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纪实：抗战中的陪都女性（1）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7-12-11 14:41:59

　　“对于我自己的不幸，我一点也没有埋怨母亲。”刘群英说。1938年9月，17岁的她加入逃往四川的难民队伍，带着幼弟和母亲的她花了一年才走到重庆。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够得到一对安徽兄弟的帮助，默许了那个哥哥对女儿的性侵犯。当时还是个女高中生的刘群英在艰难跋涉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又很快在躲避轰炸的逃离中永远失去了他，然而她一生的不幸，还只是个开始。母亲为此一生自责，但刘群英不那么想，“事实上，母亲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对不幸的人要富有同情心，即使在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也总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等等。”

　　当年差点去参军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女高中生，后半生都留在了重庆。刘群英在赈济会委员会的机关小学教过书，抽空时给邻里几个穷困妇女免费上过课。教书的工资是每月三个银元，但由于校领导的克扣，拿到手里的往往只有一半。虽然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斗米，可即使如此，她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校长能够在发薪日的一早把钱给她们，因为如果校长去参加了朋友的宴会，又去打麻将，直到下午很晚才回来，她拿到工资时的这点钱就只够买两升米了。

　　由于婚姻的不幸，刘群英和母亲、幼弟与小女儿一起生活，微薄的工资无法养家，但由于教职在身，她晚上必须隐姓埋名，到没有人认识她的很远的地方帮人洗衣、做清洁，赚点外快。“如果学校所在地区的那些人知道我晚上做的这些事情，我很可能会因有辱教师这个职业而被学校开除。”

　　连年的战争打磨着无数和刘群英一样的普通中国妇女，她们战时最大的努力就是拒绝死亡和保护家人。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Fairfield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李丹柯说，“战争本身并不能赋予妇女力量，使她们变得强大;是反抗侵略、而非战争，使中国妇女获得了力量。”长久以来，谈及战时女性，总难以避免地将她们视为单纯的受害者和被动的受益者，而李丹柯认为，普通妇女在抗战时期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在战时的日常生活，同样是一种非正式的抗日民族主义。但现实是，这部分历史一直以来都被忽视和静音。

　　为了追寻这部分即将被湮没的历史，李丹柯寻访了所有她能找到的抗战时期生活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普通妇女。2001年，李丹柯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重庆黄沙溪一片片破旧不堪的水泥房子前，这里被重庆人视为现代贫民窟。很多房子的门窗都没有了，门牌号也都消失不见，她挨着问路，但这里没人认识“刘群英”。介绍她来的朋友建议她打听下“刘婆婆”，于是奇迹发生了，所有人都自告奋勇地为她带路。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刘群英都在当地一所小学教书，住在贫民窟里的老居民很多都是她的学生。“刘婆婆”在此地很受尊敬，当地居民偶尔有什么困难和麻烦都愿意请她出面调解，而不是求助于警察或居委会，刘群英笑称自己是“乞丐帮主”。然而当这个心胸宽广的老人和李丹柯聊起往事，两个女人不由得一起哭了起来。刘群英对李丹柯说：“如果你早10年来，我都不会和你说这些，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再没有多少年可以活下去，这些故事再不讲，后人永远不会知道。”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李丹柯走访过50多位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重庆的妇女，有些人的记忆已然模糊，但她至少还抓住了一些最后的声音：“我以为把钱放在银行里就能生钱。哪晓得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有时100块钱头天能买十斤米，第二天可能就只能买一斤了。我把几年的工钱全存在银行，希望可以赚点，结果到头来物价飞涨，我几年的工钱最后只能买一碗小面。”(宝淑珍，女佣人，1919年生于重庆)

　　“厂里招工的人还把每个去应聘的女孩子的手翻来覆去地看、摸。手上没有老茧的一个都没录取。长期做事的人手上才会长老茧，不做事的人手上不会有老茧。裕华纱厂只招能吃苦耐劳、能做事的女孩子。”(杨坤慧，工厂女工，1924年生于重庆巴县)“那天晚上，我儿子死在了我的怀里，他才三岁啊。他在日军轰炸警报中出生，又在另一个警报中死去。在他对这个世界短短三年的记忆力，全是空袭警报、往防空洞逃跑、忍饥挨饿。”(崔香玉，医生的太太，1918年生于湖北宜昌)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李丹柯

　　李丹柯，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Fairfield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史、中国妇女教育史、女性环保主义等。

　　问：你做过很多重庆地区经历过抗战的普通妇女的口述史工作，对口述史和妇女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实践，那么你怎么看待口述史与妇女史的关系?

　　答：现在口述史已经比较活跃，但是做女性口述史的还不够多，特别是抗战女性。以前李小江出过一套系列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认为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但即使如此，研究国统区、重庆、大后方普通女性的却几乎没有。

　　其实过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胜利者的历史，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谈到抗战都是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战，但是当时国统区的人民也参与了抗战。不管我们对当时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是什么，蒋介石又是否真心抗战，当时国统区居住的那些百姓，特别是妇女，都积极参与了抗战。我认为妇女的声音非常重要，她们是中华民族人口的一半，而以往的学术著作，包括大众读物通常喜欢集中在精英女性上。中外出了多少本宋美龄的传记，宋氏三姐妹的大传，包括邓颖超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也是被记载了的，而所有这些都是精英女性。

　　我研究完全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性，我采访过的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了，还健在的至少都已八十几岁，只有这个年龄层以上的才有对抗战的记忆，其中健谈的就更少了。我留下的是她们最后的声音，是重庆那一代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普通中国妇女最后的声音。

　　问：你的研究可以说是对许多传统史学观念的对抗。

　　答：对，我想颠覆现有史学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现状(研究)。我们仔细想想，其实中国二十世纪史就是国共纷争史和革命史。妇女的声音本来就少，国统区妇女的基本没有。那些住在国统区的普通妇女并不是因为她们相信国民政府，支持国民党才住在那里，这只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把她们的历史和贡献抹杀掉。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生活非常艰苦，物价飞涨，这些妇女靠她们的智慧把家庭保存下来。如果去查档案资料和统计资料，有很多数据说明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但是这些数据无法告诉我们，战争对普通老百姓真正直接的影响是什么。我采访过的一个当时的女学生告诉我，她因为考大学需要一套便装，就向一位留校的同学借了一丈三尺阴丹士林蓝布，物价飞涨之后，她不得不休学一整年去赚钱来还这一块布。

　　这些故事都是非常珍贵的，统计资料和档案永远不会有这种生动性和直接。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故事也颠覆了很多其他东西。

　　现在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妇女，都是把她们的空间锁定在内外之别，女性就在家庭，而男性是在公共空间。读一下这些抗战时期妇女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的内外之别是完全被颠覆的。抗日战争把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全部破坏掉了，内外的界限早已变得非常模糊。所有这些妇女都跟我讲到她们抗战的时候，从1938年到1943年那一段时间，日常生活很大一部分就是跑防空洞，躲避轰炸。而防空洞是个公共场所，内外界限基本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