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这段日记,大约可以视作其决策采取诉诸国联、而非武装抗日的解决方式的自我解释。
蒋及国民政府的这种决策,势难得到舆论的理解与同情,故自9月24日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开始,要求抗日之学生运动,迅速在南京成风气云涌之势。蒋亦深知安抚情绪激昂的学生,乃极重要之政治课题,故遂有频繁接见学生之举。如9月29日,蒋接见上海请愿学生5000余人,训话1小时余;11月23日,接见杭州请愿学生700余人;11月27日,蒋日记自云:“数日以来,对各地来京之学生接见训话者约二万人,可谓用尽精力以应之。”此等接见规模,可见其耐心程度。
但在耐心接见、劝说返校之外,蒋在日记中,对学生的请愿活动,实则大不以为然,乃至“心甚嫌恶”。在蒋看来,其一,学生请愿活动背后,大都有政治势力操纵,并不单纯,名曰爱国,实乃害国。9月28日,蒋日记写道:“上海学生来请愿者簇队络绎不绝,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人心之浮动好乱,国亡无日矣!”再如11月25日,日记写道:“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惑,来京请愿北上,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胡逆汉民,其亡国之妖孽乎?”
其二,青年学生见识浅陋,盲从幼稚,浮躁取闹,实可痛心。如11月30日,蒋对上海工人代表及北平国民大学生训话后,在日记写道:“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学以尽救国之道则不听,煽以浮躁怠荒则乐从。国无纪律,人不道德,时事纷乱如此,作俑者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也。”再如,12月2日,日记写道:“(学生)无理取闹,殊可矜怜。国事泯棼,教育破产,未知党部所为何事,竟使一般群众皆为邪说所诱惑、反动派所操纵,而与政府为难,此皆余用人不当之疚,而于他人乎何尤!”
12月4日,北平大学生弃“请愿团”之名,组“示威团”至南京。蒋介石日记中愤然写道:“闻其名辄为诧叹,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由此不难窥见,身在内外政治漩涡中的蒋,对学生抗日运动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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