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纪实：抗战中的陪都女性（2）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7-12-11 14:50:10

　　这种破坏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当时很多家庭秩序也是完全改变了的。比如有个医生的太太，她的丈夫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医生，不断被调到不同地方，极少回家。这个太太一个人留在重庆照顾公婆和孩子，为了让家人有饭吃，每天出去寻找食物。当时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因为重庆本来人口只有20-30万左右，日军占领南京以后，直逼中国中部，所有人都朝大后方撤退，到抗战末期，重庆人口已经超过100万。

　　对这些妇女来说，保证她们自己和家人的生存是非常大的挑战，她们真的是用尽了各种方法来拒绝死亡。没有家就没有国，这些妇女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抗战时期这些妇女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没有最基本的民族主义怎么空谈慷慨激昂、全民抗战、浴血奋战的民族主义。这是做历史的方法问题。

　　问：时隔多年去做这样的采访和调查，你怎么看待口述史的可信度问题?

　　答：我们总以为文字的东西更可靠，而口述是人的记忆的再创造，但这其实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历史和做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其实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口述资料都是有问题的，都要小心慎重地使用。

　　文字资料也是看谁记载的文字，记载的关于谁的故事。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使用史料。假设我们在十九世纪美国南部一个棉花庄园找到了两本日记，一本是白人庄园主写的，另一本是黑人奴隶写的，写的是关于同时同地同样的事情，你会读到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

　　所以口述史也是一种不完美的表现方式。但对普通妇女而言，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妇女，她们永远不可能有文字记载的史料。那她们不应该有历史吗?她们长久地在历史过程中没有表达空间，所以造成这一部分的历史是长久的空缺，是一种失音、失衡、失真。我们怎么表现她们的历史?只能用口述史来弥补这个遗憾。

　　口述让我们可以重塑当时普通重庆妇女的抗战经历，而这些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启示，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史，了解中国近代史。只有把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口述史两者都包括进去以后，我们才可能比较接近历史最真实的样子。

　　问：因此你也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就是这些妇女并不是被动地参与抗战，相反，她们参加政治的积极度是真实的，不光是真实的，而且她们的积极度甚至高于精英女性。

　　答：对，她们经常被误以为是迫于生计，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反抗暴力和侵略，但是这些讲述会颠覆这种刻板印象。为什么她们会比精英女性更热衷于政治上的反抗呢?是因为她们受的苦难比精英妇女要大很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真的是一种最真实的人性，当然伟人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哲学。

　　问：那么你要如何通过普通妇女的讲述来透视战争?

　　答：即使给战争一个女性的面孔，战争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实际上只有我们认识了人和战争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去避免战争。美国历史学家Parks　M.　Coble指出，在现存的学术研究中，抗日战争的人文维度往往被忽视了。战争的人文维度的主要观点是：战争是人造的，对战争影响最大的是人，受战争伤害最大的也是人，特别是普通人。

　　在以前，比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用一种非常高调的视角去书写。早就有西方学者提出，任何社会在战争时期都需要将其集体的战争记忆神圣化，以此证明人们的流血和牺牲是有价值的。但今天，我们应该避免把战争记忆神圣化。

　　我曾专门写文章谈到官方抗战情绪和民间差异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正义的战争，也是要死人的，而且死的大多是普通百姓。我希望人们能够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战争与国家的关系、战争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女性的关系。因为在中外以前一谈战争，特别是关于战争史，一定是让男孩去参战，然后成为男人来保护妇女儿童，女人都是被划定在受害者、被保护者和弱者的地位上。

　　问：女性对战争的改变，比较突出的是哪些?

　　答：西方有很多著作谈一战、二战中妇女参与的书和文章，都是谈战争对妇女的影响是什么，战争到底改变了哪些方面，特别是对妇女的生活、地位而言。很少有人反向思维过，不光是战争改变了妇女多少，妇女的参与也改变了当时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妇女永远是被视为弱者和受害者，是一种被动的地位而不是主动地位。

　　从普通妇女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抗日战争时期，妇女已经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特别是那些学生，都谈到她们被组织起来去进行抗战募捐、宣传，而且当时基本上都是自发的，是有意识去做的。普通妇女，比如工厂女工、小摊小贩，这些最穷的妇女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与全面抗战的宣传与动员，但她们也对抗战有认识。对当时的全民抗战而言，妇女显然是一支生力军。以前只谈精英妇女有组织的活动，实际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全民抗战的基础。因为战争是非正义的最高暴力形式，如果普通的中国妇女能有意识地用日常生活反抗侵略，那么她们也可以有意识地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力和解放。

　　另外关于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改变，母亲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母性?母性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妈妈能够生孩子，哺育孩子。而抗战的时候她们连最基本生活的都很难保证，很多妈妈生下的孩子很快就死掉了。她们每天要跑空袭，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日机来轰炸重庆以前，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飞机为何物。第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重庆的时候，好多妇女都谈到，很多人都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听到声音都跑出去看热闹，而且站到制高点去看，后来看到飞机往下扔炸弹，炸弹掉到地上开始有杀伤力了她们才知道是危险的。

　　当时精英妇女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很多妇女投身儿童保育的工作，实际上她们也是在重新塑造一种新型的母性和家庭。在儿童保育会，所有的老师不管男女，那些难童都管他们叫妈妈的，男老师也叫妈妈。这非常有趣，说明她们完全颠覆了性别的关系。

　　问：一种精神上的母性，那么她们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什么影响?

　　答：政治也同样有。以前很少有学者研究国民参赞会，觉得那是国民党搞的政治游戏，是做面子工程的。实际上通过国民参赞会，妇女真的能够参与政治。我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谈抗战时期重庆的妇女运动，那些以史良为代表的女参议员，一直都是在致力于制定和通过妇女有关的议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运动发展得非常好，正是因为抗战是非常时期，国民政府需要妇女力量来支持抗战和保卫抗战，所以发展了很多空间，留出了许多机会，妇女利用这些机会和空间，来从事不光是抗战的动员，也用来争取妇女本身的解放。她们把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分别成立了妇女组织及分支机构，仅在重庆，1941年在市政府登记的妇女组织就至少有40家。

　　另外，很多谈抗日战争史的书籍或者文章，都觉得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一个笑话，打的时候多，合的时候几乎没有。我的观点是，妇女界并非如此。当时宋美龄是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长，她的副委员长分别是邓颖超、李德全和史良。邓颖超代表共产党，宋美龄代表国民党，史良代表民主党派，而李德全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所以当时妇女界是真正做到统一战线的，她们超越了政党之分。很多人从来没把女性主义看作是一种很重要的意识形态，但抗战时期的女性主义已经超越了党派之争，是真正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之争之上的。这也是妇女对中国政治、社会非常重要的改变之一。

　　再谈经济部分，现在一般谈抗战时期经济的学术著作都是谈宏观经济，利用统计资料、档案资料来谈当时整个大的经济，以政府行为主导的经济是如何操作运转等等，对于当时中国妇女从事的非正式经济则很少有研究。

　　有个日本学者出了一本书，讲抗战时期重庆的倒卖，当然是用比较批评的角度来写的。因为物价飞涨，那么多外来人口在重庆，抗战八年，生活艰难导致倒卖成风。妇女也是参与倒卖的，有妇女跟我讲，她为了生存听到哪个商店在卖粑粑(一种特色小饼)，就去商店门口排很长的队，买了又去买，买够十个以后就拿去倒卖，从中赚点钱，这种倒卖行为就是一种非正式的经济行为。还有妇女在屋前屋后种庄稼，靠这种非正式的经济行为才保证了绝大部分的普通人能够生存。

　　实际上，一旦妇女们遭到暴力冲突，她们就会创造出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和国家等方面的现实条件，并使它们逐渐演变成一门新知识的基础和源泉。我们过去总是把抗日民族主义神圣化，强调政府、党派的口号和政策，但普通妇女的生活也在奠定民族生存的根基。她们从事的是一种非正式的经济，所参与的也是一种非正式的抗日民主主义。

　　问：所以你要对历史重新思考?

　　答：重新思考二十世纪，重新思考抗日战争史和中国妇女史。很多东西要重新思考，比如什么叫反抗?以前我们谈反抗一定是那种带枪的战士，我在香港演讲的时候专门讲到反思反抗。我们讲抗日战争时主要讲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其实反抗是一个非常社会性别化的题目，似乎只有男性才具有反抗能力，通常都是指带枪的士兵，男性政治家甚至是文学家之类的。我想颠覆这种观点，妇女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常的生活行为也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意识到，妇女们的声音是中国抗日战争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统治精英阶层都没有把妇女的个人记忆纳入主流故事，在我看来，历史记忆的政治与知识构建的政治有很大关联，一旦妇女们的记忆被清除、被静音，那么她们的经历和观点都将从抗日战争知识库以及构建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新知识的过程中被剔除出去。