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的片断回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2-01 10:41:29

　　一九三五年六月，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将整个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奉送给日本。从此，在平津，日寇的坦克纵横街衢，军用飞机随意低空飞行，荷枪实弹的日军，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北平的爱国教授和学生不断地遭到各种威胁和迫害。

　　在此严重时刻，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北上抗日了。不久，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十项主张。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史性的长征。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平津的爱国师生，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不久，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救亡运动的序幕。党的《八一宣言》，是“一二·九”运动的伟大动力。

　　《八一宣言》发表后，华北的知识界积极响应，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地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进行传播。我们读到宣言犹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这时，徐冰同志在党的指示下，先后在太原、北平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亡会”、“华北救亡会”和“华北民众救亡同盟”等统一战线组织，努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的高等院校里的一些进步教授如杨秀峰、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寸树声等也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冒着解聘和坐牢的风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革命理论。

　　一九三五年八月问，徐冰同志邀集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其中有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小梅、劳君展、许德珩等，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等同志从天津赶来，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商讨对策。恰巧北大学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同志也为此事来找我们，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大家就各校联系的负责人一节作了分工，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由我负责(以后北大负责联系的增加了马叙伦、尚仲衣教授)，清华大学由张申府负责，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平大法商学院及平大各学院由陈豹隐、程希孟负责，师大由杨秀峰负责，内外联系由邢西萍、张小梅负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意志凝成了一个伟大的力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

　　筹备酝酿的工作进行两三个星期的时候，一天忽有一个叫刘定五(治洲〕的来找我。刘是旧国会议员，当时是宋哲元的最高顾问，因为冯玉祥将军的关系，他和我见过面。这时他来找我，显然是作宋哲元的说客，要我们不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但是，经我与之深谈，他有了转变，我遂趁机要他做宋哲元的工作，劝宋站在人民一边，救亡图存，一致对外。刘愿意去说服。这时全城纷传南京政府已经批准，准备成立新的政治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遴选宋哲元任委员长。大家看得很清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不过表面上做个幌子以遮掩天下人之耳目，而实质上是把冀察两省作了“睦邻”的礼物。十二月八日，党领导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召开各校代表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第二天(十二月九日)举行请愿的决定。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十二月九日那一天，我和劳君展同志以及其他爱国教授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

　　十二月十四日，清华救国会的代表由徐冰同志陪同，约我去清华讲演，劳君展同志陪我一同前往。谁知我们一到清华大礼堂，两派学生就闹了起来，一派学生要我讲演，另一派学生不要我讲演。但我还是照常讲演。我在讲话中，控诉了当局镇压学生的罪行，歌颂了同学们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奋斗精神。同学们的情绪甚为高昂。讲完之后，我和君展由救国会领导人黄诚等同志护送，随即乘车进城。我们回到家里刚一坐下，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电话就来了。君展替我接的电话，蒋梦麟说：刚才得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电话，说你们北大的许教授来我们清华放了一把火，学生们决定要上街游行了。蒋梦麟大有责备之意。君展义正辞严地把他顶了回去。

　　十二月十六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成立的日子，市学联在这一天，举行了全市学生爱国游行总示威。

　　“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学生示威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北平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慰问参加爱国运动的各校同学，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群众的强大威力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反动当局仍然加紧迫害学生运动，仅北平一地被捕的师生就有二百多人，北大教授尚仲衣、清华教授张申府夫妇也在这时被捕。

　　由于反动当局的疯狂镇压，各校的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组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指派来到了天津，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并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重要文件，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少奇同志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在北方局工作的徐冰同志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地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政策，以及在救亡工作中肃清“左”倾关门主义残余的指示，并且组织我们进行讨论。这对于端正我们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认识和进一步广泛开展救亡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北平学联于五月四日发表了争取师生合作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学联检讨了过去处理师生关系上的不当之处，为了推进学生救国运动，展开了进一步团结师长的工作。这个文件反映了学联干部和民先队员政策水平的提高，博得社会广泛的同情。北平学联改组成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从而取得了广大师生的支持。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

　　一九三六年暑假，北大校长蒋梦麟无理地解聘了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三教授。进步学生为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生会要求学校挽留被解聘的教授。我被北大当局解聘后，北乎大学法商学院立即聘我到该院政治系任教，我欣然接受，以示对北大当局的抗议。

　　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绥远，当地军民奋起抵抗，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援绥热潮。在绥战声中，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因主张抗日救国竟被国民党逮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声援绥远抗战和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北平学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举行了大示威。

　　就在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大示威的这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逮捕了蒋介石，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经过周恩来等同志的努力，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时局如此迅速而曲折的变化，北平文化教育界有些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缺乏认识，特别是对释放蒋介石，以及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再转为联蒋抗日，思想上不通。为了团结抗日，徐冰同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在我家以请客吃饭的形式，邀请了各校一些进步人士，由党的领导人、北方局的老高同志(即彭真)出面讲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从而提高了党外人士对党的政策的认识，把大家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同国民党制造的伪学联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一小撮反动学生继续反对抗日活动，压迫进步学生。在一九三七年的“五四”纪念会上，伪学联指使一些人无理取闹，殴打进步同学。北大、北师大的反动教授陶希圣、杨立奎、熊梦飞之流，竟从中鼓动，致使二十多位进步学生受伤。杨秀峰、黄松龄和我，都感到这是文化教育界的耻辱，遂致公开信给陶希圣。但是，反动教授杨立奎，却以“保护礼教”自命，通电声讨黄松龄、张中府和我，攻击我们提倡新启蒙运动(其实，我并未参加新启蒙运动)，是蛊惑青年。这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为虎作伥的丑恶面目，陷于极端孤立，为广大师生所不齿，伪学联的活动也就无声无息地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