上海，找到同乡革命前辈钱亦石，被介绍到全国学联工作，随后入了党。我同何功伟在武汉时没有直接来往过，直到一九三九年夏，从湖南到重庆南方局开会，才在红岩嘴的招待所遇见他，我们畅谈过几次，这是初会，也是永别。他当时从鄂南到南方局接党的关系，随即被党派到鄂西工作。一九四一年由于叛徒告密，在恩施被捕，十一月英勇就义，时任鄂西特务书记。一九四二年六月，为抗议国民党杀害抗日青年，延安为何斌等同志开过追悼会。之前，我写过一篇纪念何斌的文章，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

　　公开学联解散之后，武大的学生救国会一直合法存在。我们的活动主要是在校内。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全校进步同学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沟通了，某些曾经存在过的不信任也消除了。暑假前不久，由李汝俊、彭秉朴、郭佩珊、魏泽同和我等一部分人，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九一八”公社，李、郭为负责人。

　　这年暑假开始时的头一周，我还留在学校。有一天，一个不相识的同学――谢文耀来找我。他非常随和，湖北口音，瘦小的个子，留着长发，不修边幅，带近视眼镜。他休学一年后，这时刚从上海回校。一二·九运动后学校的情况，他已知大概。来找我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是因文会友。在高中三年级时，我写过一篇小说，题名《走》，虚构一个人力车夫父子的贫困生活，父亲在大革命时打过红旗，很不满社会的压迫不平，结尾暗示愤然投奔红军去了。当年武大办有学术性校刊《珞珈月刊》，刊载教授和学生的文章。一九三四年冬由学生主办过一期“文艺专号”，公开征稿。《走》刊在卷首。我用的笔名，爱好文艺的同学都知道这是一个工学院的Freshman写的。谢文耀休学离校去上海，住在暨南大学当文学教授的哥哥谢文炳家里，原来是想当“兄弟作家”;理想为无情的现实破灭，又因一二·九运动后的形势影响，才又决心回到学校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这个“同好”。我们在一起整整谈了一个礼拜，真是“推心只恨定交迟”。他给我看了他写的反映农村问题的中篇小说《万民伞》，决心将稿本收藏，再不做“作家梦”，而投身到实际斗争中。

　　暑假期间，我与魏泽同、彭秉朴(他已毕业)等参加了长沙的救亡活动。我们同上海回来的进步学生以及长沙的进步小学教师廖申之(廖意林)、唐荣前等，办了四开型《湘流》三日刊。这刊物出版三个多月后，被国民党查封。回到学校之后，我们便积极联合进步同学成立统一的秘密组织。这时万国瑞、朱九思、姚树森、陈尚文、李行夫、王采铭、鲍光宗等一大批进步同学考入武大。得到化学系一位进步助教的帮助，一个星期天，在化学系二楼的大实验室秘密召开成立会。参加的有三、四十人。组织取名为“武大青年救国团”，通过章程。这个秘密团体没有叫“武大学生救国团”，而称“青年”，是由于当时有两位理工学院的助教参加。开成立会的实验室就是由那位化学系姓胡的助教安排的。参加这天会议的成员有以下诸人：李汝俊、谢文耀、林守正、郭佩珊、鲍光华、鲍光宗、周继颐(周颐)、史恒镜、石秀夫、魏泽同、王前、周纪发、李?震、汤钦训、李行夫、刘锡尧、潘乃斌、钱祝华、张是我、姚树森、陈尚文、王采铭、庄惠霖(庄湘)、万国瑞、韦远裕、曹诚一、胡蜀芳、王晓云(最后五位是女同志)和我(我在校名李厚生，其他的人记不起姓名了)。这天推选了谢文耀、郭佩珊、魏泽同担任负责人。

　　这四十个左右成员中的大多数，抗战爆发后即参加了党和革命工作。当然，其中有少数人后来并没有参加革命;或因种种原因脱离了革命队伍。如王前抗战后一直教书，一九六九年去世前，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务主任。林守正在皖南事变时牺牲。鲍光宗已经牺牲。周纪发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在经济上支持我们的活动，抗战初期由我介绍入党，在湖南地下党工作;一九四一年病故。庄湘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去世，时在自然科学院工作。

　　从此，学生救国会的一切活动完全由我们这个秘密组织所掌握。我们这批人多数当选为班代表，在班代表会中占多数，复兴、CC分子总占少数，选出的执委我们自然也占多数。李汝俊、谢文耀、魏泽同、郭佩珊、潘乃斌、刘锡尧等先后担任过主要负责人。学生救国会坚持得比较好的群众活动是歌咏队，每星期五晚上练唱，理学院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总有六七十人(内有十多个女同志)参加。当时全校学生不过六百人左右。机械系同班曾昭正和李行夫两人爱好音乐，一个会教唱，一个有理论知识，唱的都是流行的救亡歌曲。抗战初期在武汉出版销行极广的《大家唱》，就是由他们两人主编的。曾昭正没有被吸收参加秘密团体，但他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汉口有名的饮食馆“老通成”，是他家开的，他父亲还经营大智旅馆。我们进城活动，如有什么秘密接头，也利用过旅馆中他父亲的“经理室”，这是最保险的不会受到查问的可靠之处。

　　最经常的工作还有“壁报”，三大一次，以时事报道评述为主，贴于饭厅外墙，此事主要由我负责。校内活动中，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有一个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转学的新生张公甫，言行颇为嚣张，还传说他带有手抢，引起进步同学很大反感。有一次在合作社的门口，同鲍光华、汤钦训、潘基?等几个人发生口角，鲍的脾气比较暴躁，将张痛打了一顿。因此，复兴社分子联名贴大字报，要求学校惩办打人者。学校当局被迫开除了鲍的学籍。这件事脱离群众，输了理。我们曾组织一批同学向学校当局说情，没能挽回。

　　就在此事发生后不久，校长王星拱找了我与魏泽同等七个人去谈话，说得到省公安局的通知，如果我们的活动过于“越轨”，他无法负责我们的安全。王虽然态度严厉，但措词较委婉。对于这种善意警告，我们当然一笑置之。

　　鲁迅逝世后，举行了全校性的追悼大会。学校不借礼堂，晚上在饭厅开的，用长条饭桌并起来当讲台。由于事先出了海报，有节目，同学到的很涌跃，挤满了饭厅。有悼念仪式，有讲话，有合唱和女同学的独唱，放映了从进步画刊上剪辑的幻灯片。我喜好美术，鲁迅的大幅画像和这些幻灯片，都是我的“创作”。鲁迅逝世后，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骂苏雪林。苏雪林当时是文学院的讲师，胡适的门徒。鲁迅去世后，她在《人世间》发表了一篇诋毁鲁迅的文章，引起进步同学的愤怒，在讲堂上受到质问，还发动一些人写信申斥(苏在抗战爆发后，曾捐献大批金饰，不失为一个爱国者)。二是办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展览是由上海转来的，武汉市内没有可能展出。在汉口《大光报》(这个报纸有张学良的背景，张曾任武汉行营主任，编辑中有东北人)工作的孔罗荪找到我，于是以学生救国会的名义在文学院展览。我们将鲁迅的木刻像挂在大教室的正面墙上正中间。这是一个星期天，许多教授也都来观看。文学院长陈源兴致勃勃地来了，他走进教室，抬头看见鲁迅的像，便慌忙退出。我们觉得很好笑。附带一说，从东厂口时期起，武大的图书馆就将鲁迅的全部著作封存，不让出借。可见现代评论派的人对鲁迅成见之深。

　　一二·九周年纪念时，不顾学校当局的禁令，由学生救国会主持开了纪念大会。学生会负责人作了半年工作总结报告，有许多人讲了话。有一个复兴社分子大讲“读书救国”，立即受到批驳。学生会的主席是一个没有参加我们秘密团体的活跃分子，他不敢出面主持，由魏泽同担任临时主席。为了擅自开礼堂门，学校当局勒令魏等二人休学一年。由于学生救国会的抗议，他们后又复学。

　　西安事变爆发时，“壁报”公布了张、杨二将军的六条要求，这是我们从英文报纸上得知的。复兴、CC分子对此只有光瞪眼。我们有十来人，还到合作社聚餐、喝酒，表示庆祝。后来蒋介石被释放，我们很不理解，见到塔斯社发的消息也不同意张、杨的行动，更不理解。释蒋当夜，有一个经济系一年级的复兴社分子企图找人签名，张贴庆祝海报，姚树森等立即组织反签名，使之未能得逞。其他复兴、CC分子有的也只敢偷偷丢出几挂鞭炮，便连忙将房门掩上，怕公开露面。当时在武大校内，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

　　我的活动主要不在校内，而在秘密学联。李汝俊在九月间就离校了。他经过上海、北平，找到党的联系，回到老家太原去了，没有再返校。作为武大的正式代表，他将秘密学联的领导关系交与我和万国瑞负责。万原来就是秘密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家住在汉口，下山活动很方便。姚树森被捕过，就没再参加学联活动。如前所述，秘密学联由公开学联演变而成，其中骨干多是一二·九运动时最积极的分子，各校的公开代表，经过半年多的实际斗争考验，他们相互间有了一定了解，比较信得过。参加秘密学联的只有二十多个学校，各校成员人数不一，少则几个人，多则十儿二十人，包括武大青年救国团的成员，总共约二百多人;名义叫“学联”，实质如北平的民先队或我们武大的青救团，完全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各中学的校内活动，主要是组织读书会，传阅秘密性的书刊等。各校代表一或二人组成学联的领导机构，每学期开一两次大会，临时有急事也开大会。常务干事不到十个人，分别领导武昌、汉口、汉阳三区。开会地点多是武昌或汉口的教堂，利用假日，也在东湖游船开过会。李均平于一九三六年夏毕业后，与同班刘相尧(刘克)等在武昌建设厅工作。他同教堂的主持神父关系甚好，常由他出面借教堂聚会，我们作为基督教团契的成员，还受神父的招待。李与刘常帮助我们，抗战爆发后，他们即去延安。各校代表参加秘密学联领导的主要成员约一二十人，现在记得起来的有：省一中的陈约珥(王熙真)，省高的何功楷(何功伟的弟弟)、密家藩(密加凡)、孙士祥，育杰的林贤复、胡韦德，二女中的李齐凰(林轩)，懿训女中的范元甄、梁丽琳、郑速燕，武汉女中的许立人(林浩)，以及陈传亨姐妹等。

　　全国学联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上海成立的，华中大学的代表陈述元被学校开除后，到上海代表武汉学联正式参加了全国学联。武大的杨克穆在毕业前夕，也曾到上海参加过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和全国学联的活动。全国学联开成立大会时，通知武汉派代表参加。杨去参加的一个原因，是他能筹到路费，到上海可找到陈家康，有住的地方。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全国学联也派代表到武汉来过，都由我接待。何功伟参加全国学联工作后，我们就经常通信。

　　武汉同上海救亡团体之间的正式联系人是何伟。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在南京被捕之前，经常来往于武汉与上海之间。何伟原名霍恒德，一九三四年在华中大学毕业后，在汉口圣罗以女中教国文。他有两个同班好友;黄心学和成庆生，黄在懿训女中教国文，成任华大附中的校长(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父亲是神父)。他们在教书时，就利用课堂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宣传抗日主张，乃至讲共产党的道理。范元甄、梁丽琳、郑速燕、陈传亨姐妹等，都是他们的学生，受到他们的启蒙教育而积极参加革命的。何伟有一个好朋友转学武大，因此我们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就认识了。参加秘密学联的工作后，我们之间来往更加频繁。他大概是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上海(或天津)入党后，参加了全国救国会的领导工作，随后即以“全救”领导成员的身份同我们联系。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在他的主持下，秘密成立了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过油印的宣言。不过“武汉各救”的组成部分虽说有学生、妇女、文化、职业各界，其实真正有些群众基础的还是秘密学联;妇女救国会是由学联中的女同学组成的;文化界只有黄心学等几个中学教师和《大光报》以及生活书店等处十来个人;此外，邮务工会、救火会和英美烟草公司等有一些进步职员，组成为职业界救国会。这个“武汉各救”的成立会，是在一个英美烟草公司姓孔的职员家中开的，他请了一桌饭。鲁迅逝世后，在邮务工会开过一次追悼会，上述所有的各界成员都参加了。

　　汉口生活书店是我们的联络机关。书店经理顾一凡，思想进步，从常来买书的顾客中，结识了一批进步朋友。一二·九运动以前，何伟、黄心学以及其他几个进步中学教师，同顾一起组织过读书会，后来孙罗荪等也加入了。上面谈到的邮务工会、救火会内一些进步的职业青年，也是由于买书而逐渐同顾熟识的。秘密学联的主要成员也都同书店有密切来往。上海“全救”出版的《救亡情报》等秘密报刊运到书店后，即由我们取来分发给学联成员。书店也是学联分发秘密书刊、通知乃至代转信件的地方。书店设在汉口的书铺街――交通路，我们都是从后门出进，自以为这就算很“秘密”了。这种情况当然早就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注意。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一，顾一凡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在书店搜出成包的学联油印文件，在他身上搜出一份写有人名的名单。我们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通知了所有学联以及其他同书店有来往的人员，再没有出其他事故。当时的《扫荡报》还表过一则“顾一凡谋刺杨主席(杨永泰)”的消息，大概是国民党为杜绝营救而造的谣言。抗战爆发后，顾一凡才出狱。

　　武昌还有一个新生命书店，出售进步书刊，一位姓吴的经理也是进步青年，同我们有联系，给过我们一些帮助，但起的作用不如生活书店大。

　　自从全力从事秘密学联的工作后，常要下山，我几乎很少上课了。这时在校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谢文耀。我设法一人单独住一间房子，谢则占用了一间外文系的公用房间。这两间房子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工作机关”，敲门有暗号，免得有闲人突然闯入。我们三人(加上万国瑞)为学联办了一个油印刊物――《武汉学联》，从写文章，刻蜡版，到印刷装订，几乎没有外人参加。每月出一次，大概出过好几期。常常为此熬夜，颇有点“自我过瘾”的味道，觉得这才象做革命工作。我们这个三人小组迫切感到非找到党的关系不可，认为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这只无舵航船，就只能在大海中漂荡。从我个人来说，为什么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立即成为学校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呢?随后又急于要找党呢?这同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我在长沙念的小学和中学，北伐军到长沙时，是小学童子团员中的积极分子。我的老家是湖南平江，后来常常听到家乡闹红军的情况。有一个很亲近的表哥是一九二八年牺牲的。守寡的母亲喜欢跟孩子谈父亲的故事，知道父亲有两个同乡至交竹雅和六如(方维夏、李六如)是共产党员;六如的两个儿子也是很早被国民党杀害的。因此种种，大革命失败之后，虽然白色恐怖很严重，报纸天天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我不仅一直爱读左翼小说，而且对共产党怀着一种模糊的英雄的憧憬。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就收到一份从美国寄给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八一宣言”，是一种很薄的打字纸打印的。(现在记不清楚这份宣言当时如何利用的，好象翻印过，塞到一些同学的房门缝内。)斯诺写的《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的节译本)从上海传来后，更加催促我们找党的决心了。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在华大附中成庆生处，看到了一期铅印的《长城》，这是当时党的北方局刊物，他说是邮局寄来给何伟的。华大附中是教会学校，这个地址当然比较可靠。我当即断定何伟一定找到了党的关系。随后见到何伟时，我就正式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但他没有肯定的表态。后来知道，抗战爆发后，何伟才介绍武汉的一批人入党。当时他刚加入组织，党可能没有交给他在武汉建党的任务。我们同何功伟的通信也暗示过这个要求。万国瑞同北平的进步同学也有联系。这时，谢文耀认识一位刚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湖北人甘禹民，大革命时，甘到莫斯科学习过。我们到他家去，见到有俄文书刊。我们还没有经验，不知道从反省院出来的人是需要详细了解的。甘的意见是可以先成立一个自发支部，一边建党，一边找党。我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在学联物色对象，同我们认为最可靠的分子陈约珥、林贤复等人，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也有同感，陈约珥又介绍了在张楚中学教书的习东光跟我们认识。甘禹民还找到另外一位从反省院出来的人，一起参加讨论，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天，我们八个人在谢文耀的家里(武昌贡院街三十号)集会，正式成立这个自发党组织，称为武汉临时支部，每人都举手宣誓。誓词和入党表都是甘禹民拟定的。会上选举甘、谢、习三人为支部负责人。后来在延安才知道，陈约珥与习东光、何伟三人当时都有正式党的关系。

　　到底是去上海，还是去北平找党呢?最后决定还是去北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办学生军训，一年级学生于五月初提前放暑假，于是万国瑞于五月初去北平，到北平后很快找到了党的关系。五月中旬，我也来到北平，正式入党。为什么我决心离校呢?这有个人的原因。我的母亲知道我在学校的情况后(这是一位关心我的教授赵师梅间接告知我母亲的)，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搬到珞珈山来住了。我是独生子，她劝我，“你父亲在世也会赞成共产党的”，可是“膝头拗不过大腿”，共产党虽好，杀头太可怕了。母亲经常到我的宿舍来，监视我的行动，加之我根本不上课了，也无法应付考试。我们离开武汉之后，临时支部又发展了密家藩、李齐凰等几个人为党员。

　　由于我们暂时不返校，谢文耀于六月间来到北平。最后，北方局的同志来同我们研究，如何在武汉正式建立党的组织。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几天，谢即回到武汉。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湖北省工委建立之初，除甘禹民等一二人外，临时支部成员都成为正式党员。武大的支部是陶铸同志去建立的，李声簧(平津借读学生)、谢文耀、郭佩珊等为支部的第一任负责人。在延安时，我找钱(瑛)大姐和陶铸同志谈过当年武汉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个临时支部，当时起了党的作用。武汉秘密学联也为抗战初期武汉有名的进步青年团体――武汉青年救国团的建立，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据当时仍在武汉的朱久思同志告诉我，由于抗战已经开始，省工委已经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成立，董必武同志来到了武汉，上海许多文化界人士和大批平津流亡学生也来到武汉。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武汉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国民党当局仍然害怕进步的学生运动，以致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的纪念大会不得不选择在武昌华中大学大操场举行。会前也不能声张。当天下午，各校学生化整为零进入会场，旗帜也都是在将要开会时打开。尽管如此，与会学生非常踊跃，气氛也非常热烈。开会过程中，军警终于包围了会场，关闭了校门，散会时不让出去，怕学生们游行。当时大家向军警反复宣传，僵持了个把小时，才算解决。原来也没有打算游行，由于气愤，汉口各校的学生集体渡江以后，却自动游行起来。队伍到孙中山铜像附近，时已黄昏，国民党特务从阴暗处开了一枪，当场打死汉光中学的一位同学。历史终究是不可逆转的。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同志来到了武汉。一九三八年春，武汉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我来武汉参加过全国学联代表大会。

　　一九三八年六月间，徐州突围后路过武汉时，我同谢文耀欢聚过几天，此后就不通音讯了。抗战期间，谢在新四军五师地区作宣传、新闻工作。日本投降后，他随五师突围到陕南，历尽艰苦。后来随刘邓大军南下，同陈克寒同志一起参加土改。一九四七年在热河时，意外地从新华总社广播的新闻中，读到他写的刘邓大军“如蛟龙入海驰骋江淮河汉之间”的报导，曾兴奋得失眠。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哈尔滨，新华社广播了他在大别山牺牲的消息。当时就想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写成，只作了这样一首绝句：

　　故人又似笑来前，喜读“蛟龙入海”篇。

　　正待中原席卷日，何期万里哭南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