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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23岁的革命先辈贾良图:学生救亡运动"领头羊"
来源:河北日报 张博 翟楠楠 2011年06月21日   2018-09-25 10: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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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山里走出的苦孩子,需要胸怀多少亡国之忧、救国之切,才可以一朝化作海啸山鸣,将自己历练成为洪流中的先锋?

  一个少年老成的“学生头儿”,需要多少机警、智慧,才可以带领50余名手无寸铁的同窗,在千余反动军警的围困中,坚守15个昼夜?

一段明媚壮丽的青春,需要多少勇气、执着,才可以毫无惧色地用自己火热的身躯,抵住敌人冰冷的枪口,成为“为中国而死”的“真的猛士”?
      1932年7月6日凌晨,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遭遇一场血腥屠杀,(简称“保二师”)抗日救亡护校斗争学生领袖贾良图的生命之钟,和他的12位同学一起,在枪声中永远停摆了。

  那一刻,距离他的24岁生日,还有23天……

  贾良图:学生救亡运动的中坚,“红二师”的“领头羊”

  在革命战争年代素有“北方小苏区”之称,被誉为“红二师”的原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保二师”)旧址,就在保定市最繁华的闹市区。

  如今的“保二师”旧址,已是保定第十七中学的西校区,“七·六烈士”纪念碑就矗立其间。

  纪念碑上,13位烈士的第一个,是23岁的贾良图。

  历史的风雨,会冲刷掉许许多多的记忆,也会使一些记忆更加鲜活。

  记者几番周折才从旧书网购得了那本纸张已泛暗黄的《七月的风暴》。只有128页的小薄册子中,承载着“保二师”新制10班学生、教育部原副部长臧伯平饱含悲愤与骄傲的回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剿共”的政策。”

  “‘保二师’学生在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活动。”

  “1932年初,有人诬告‘二师共产党要暴动’,于是,国民党河北省府委员会密令教育厅查封‘保二师’,令学校在4月里放假,并于6月登报开除了以贾良图为首的50多名学生,勒令30多名学生休学,并撤换开明校长张云鹤,让反动分子肖汉三任校长。”

  “贾良图等中共保属特委负责人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开展护校斗争。”

  “然而,这场持续了15天的护校斗争,最终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

  护校斗争中,一直在校外积极募捐援助被包围同学的“保二师”新制十二班学生梁斌,解放后曾任河北省作协主席,作为这段惨烈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曾扼腕痛陈:“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

  梁斌在呕心之作《红旗谱》中,用满怀敬意的笔墨,描写过一个叫作“夏应图”的持重少年:“(老夏)这人成天价不言不语,净爱考虑问题。……第二师范几次学潮斗争的胜利,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

  “夏应图的原型就是我叔叔贾良图。”在山西省阳泉市固庄矿区的家中,82岁高龄的贾润生老人告诉记者,他读过很多遍《红旗谱》,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主要事迹,梁斌笔下的“老夏”与被“保二师”同学尊称为“老良”的贾良图,都“像极了”。

  “《红旗谱》中,涉及‘七六学潮’很多情节几乎就是实录,一些学生甚至用了真名,而贾良图在小说中的名字就是‘夏应图’。”曾对《红旗谱》的历史故事与人物原型做过专门研究的省社科期刊协会原副会长王德彰说。

  梁斌笔下,二师同学每当遇到困难或思想有困惑时,第一反应总是“走,找老夏去”、 “老夏你怎么看”、 “看看老夏有什么办法”……

  “现实中的贾良图就是这样,像一个磁场,把同学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只要有他在,大家心里就踏实,在斗争中就有信心。”王德彰说。

  年轻的贾良图何来这种凝聚力?

  “因为叔叔有着超出自身年龄的成熟与冷静。”贾润生说。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北方,“保二师”学生不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贾良图等人领导学生连续发起学潮斗争,驱逐了国民党派来的梁子青、秦万瑞、张陈卿等三任反动校长。

  “九一八”事变后,贾良图携手同窗,始终战斗在学生抗日运动的最前列。

  1932年,中共河北省委改组中共保属特委,贾良图被任命为秘书长,继而成为护校运动的核心领导者之一。

  “他是‘保二师’学运的‘领头羊’,也就敌人最想除掉的‘眼中钉’。”贾润生说。

  聪明过人的“少白头”

  在《红旗谱》中,学生运动经验丰富的老夏,有句鼓励师弟们的名言:“斗争就象读书,参加一场斗争,就象读一本书。斗争得多了,就有了经验!”

  而现实中的贾良图,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对敌斗争中,从一个大山里走出的苦孩子,成长为一名成熟果敢的学生运动领袖。

  在贾良图的家乡井陉县冶里村,人们为他建起了纪念亭和纪念馆,烈士塑像上鲜艳的红领巾无言诉说着新时代青少年对先烈的敬仰和追思。

  “1926年,17岁的贾良图考入‘保二师’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十里八乡。”年过九旬的贾来顺老人至今仍记得那个聪明过人的“少白头”叔叔。

  “‘保二师’是官费学校,不用交学费,所以当时报考和录取的学生有两个特点:一是来自社会中下层,比较了解熟悉广大人民的苦难;二是知识水平较高,求知欲强。”据保定党史办付惠英介绍,在这样的土壤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幼苗得以茁壮成长。

  在这里,新制七班的贾良图,终于找到了他寻求救国的方向。

  据《保定二师“七·六”护校革命斗争记略》记载,早在1923年,“保二师”师生中就有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4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

  而贾良图也在入学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如潮涌般的学生运动中,逐渐厉练出了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护校运动中,50余名学生被逾千敌军警围困校园。“西面和北面敌人是东北军十四旅的一个营和一个清苑县警卫队;东面护城河上有十四旅的一个骑兵连;另外有保定市公安局的一个侦缉中队穿着便衣密布四周。”臧伯平在《七月的风暴》中,详细记录下了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一群誓不低头的年轻人与反动派斗智斗勇的血色往事。

  当时,已是六年级学生的贾良图,凭借多年积累下的学生运动经验,再一次成为大家的“旗帜”和“智囊”。

  敌人的如意算盘是“用坐困之策,待其粮尽食绝,自然解散,再行缉拿。”于是隔断电线、电话线,看死二师校门,切断了学生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以贾良图为首的护校委员会制定了武装护校的方案,把同学们编了队,“在校内围墙四周,每隔二三十步摆上一张桌子,三人一组站在桌上,手执枪棍,昼夜轮班警戒”,和敌人隔墙对峙。

  但最大的难题是“断粮”。

  臧伯平记得,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以贾良图等为核心的护校委员会很快想出了“争取外援”的办法。

  他们派同学站在学校南墙,用英语向隔壁河北大学保定学联的同学求助。敌人军警听不懂英语,只能干着急。

  到了晚上,学联同学就把一卷一卷大饼抛过南墙。但因为距离较远,有的饼落在墙外。贾良图急中生智,一边让几个学生手拿红缨枪吓住哨兵,一边用绳子把一个小同学拴住送到墙外,拾回了两篮大饼,解了燃眉之急。

  可惜大饼一天就被吃光了。护校委员会又接连策划了两次出校买面粉的行动。

  其中第二次,“大家正在疾首蹙额,无计可施的时候,贾良图忽然想到一个门路。”在臧伯平的回忆里,贾良图的计策十分大胆,那就是找到一个比较同情学生的哨兵,请他将一名谎称母亲生病的学生偷放出学校。这位同学购买到一整车面粉后,扮作商人,雇一辆轿车,装作送货模样从学校门前经过,然后大家瞅准时机开校门“劫车”。

  这条充满智慧、计划周密的妙计,在同学们的默契配合下,真的成功了!“敌人的围困政策、饥饿政策都失败了”,同学们“粮草充足”,为长期斗争做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护校委员会还想尽办法,带领同学们用各种方式宣传这次护校运动的意义,争取群众和舆论支持。

  他们有人每天下午用大喇叭向墙外过往群众讲演,有人编写各种小型传单,或包上小瓦片投到墙外,或捆在小木棍上像箭一样射出去,还在校内竖起四五根大杉木竿子,用铁丝把“争取抗日救国自由”、“反对法西斯教育”等大幅标语挂上去,让四面八方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有人在同学的掩护下,跳出墙外,把标语写到了临街的墙上……
     
       牺牲时,距他23岁生日仅有23天

  同学们机智灵活的斗争,三番五次粉碎了敌人阻谋诡计,反动派又岂能甘心失败?

  据《保定二师“七·六”护校革命斗争记略》记载,在敌人包围二师之后,中共河北省委也曾提醒保属特委注意观望暨南大学和青岛大学两地学潮的动向,一旦敌人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同志们要适时转移。

“到‘七·六’护校运动爆发前,‘保二师’学生中党、团员及进步组织的成员已占学生总数的80%以上,中共保属特委就设在校内。”据保定市党史办付惠英介绍,正因为此时“保二师”的党团组织已成为领导保定广大地区革命运动的核心,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斗争的残酷性前所未有。去还是留?这个问题如石块一样压在贾良图与同学们的心头。

  “第二师范是保定市抗日的堡垒,是学生救亡运动的支点。我们不能叫敌人轻易攻破它。”也许,梁斌在《红旗谱》中,借“老夏”之口道出的这些话,正可以表达出以贾良图为首的护校学生与学校共存亡的那份执着和无畏。

  1932年7月6日凌晨3时,敌人终于露出狰狞面孔。

  “敌人吹起冲锋号,用大挠钩扒开了我们的校墙,步枪和机枪噼噼啪啪、哒哒地一齐向校内开火。我们守卫在北面的西北面的同学冒着枪弹用木棒、红缨枪、大砍刀英勇抵抗,所有其他同学都从睡梦中惊醒,各人抓起武器,奔向自己防守的岗位与敌展开博斗,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撼了大地……”对于那个被同窗鲜血染红的黎明,多年之后,臧伯平仍不忍回望。

  1964年,臧伯平已是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有一次给中文系的师生作报告,有同学让他讲讲以“二师学潮”为题材的《破晓风云》的创作经验,他却慨叹一声:“不说那些了……”而在场的学生,从他表情中看到的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太过深切的悲痛。

  《七月的风暴》中,对于当天的惨烈,臧伯平并没有进行过多的细节铺陈,唯独详细记述了贾良图牺牲时的情景:

  “当敌人用大木头撞开大门,冲进校来,贾良图和王慕桓赶上来阻击,敌人迎面一阵扫射,他们中弹倒地。伪警察局长王中民用手枪指着他们两个说:‘我看你们还逞强不?’

  贾良图怒目横眉,用坚定的声音说:‘你们这些屠杀爱国青年的刽子手不是人,总有一天受到人民的审判和惩罚!我们死也死得光荣!我们的血不会白流!’王中民听了恼羞成怒,扳起驳壳枪的扳机,向贾良图、王慕桓头上连开数枪……”

  一天后进入校内的《大公报》记者,这样描述现场的惨状:“……行到总务股门口,见血殷柱石,共三处。盖军警与学生冲突时,首先受伤学生所流之血。虽经泥土盖掩,然流血过多,痕迹犹存……备觉凄惨。”

  “……贾良图等八同志,当场壮烈牺牲……”

  指尖从“七·六烈士”纪念碑碑文的字里行间拂过,记者仿佛仍能感受到热血的温度,仍可听到那些青春的声音,发出“反对教育法西斯化”、“抗日救国无罪”的呐喊。

  年轻的播火者虽然逝去,但他们播下的火种,总有一天势成燎原。

  1932年7月8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布了《为保定惨案告民众书》,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平津各地大中学生纷纷成立二师学潮后援会;入狱的同学即使身陷囹圄,仍和敌人进行着不懈斗争,出版了秘密刊物《突进周刊》,并连续进行过三次绝食斗争……

  “保二师”校内很快恢复了党组织。

  1936年5月,因“七·六”惨案被国民党关押的最后10名“保二师”同学得到释放。

  “七·七”事变后,“保二师”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越来越多火红的青春足迹,沿着烈士们向往的方向,不断前行着。

  [记者感言]

  牺牲中的永恒

  贾良图23岁,刘玉林22岁,边隆基20岁,马修善19岁,张鲁泉19岁....。站在保定二师“七·六”烈士纪念碑前,记者看到,在13位烈士中,贾良图是最年长的一位。

  触摸冰冷的石碑,仿佛面对那些年轻先行者的诘问:

  你在这样的年龄,面对黑暗统治,明知以卵击石,是否会做同样的抗争?

  你在这样的年龄,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平静生活的矛盾间,你选择沉默还是呐喊?

  你在这样的年龄,可曾考虑过生或死意味着什么?

  ....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的话耳熟能详,然而真正选择起来却并不容易。

  用当时一些人世俗的眼光来看,贾良图他们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他们本可以一心读书,不闻窗外之事;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下,他们可以选择沉默、隐忍;当有同学被开除、逮捕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完全能够远走高飞;当校园被军警封锁、弹尽粮绝时,投降或许可以苟全性命。

  20多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家庭、事业、理想,人生就如空白画卷在他们面前铺开,与荆棘丛生、危机四伏的革命之路相比,平静、安逸的生活显然有着巨大的现实诱惑,但是,13位烈士不言放弃、没有退缩,面对白色恐怖,如“真的猛士”,直面鲜血与牺牲。

  在他们身上,是“进前而勿顾后”的勇气,在“背黑暗而向光明”的激情;

  在他们眼里,无暇顾及个人的名利得失;

  在他们心中,用青春和生命为后人铺就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化成火种,照亮黑暗中前行的人们便是最值得的事。

  我们的民族不乏这样的青年,黑暗中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我们的民族不乏这样的青年,逆境中勇于拼搏、自强不息;

  我们的民族不乏这样的青年,奋斗中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在青春年华结束年轻的生命,在后人的痛惜中他们却拥有了永恒。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记者心中,林则徐的这句诗是对贾良图等13位烈士最好的诠释。

  [人物小传]

  贾良图

  他出生在“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清清冶河伴他度过了幼年时光;

  山山水水没有羁绊住他的脚步,求学于保定二师,从此沿着真理与信仰的方向一路前行;

  在家人眼中,他是孝顺的儿子,热情的弟弟,温厚的丈夫;

  在乡亲们眼中,他是逢考试必得第一的天才,是善良本分的好后生,是全村的骄傲;

  同学们称他“老良”,不只因为他的“少白头”,更因为他成熟干练、学识渊博。

  他宣传马克思主义,从古城保定到家乡井陉,处处留下他的身影和足迹;

  在他的感召下,兄嫂、妻子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后人眼里的他有着太多生的理由:

  大好年华,学识才干样样出众,

  家中老母尚在,正期待着儿孙满堂,

  自己婚后还无子女,天伦之乐未享....

  然而,他却选择了牺牲。

  贾良图,永远23岁的革命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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